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话】
本期由主流期刊推出的重要长篇有两个：余华的《兄弟》（下半部的上半篇，《收获》）和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当代》）。《兄弟》上半部推出后，批评界曾一片尴尬，到下半部现身，已是嘘声四起。人们需要讨论的不仅是《兄弟》为什么这样差？更是余华为什么这样令人失望？作为“中国当代最优秀的纯文学作家”，其“十年磨一剑”的作品竟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畅销书，“先锋余华”如何丧失了其独特的艺术品质而顺流而下？这样的退化不仅出现在余华一人身上，而是暴露了相当一批“著名作家”的写作姿态、写作状态和写作能力，由此构成的“余华现象”值得更深更广的反思。
严歌苓的写作向以尖锐的女性体验和锐利的语言风格著称，她去年发表在《上海文学》第3期上的中篇《吴川是个黄女孩》将女性的飘零感和游子的漂泊感融为一体，演绎得荡气回肠，是本论坛力推的“2005年压卷之作”。《第九个寡妇》仍然写女性，但是作者显然志不仅于此，而是希望借助抒张女性的“自然本性”来翻转“不自然”的历史——只认人伦亲情、毫无“政治觉悟”的王葡萄在土改时，将被枪决（侥幸未死）的“恶霸地主”公爹藏于地窖二十多年，直到“改革开放”才重见天日，由此翻转了《白毛女》的故事，王葡萄以其“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守住了人生的“常”。进行如此巨大的历史翻转需要作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具有深厚的功力和独立的思考，其依恃的意识形态至少在文本世界里应具有说服力，严歌苓在这方面表现得力不从心。整个故事就靠王葡萄“天性生蛮”的“一根筋”来推动，显得任性而执拗。比起严歌苓笔下的那些在大千世界里辗转挣扎的复杂女性，王葡萄这个“天生地母”般的人物像是从理念里催生出来的，即使有一些鲜活的女性经验填充也如玩偶身上的衣服，其纯之又纯的形象和一往直前的姿态其实很像当年芭蕾舞台上的白毛女和吴琼花。或许是迫于文学评论乃至文学史的无形压力，近来几位以写女性经验著称的女作家纷纷从“小叙述”走向“大历史”（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收获》2005年第6期；铁凝的《笨花》，《当代》2006年第1期）。然而写大历史就能出大境界吗？当年张爱玲就有过不成功的尝试。今天奠定张爱玲文学史地位的并不是《赤地之恋》那样的“大历史”，而是《倾城之恋》那样的地地道道的“小女人”的故事。
“底层写作”依然是“主流期刊”的“主流叙述”。《人民文学》第3期又在头条位置发表了罗伟章的《变脸》（中篇）。罗伟章以带有个人真切体验的《我们的成长》在文坛崭露头角，凭以情动人的《大嫂谣》广为人知。这些作品虽带有许多新作家都难免的简单、青涩的毛病，但其真切的体验和朴素的态度仍能打动读者。然而，正如人们所担忧的，随着罗伟章迅速成为“底层写作”的“主力作家”，他的“脸”也很快变了。《变脸》中人物的调门高了，血肉却少了，越来越具有表演性质，文字也愈加粗糙，甚至像个写作提纲。罗伟章的变化再次显示了当前“底层写作”普遍存在的问题趋向，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作家缺乏有效的意识形态资源和充足的艺术准备。比如，许多作家试图呈现阶级/阶层差异，但对近年来重新被现实激活、被知识界反思、继承的左翼思想缺乏基本了解或根本拒斥，于是，“阶级/阶层对立”变成简单的“城乡对立”、“善恶对立”，或者一些胡乱的苦大仇深；许多作家关注作为弱者的“个人”，但缺乏坚定的人道主义立场和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于是，对个人苦难的关注既深不下去又升不起来，一旦个人经验用完，就变成了比酷比惨的“苦情戏”。另外，作家们的写实功底普遍不过关，人物很难立得起来，与此同时又普遍存在着急功冒进的浮躁心态，往往写实还没写好，就一味“超写实”，刚一成名就批量生产。当然，这和我们目前当代文学的评价体系和发表体制存在的问题有直接关系。“底层写作”要想在文学的路上走得更长更远，就必须正视这些问题。
