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贺桂梅：
　　1970年生，曾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主要关注中国现当代小说、当代文化现象及20世纪思想史问题。著有《批评的增长与危机--90年代文学批评研究》（1999）、《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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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的文学、文化及思想状况与五四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一个形成了广泛共识的话题。这种关联不仅体现在80年代开端的时刻，人们关于“新时期”文学/文化的理解与构想当中；也体现在经历80－90年代转折，人们立足于90年代的社会文化现实对80年代的反省当中。“文革”结束，伴随着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调整，文学界也提出了“新时期”文学的概念。这种预期中的文学之所以“新”，在当时实则以否定“文革”文学并重提50－70年代受到批判的各种文艺观念和文艺政策为前提，比如对“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提法的否定、为“黑八论”的平反、“百花文学”以“重放的鲜花”为名的重新出版、周恩来1961年在“新侨会议”上讲话的重新发表并组织学习等。这表明在50－70年代受到批判并处在边缘位置的文学形态和文艺观..详细内容》》
问题意识和历史视野
　　关于40－50年代转折时期的文学研究，大多倾向于强调其中的突变性因素。如何呈现这一文学转折发生的具体历史情境，以及这一过程中蕴涵的复杂文学 / 文化内涵，是我考虑的首要问题。选择5位代表性作家，以个案研究带出文学史的普遍问题，正是出于上述考虑而确定的基本方法论。就“转折”在40-50年代的基本涵义而言，指的是以延安文学作为主要构成的左翼文学/ 文化取得全国性支配地位的过程。现代作家在面..详细内容》》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京味小说
　　 90年代以来，文坛不多的几个核心话题之一，即是关于都市和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但值得思考的是，这种讨论相当集中地聚焦于对上海的考察。这固然因为上海近百年的发展历史，及其与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但这种考察隐晦地将革命（社会主义）历史作为非现代（或阻碍现代化进程）的因素剔除出想象的视野；同时，其所关注的面向主要集中于与西方产生碰撞的层面，而忽视（或无法纳入）中国城市记忆与“..详细内容》》
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资源
　　从90年代后期以来，女性文学研究界频繁地使用“困境”、“危机”这类字眼来形容自身的处境。女性文学批评丧失了90年代前中期那种广受瞩目的冲击力，尤其在关于“个人化写作”的讨论中，“女性文学”被等而下之地视为“身体写作”或“美女文学”，而女性文学批评界却未能对此作出更为有效和有力的回应。在分析造成这种状况时，很多研究者将问题的根源指认为女性文学过度追随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而忽视了..详细内容》》		 文学性：“洞穴”或“飞地”——关于文学“自足性”问题的简略考察
　　“文学性”问题在今天提出很大程度是对于90年代以来文学状况的一种思考。2001年这曾经成为批评界的一个重要话题，起点是《上海文学》第3期发表的李陀的访谈《漫谈“纯文学”》。这篇文章认为，曾经在80年代产生过积极影响的“纯文学”观念在90年代成为关于文学的主流观念，并制约了作家和批评家“拒绝和社会以文学的方式进行互动，更不必说以文学的方式参..详细内容》》
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个人”观念之辨析
　　人道主义话语在80年代常被宽泛地称为一种"思潮"，本文较为详细地描述了这一思潮在80年代的具体展开过程，尤其是其中的三种主要表现形态，即80年代前期以"阶级性"/"人性"作为对偶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80年代中期的"主体论"和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哲学"。侧重分析有着内在一致性的三种形态建构了何种"个人"观念，及其与80年代的新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或隐或显的关联形式。本文主要观点为：人道主义话语在80年..详细内容》》		 “现代”·“当代”与“五四”——新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变迁
　　80年代初期，“新时期”文学曾被许多研究者描述为“五四的复归”。这样一种描述，蕴涵了对新文学不同历史阶段的褒贬，也内在地提出了一种不同于50-70年代的文学评判标准。这一评判标准随着80年代文化和文学的展开得到越来越明晰的表达。80年代中期，“20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整体观”和80年代后期的“重写文学史”活动，则将这一趋势中蕴涵的因素凝结为..详细内容》》
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文人的身份冲突
　　本文以作家丁玲为研究个案，讨论整风运动之后延安新确立的文化体制中蕴涵的问题，具体讨论其中作家的身份政治的冲突。从三个方面展开：从杂文写作以及关于“暴露”与“歌颂”的争论，分析作为批判者的知识分子与《讲话》所规定的作家职能之间的冲突，并进一步讨论《讲话》对作家角色和文学功能的规定所造成的现代作家的主体分裂；从杂文《“三八节”有感..详细内容》》		 “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研究的实践和可能
　　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和知识界对大众文化兴趣的增长，正面讨论和研究大众文化逐渐成为重要话题。本文从研究者在大学语文教育中的一段经验出发，提出知识生产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在回顾90年代知识界对待大众文化的两种代表性方式之后，提出：如要更深入地展开对大众文化的研究，需要对大众社会及其理论脉络作自觉的知识清理，并反省现有的学科机制所赖以建 ..详细内容》》
1990年代的“女性文学”与女作家出版物
　　在90年代中国文坛，“女性文学”及相关讨论是最为醒目的文化现象之一。围绕“女性文学”这一内涵模糊的范畴，勾连起了多种复杂的文化因素。“女性文学”的创作、评价、宣传、出版和阅读消费，成为了90年代最大的“文化场域”之一。作为一种构成因素或结果，则是女作家出版物在文化市场上相对成功的销售和影响。从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前后大量出版的女作家丛书，到1999-2000年因“美女作家”现象引起出版..详细内容》》		 世纪末的自我救赎之路──对1998年“反右”书籍出版的文化分析
　　似乎是从1994年《顾准文集》的出版开始，世纪末的中国图书市场上，出现了一批与知识分子历史人物和历史史料相关的“解禁书籍”，并在1998年形成图书热点和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这首先是伴随着世纪末，人们对历史的习惯性检视和随之产生的“怀旧”感，而形成的回顾历史的文化现象的一部分。在此前的一段时间内，50-70年代的中国历史，尤其是“文革”..详细内容》》
历史沧桑和作家本色——宗璞访谈录
　　著名作家宗璞先生是当代文坛的一棵“常青树”。50年代中期，她就以短篇小说《红豆》引起文坛瞩目；文革结束后，她迎来了自己的创作高潮期，在短时间内发表了《弦上的梦》、《鲁鲁》、《我是谁》、《三生石》等重要作品；80年代中期以来，她开始创作四卷本的长篇《野葫芦引》，迄今已完成两卷《南渡记》和《东藏记》，目前正在写作第三卷《西征记》。如同那一代人，当代中国的沧桑变换深刻地镌刻于宗璞的人生经历之中，她曾这样写道：“我们在抗日战争中度过童年，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时满怀热忱地燃烧了青春，在以后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和无尽无休..详细内容》》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生于70年代，80年代那些声势浩大的文化进军对我而言，仅仅是大时代过去之后才听到的回声。80年代的最后一年，我作为北京大学的第一批军训生，前往河北的一所军事院校接受一年的军校生活。也正是在这种并非我个人的经历中，80年代关上了它曾经开敞的大门。1990年，当我们身着褪掉军衔的军装，傻呼呼而满怀激动地走进燕园时，迎接我们的，更多的是一些以挑剔的神情打量我们的目光。接下来，是我的10年读书生涯。从本科到博士，我逐渐从一个文学爱好者，变成一个专业的文学研究者。这似乎更是与我同龄（或更年轻）的研究者的正常道路：按部就班地接..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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