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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有一比
最近北京有个中学少年写了个长篇爱情小说,在研讨会上,一些严厉得过分的评论家,居然拿《红楼梦》来对他的东西进行相比。
现在,我读到了刘丽朵,以前读到过萧红。于是,就想拿她和她来比一比。
比其实是有理由的,萧红在刘丽朵这个年纪,已经写出了很多好东西;而刘丽朵也表现出了她良好的捕获能力。和平时代让人晚熟,但再和平、再糜烂的时代,也无法阻挡才能的 自发的显露和井喷似的施展。
在刘丽朵面前你要时时检点自己。认识她以后,我经常这样说。倒不是说她是个什么审判家,而是说,她天生具有那种敏锐的观察能力,你的一丝一毫窜跳,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她能面无表情地记录下发生的一切,并对其作了比喻、联想、对照、分拣和归纳,而事件的当事人,可能还喜滋滋地蒙在鼓里。
有人说,这算什么,我也可以。但是,接下来的才能更可怕:她能够用语言来还原,逼迫你细看原来你可能忽略的场景。而你,可能就不行了吧?经常得拿出"没有语言能够形容"来逃避。
悟性是什么?以前我傻呼呼地以为是通过努力学习而勉强领悟某种智慧。但现在我慢慢觉得,其实悟性很简单,就是那种直觉。别人可能很费劲地还找不着方向,而某些人却能一下子就直击要害。当然,刘丽朵也是这"某些人"之一。
作品要成为让人称道的好,让人感觉到"很有力量",首先有要一种道德上的广阔。这点刘丽朵显然无可置疑。她关心的,都是我们应当关心的问题。是这个社会,久久摆不去的,或者新发生的让人无法熟视的问题。她一下子就发现了这些东西很要命,不管是荒谬的,还是美好的;不管是让人心生痛楚的,还是让人疑惑不安的。
从这方面说,她和萧红可有一比。
二、力量稍差
萧红让人震惊的是她的力量。她不但描写了社会最该描写的东西,她的语言不但准确而尖利,而且,有一种让它突现于你面前,让你无法装作没有看见、让你无法不跟她思考、让你无法不再重新审核自己与社会的固执。
这一点,刘丽朵有,但是,相较之下,显得有些稚嫩。
也许不是稚嫩罢,而是方式不同。我不好意思地对她说:你好像戏谑的成分多了一点。
让我更早地认识到这一点的是钱钟书先生。一开始我就不喜欢围城,觉得它只是粗糙的习作。藏在家里给朋友们看看还拿得出手,出版而广为流传,就有失风度了。
到现在益发的不喜欢。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没有权力戏谑。尤其是尖酸刻薄地挖苦。钱钟书是在挖苦,是在卖弄他的知识分子的才能,他不够温柔敦厚,明显缺少一个传统有知识的"儒"身上所必修的那种仁义和宽厚。且不说他的作品是否匆促和率性,就说他提及的那些人物,个个都像小丑。这有什么必要啊?难道他不能理解那些人的困难?难道他要把人写得可笑才叫反映现实?难道这样才是表达自己对统治者、对时局的不满?而他难道不知道,写这小说的时候,当时的时局,又是怎么样的一种混乱和无情?而因为你有了知识,通外国,会古文,可能有了逃脱困苦而吃上"牛奶加鸡子"的早餐,就对你的同胞抱如此的态度?
我把这看作是"知识的残暴之处"。很多人,身上都有知识的残暴。
当然刘丽朵还没有如此的残酷,她也不可能如此。她的关注方向早已暴露了她的仁德。我只是说,也许是少年心性罢,也许是拿笔惯了罢,她难免时时起了戏谑的心。人人都是有戏谑的权利的。只是,也许该采用更加温和的方式。因为有些话,不说也罢,有些话,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正是淡淡的戏谑和轻佻,消解了她的力量。另外一方面,这样也让她的作品没有办法具有本该具有的力量。因为,人一旦涉及戏谑,就会关心到某些本来不该关心的东西,采用某些不该采用的方式。这样,整篇东西,自然就轻飘了。
相比之下,我倒是更愿意读她的随笔,读她那些没有架式的自发之作。而她的小说,不管是小美,还是烈火青春,不管是火车,还是鸟村故事、社会新闻,都有习作之嫌。其实这里头欠缺的只有一点,就是痛苦得还不够深。于是,作品,就显出了力量上的单薄。虽然她的语言仍旧能够让人触目惊心。
三、不该相比
写着写着我又觉得没有必要去比。比啥子嘛?本来就是两个时代的人,才能可能相近,但是时代不同。你总不能老用一种方法痛苦,有人甚至认为这个时代的东西没有必要表现痛苦。虽然,我一向浅薄地认定,作家最重要的品质,就是他必须比他人更擅于把握时代的痛苦,并且用最好的方式替社会传扬出来。否则,作家有什么意义?