本期还有一些艺术上颇精致或精巧的小说。滕肖澜的《蓝宝石戒指》（中篇，《人民文学》第4期）写两个小女人之间的小心机，一笔一划，细致入微。近年来，《人民文学》在重推反应社会重大问题的“底层文学”的同时，一直着力经营这些“小制作”。前者水准时起时落，每有力不从心之感；后者生活资源和作者资源都相当充足，且质量稳定，成为吸引读者的“当家菜”。或许这些反应“人生安稳一面”的“小制作”倒是暗中接通了时代真正的“主旋律”，以此观之，“国刊”的重心暗转颇耐人寻味。石舒清的作品每一篇都不令人失望，本论坛已经连续推荐了几篇，如《果院》、《黄昏》，和这几篇相比，这篇《父亲讲的故事》（短篇，《上海文学》第4期）更好，尤其是方言的运用，特别熨帖。刘庆邦的《穿堂风》（短篇，《人民文学》第4期）将人生的孤寒贯彻到底，又不失温情，是不出所料的好作品。温亚军《成人礼》（短篇，《大家》第2期）也是韵味醇厚的小品，钟求是的《远离天堂的日子》（中篇，《十月》第2期）则有着作者惯常的紧张中的严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松的中篇《双驴记》（《收获》第2期），小说“将叙述进行到底”，终于在接近底线的时候，叙述冲出了故事，抵达了意义。王松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后文革”故事，风格一直嫌散，这次终于“写出来了”。两位老作家重出江湖令人惊喜，冯骥才的《抬头老婆低头汉》（短篇，《上海文学》第4期）是当年成名作《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的姊妹篇，二十余年过后，笔调依然，只是更见分寸火候；白桦的边地传奇《蓝铃姑娘》，以梅里美的笔调讲述一个卡门式的故事，这样情绪盎然的浪漫传奇在当代创作中颇为少见。此外，“80后”作家王唯径的《狼来了》（短篇，《青年文学》第3期）没有追逐时尚的青春经验，将乡土记忆进行了现代主义的结构改造，也值得一看。
看《人民文学》
赵 晖
对于关注《人民文学》的读者而言，罗伟章已经不再陌生了，自《我们的成长》（2004年第7期）、《大嫂谣》（2005年第11期），到本期的《变脸》（2006年第3期，中篇），我们一点点看着罗伟章“成长”，感觉他的目光越来越朝向“底层”，表情越来越凝重、沉痛——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成长》中他那种虽不乏青涩却真挚动人的情感却日渐稀薄了。此次，《变脸》又是编辑重点推出的头条，小说将视角定位在一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生存在夹缝里的小包工头陈太学身上，他一面卑躬屈膝地讨好建设局项目部经理，努力将小包工头的位置坐稳、坐好、坐大；一面又为了自己的私利开始步步盘剥手下的农民兄弟——他的“变脸”既体现在这两种身份之间，又体现在他对待农民工日趋苛刻的态度上。《大嫂谣》中侧写的小包工头（胡贵）在《变脸》中跃为主角，陈太学无疑是胡贵的另一种活法，《变脸》不惜剔其血肉，将这种活法一味放大，声泪俱下地把陈太学“变脸”的难处指给我们看，叙述不断地被诸如“你看这儿”、“你再看那儿”的手势粗暴而振振有词地打断。作者似乎对陈太学那种“实在熬不住了”的想法感同身受，生怕我们不理解他的“为难”，他的“理想”、他的“耻辱”、“后悔”与自我“怜悯”，甚至不惜将这些词一一写出。我们开始还替陈太学心疼了一把，后来就只顾得上看作者自己的表演了——他一面忙于指点我们阅读，一面委实哭得太凶，不得已，最后我们只好将同情心都给了罗伟章而不是陈太学。罗伟章把《变脸》做成了力气活，握笔虽狠，落笔却糙而乱，简直让人疑心是尚未周全的写作提纲。
自《我们的成长》以来，罗伟章的“脸”变得着实有点快了：在自身的好处还没来得及展开、技术上的粗疏还没来得及进一步打磨之时，他就迫不及待地转向了极具热点效应的“底层叙述”；殊不知，底层文学的好，必须立足于它“文学性”的好，而非底层题材的天然优势。当人物牺牲给概念，小说的看点何在？不顾忌自己的“分寸”，就兴冲冲地一头扎进热火朝天的“底层建设”中，罗伟章这种一心拔高作品思想价值的“成长”，令人顿生“揠苗助长”之憾。
《裸云两朵》（何大草 短篇）以文革中的音乐学院为背景，由那个时代屡见不鲜的青年学生为一己之私对恩师（兼情人）忘“情”负义的故事和一个少女为母复仇的故事叠合而就，主要的情节都围绕“音乐”生成。小说塑造了一个令人过目难忘的人物形象印尼华人音乐教师苏娘，由于苏娘与众不同的张扬为人，许多叙述都仿佛沾染上了她热辣不安又华贵娇憨的气息；她捡来的小女儿桑桑执拗的性格和难以琢磨的行为方式也让人充满期待；相形之下，学生赵小青的形象多少有些单薄。这篇小说笔调独特，气韵迷人，故事每每峰回路转，埋藏的细节处处呼应，结局虽有几分临摹当年先锋派叙述圈套的影子，也还不至让人失望——《裸》让我们看到了小说对技术的尊重，但同时也让我们看见了技术内部衔接、递转的痕迹：工于细部而略欠浑圆。小说还是写得急了一点，仿佛把一个中篇的内容硬压到了一个短篇之中，有的地方带之草草，未及延展；或者反过来说，作为一个短篇小说，它还有自己可以割爱之处。
【插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人性、爱情、心理三合一小说。充分显示了何大草驾驭短篇的才能。是一个很煽情的故事，但在艺术上非常精致，基本上挑不出毛病。不像以前他靠语言的幽暗神秘气质来支撑故事，这一次是以细节的把握和营造来推动的。一开始觉得有些老套，大讲爱情，到“文革”批斗又让人怀疑是一个历史的控诉，赵小青的“变节”揭示人性之恶，也是老套，但到桑桑以噪音报复仇人，就有些心理小说的味道了，特别是桑桑失踪后又重现阁楼那夜的描绘，十分精致、细腻，力度步步加大，毫不松懈，节奏感把握得很好——至此，原来桑桑画赵小青耳朵的细节就派上了用场。音乐元素的作用在这个小说被推向极致。更为令人赞叹的是，主人公的转换也来得很妙，一开始是苏娘，后是赵小青，最后的真正主人公却是桑桑，手法有点像希区柯克的《精神病患者》；而在行文的气质上，又有点像爱伦•坡。——师力斌
《深夜的冬青》（短篇）属“慢热型”的小说，虽秉承了方格子一贯的行文疏散和小细节的动情，但意识的流动未脱呆板，叙述上的整合也不够有力，内容薄而情味淡。蔡东的《嘿，天堂》（中篇）试图表现年青人面对感情的疼痛与无力，语言和心情一样漂泊无依，故作成熟慨叹的叙述缺乏基本的节制甚或提炼，文字滑于表面，惟稚气露出的地方有几分切肤的灼伤在。
第3期的《人民文学》有得有失，第4期的整体水平却大幅上扬，作品不拘冷暖浓淡，多可圈点，颇有春日之盛。
滕肖澜的《蓝宝石戒指》（中篇）乍一看并非光彩夺目，味道却都浸在小说的“举手投足”间，像一个难言出众却十分耐看的女子，它的好处有点渐入人心的味道。故事在两个年龄处境迥异的女人之间展开，一个不失风韵、事业有成，却为老公的婚外情所困；一个年轻质朴、夫妻恩爱，日子却有几分拮据。二人从相识到相交，先是互存羡慕，各有庆幸；复而相互嫉妒，挣扎不出，以致不惜夸饰自己的所有来贬踏对方的痛处——其间，影影绰绰让人想见张派人物的颦蹙，只是与张派人物的老辣相比，这两个女人却处处显出小家碧玉的局促——小说每一步都迈得“小”而谨慎，作者也以小心翼翼的笔致将两个本性纯良的女人的潜意识一点点地挖了出来。两人相持时有种互相被激发的决绝，这种决绝却总是带有一种当事人并不自知、无法控制的冲动，她们脱口而出的言语常让书里书外的人均有愕然，好在这“愕然”却有顺理成章的情感逻辑托底，一来不失唐突，二来也有了内在的劲道。只是有时她二人的对决包裹得不甚周严，戏演得过于明白，反露出三分做的痕迹。
较之《月亮里没有人》（滕肖澜《人民文学》2005年第8期，中篇），《蓝》的结构更为紧凑，剔除了情节上那种不自然的巧合，叙事也少了牵强。值得注意的是，《蓝》与《煲汤》（畀愚《人民文学》2004年第7期，中篇）、《紫蔷薇影楼》（乔叶《人民文学》2004年第11期，中篇）在风格上的一脉相承。这类注重人物小机心、讲究叙述小腾挪的作品似乎成为《人民文学》近年来推出的在技术与内容上最为均衡的一类中篇小说——虽然，近期关注底层的作品被屡屡推重，但往往失之机械、粗陋，倒是《蓝》这类“小模小样”的作品更耐咀嚼，或许它们会在一段时间内阴错阳差地成为《人民文学》的一块金字招牌？