说到时代,于是就又想到了纪实与虚构的差别。社会需要作家,其实不是要你来纪实,而是要你来虚构,让你在拿捏现实的基础上,虚构一个比现实更真实的幻境。
这点,萧红做到了,但刘丽朵显然还没有。她的小说中,还有很多的"纪实"。
但这也是为难人家了。一个作家,他的生活经历,是肯定要反映到他的作品中的,否则,他拿什么来编排?萧红的呼兰河传,不也如此?所以,看到刘丽朵里头的大学,看到里头的鸟村,看到齐、鲁和魏,看到摸鱼,看到小偷,看到中关村,看到工地,P大学和Q大学,终究不会傻到"当真"。不过,我边看边问,这么多的真实难道不会拖累了她的虚构?
显然是会的。
再说说她的诗吧。不知道为什么,她的诗,好像是写作时间颠倒了。2003年之后的东西,更像是少作,而2000年到2002年的东西,却像是现在的作品。
为什么?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不过,我当然也能理解。
2003年,她开始在诗里谈很多古怪的,谈上帝,谈智慧,谈痛苦。但是,最好的表达痛苦的方式,是里头一字都不提痛苦和痛苦的相似词。古代的人写诗,早已这样了;刘丽朵写小说时,也做到了,不过,反而在写诗里,开始用一种不可能支撑的方式,去讨论关心不了的问题。
而我喜欢的那些,一个是很中国,二是很现在,三是很刘丽朵。她在写她的心灵纪事。当然,现在的诗也是在写心灵纪事,谁说得清呢?虽然这样的东西,读起来,缺乏作者所盼望的力量。既然如此,倒不如好好地继续以往的操练。
谁让她生来就已经达到了如此高的出发点了呢?对她来说,把东西写得更好,是必需的。
四、自有好处
有些人很有意思,他大量地描写社会现实,可是,他的作品却可能没有任何的现实意义。有些人更有意思,他在作品里费尽心机地编了许多故事,可是,他的作品却称不上是小说。我一向认为小说需要故事来承担,但同时,我又困惑于故事和小说间的区别。
这些对刘丽朵都不是问题。有时候我也在想,年龄对一个人的创作是个问题吗?能够因为一个人年轻,就担心她"社会经验"不够、"生活阅历不足",而指责他的作品缺乏深刻和力度吗?后来想明白了,一个人过了十八岁,多半都已经是成人,横在眼前的世界,固然有纵向的长度的累积,但更重要的,又有横向的繁富的汲取。有些人埋头一辈子,可能是登上了山顶,但你问他一路上的景色,他却可能毫无印象、哑口无言;即使你问他的山顶上看到什么,他可能忙着擦汗,忙着庆祝所谓的成功,而对身边的风光冷漠不顾。作家不应当是这样的人,他每走一步都能让周围大量的现实争相涌入。现实好像跟他有个良好的约定,现实对对它们有感觉的人怀着良好的感恩,它们喜欢那些把它们当回事的人,而刘丽朵肯定是这样的人了。
有些贪婪的人--或者就是才气不足的人,觉得占有海量的信息还是不够,人生过了八十岁还是觉得短,胆颤心惊地辩解说因为"材料不足"所以写得不好。但信息的有效是很重要的,作家就是在有限的观察和无限的丰富间自由来往。哎,这大概才是刘丽朵让人看好的理由吧。
她的小说表现出了诸多良好的品质,比如敏感、直捷、痛苦、简单分明,对现实有深切的关心,对人与人间的危机与关怀颇有体会。但是,有时候我想在想,有了这么些品质的作品,是不是就够了呢?也许,还应该在方向上扭一扭,比如,更正派一些,更严肃一些。因为人们对于一个大作家的欺盼,首要考察的是他们的道德上的广度和深度。
哎,刘丽朵就是刘丽朵,她自成一格,我们又何必如何要求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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