刘庆邦的《穿堂风》（短篇）深谙人间情味，故事凄凉而色调淡暖。主人公单字叫“瞧”，“因是个瞎子，村里人就把他叫成瞎瞧”。年老的瞎瞧在乡下靠侄媳妇养活，他心地浑朴、善良，拉得一手好弦子，谎称自己会“过阴”，只是为了给活着的人宽心，乡下日子清苦，瞎瞧是一村人寒素中的温暖。侄媳妇嫌弃瞎瞧，要扒掉他的小屋，瞎瞧只得住在门楼的过道中，吹着穿堂风睡在秫杆箔上，“别人都渴望生，瞎瞧这时候渴望死”——小说的文字一如题目，有种看穿世事、泯尽悲喜的温和平易，却于不动声色中一点点将人物推向孤绝，一面是人情之寒、世事之艰彻入骨髓，一面是惯于被漠视的瞎瞧临死前对世界的体谅和眷恋，两相映照分外令人动容。《穿》短短几页纸，写尽人生甘苦，笔调是刘庆邦走熟了的那派温情的路子。读者虽跟着他上了老路，却能走得耐烦，且行且叹，掩卷尚堪回首，实在见出一位实力派作家的本事来。
张洁似乎还未从长篇《知在》（《收获》2006年第1期）的哲学意味中走出来，新作《四个烟筒》（短篇）依然在哲理层面徘徊，透过主人公对自我“角色”的反省“调过头来”品味人生，传达出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忧伤。田耳《坐摇椅的男人》（短篇）写了一个男人从小对邻居家一把摇椅的着迷，冥冥中似乎被什么东西所牵引，他长大后身不由己地替代了原来坐在那把摇椅上的男主人的位置。情节的设计完全服从于那种冥冥中的异化力量，自有可推敲之处，但故事氛围的铺陈却较为成功。《初兰的秘密》（李月峰 中篇）和《疾风缠绵》（张庆国 中篇）算是本期《人民文学》较弱的两篇，前者围绕着一个“秘密”兜圈子，后者不断地提升小说的悬念，都有一定的可读性，可一旦小说前面把读者的胃口吊得太高了，后面就难以收手，反让人感觉平白而缺少回味。
《人民文学》2006年第3期推荐作品：空缺
《人民文学》2006年第4期推荐作品：滕肖澜《蓝宝石戒指》（中篇）
刘庆邦《穿堂风》 （短篇）
看《收获》
过桥
本期《收获》中大大小小共六个小说，这六个小说首先分别是六个大大小小的故事。故事在当代小说中毫无争议地成了最关键的关键词，尤其当下现实主义热烈回潮乃至大一统的局势下，故事缺席了基本上会被开除“小说籍”——这绝不是耸人听闻。但是，真正好的小说不是到此为止，它还要往前走，走出故事，走到小说区别于故事的地方，那个意味深长的模糊地带就是意蕴。在此意义上，当下所谓的小说可以简要地分成三类：一是故事和意蕴经营皆善者；二是故事不错意蕴跟不上的；三是意蕴不错故事跟不上的。当然，还可以数出第四种，那就是故事和意蕴都拿不出手的。此种不提也罢。
以此度量，本期六个都在讲故事的小说，真正能算成功的只有一个，就是王松的中篇小说《双驴记》。
这是一个故事和意蕴并举、由故事本身生出巨大意蕴的小说。它一直闷着头在故事里老老实实地走，不拔剑四顾，也不好高骛远，但故事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头名叫黑七的驴已经冲出了故事，跑到了小说应该到的位置，那就是坚忍、绝望、玉石俱焚的决心、复仇与恶。小说中的善和恶如同硬币的正反面，在针对恶的同时，也是在追问善。黑七其实是个人，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持久战中，它与其说是黑六的兄弟，不如说是马杰的兄弟，或者再升华一点，是开满了善恶之花的整个人类的兄弟。小说不是简单地让一个人和一头驴对称着往前走，以获得象征和寓言的效果，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他们俩像一条绳索的两个分支，纽结着向前推进，谁也无法停下来。故事的张力就出来了。没有天花乱坠也没有匪夷所思，甚至故事推进的方式都比较单一和陈旧，但它在执拗的推进中毫不懈怠，反而获得了单纯的力量。故事越走越远，故事的阴影就越来越大，而这越来越大的阴影，正是小说孜孜以求的，超越故事之外的意蕴，也是故事和小说的目的。
杨少衡的中篇《猴有一个梦想》讲了一个好看的故事，涉及官场及其风月，杨少衡惯用的小说配方。故事围绕的基本问题是，一个小官僚该如何在官场和风月场上作出英明的协调和取舍，他的尴尬和困境在哪里？应该说，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主人公侯文茂的贼心和鼠胆，多少也能感同身受，故事的任务达到了。但是，当我们发现杨少衡把故事的基本问题简单地等同于小说的基本问题时，失望就来了。对这个小说而言，它面对的问题是，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一个努力向上爬的小人物，其普遍性的精神困境和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出路在哪里？其中必然要暗含了一种追问和质疑。小说需要的是向前进、向前进。但作者把这一困境缩小了，剪短了，局限在了故事里，所以侯文茂的困境及其解决的办法不免清浅、琐碎和卑微，浅尝辄止。面对侯文茂这样的人，你爱不起来，也恨不起来，他没有能力和你发生深刻的关系。看完了小说不过是一声轻叹，看完了，也就完了。而且，小说的结尾失之匆忙，在小说可能出彩的地方，杨少衡挺不住了，他让侯文茂失手杀了彭红叶。彭红叶作为故事结束的最大障碍，当然必死无疑，但侯文茂其实应该像《双驴记》中的马杰那样，耐着性子延宕对方的死期。对小说而言，挺住往往意味着一切。
荆歌的中篇《温柔手》也是现实主义旗帜下的故事，一个底层的姑娘，漂亮，名声有点暧昧，但又竭力在一个暧昧的场所坚守清白，她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生活就不可避免地布满了疑点。疑点是小说的救星，故事可操控的空间因此扩大。小说也正面切入了人物的内心，但遗憾的是整个故事逐渐循规蹈矩，走了常规的路，最后一头栽进了一个欧·亨利式结尾的通奸的陷阱里。这个故事最大的问题可能在于，写得太顺了。
短篇两个，张惠雯的《水晶孩童》和戴来的《后来》。前者冲着宏大和尖锐的人性问题而去，意蕴上的追求可谓高远，但故事没能很好地跟进，像所四面漏风的房子。后者倒是看起来相当严实，有戴来式的精严，但故事及其意蕴皆无突破，盖出来的还是间老屋。
长篇是余华的《兄弟》下部中的上半部分，如此诡异的发表模式，大概非余华式的大作家不能实现。鉴于《兄弟》的全本已经面世，此处的讨论主要着眼于整体，而非本期刊载的这段下部中的上半部分。
《许三观卖血记》之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都在踮着脚尖盼，替余华急。十年，余华就憋出了这样一个东西。浩浩荡荡51万字，从字数看，无疑是巨著。从截取的历史时段看，从“文革”到现在，四十年的跨度，也是巨著的抱负。然而仔细研读过51万字，怎么想都觉得是一出虚假的史诗剧，本应浩瀚雍容，庄严正大，可偏偏大风云退化成了小段子，帝王身上长出了混混的脸，仅此还不够，此帝王混混在下部越发轻率不收敛，以无聊小丑为能事，行为简陋且无章法。
单从故事上看，上部中余华基本的煽情能力还在，因此基本上是一段连环的苦情戏，作为单独出版的一部分，这段故事其实难以相对独立；下部余华一反牙医的节制和精准，纵情狂欢，鼓荡着汹涌澎湃的力比多，差不多是靠一个个注水的段子支撑和拉长到了33万字。李光头们把生活过成了名副其实的时髦的段子，眼下流行什么，咱们的日子就怎么过。这是做纯正的小说还是随心所欲的玩票？
如果说上部的大失水准还只是让余华的读者目瞪口呆，那么，下部之匪夷所思足可以让他们五官移位了。
揪小说里的硬伤，似乎不能十分有效地判定一部作品的价值，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一部好小说中的硬伤应该有个适当的限度。除了谢有顺指出的那些不合时宜的词汇，语言学问题，还有数学问题和地理学问题。前者是李兰的头发到底七年没洗还是八年没洗，后者则是刘镇的大小问题。在小说中，刘镇是个随意收缩的地理概念，开始觉得是村镇的镇，后来觉得是城镇的镇，但最后承担的完全是大都市的功能。刘镇的“现代性”问题让人好生疑惑。也就是说，从最基本的文学错误开始犯起，余华还对其他领域做出了挑战。
如果说以上只是故事层面的问题，那么我们来看它的意蕴，看看这样的故事能够在人的内心制造出多大的阴影。首先可以肯定地说，一部以讲故事为主却又不愿好好讲或者讲不好的小说，其意蕴必然是可疑的，这和没有树就不可能有树荫一个道理。但姑且承认《兄弟》有一个伟大而美好的影子，它是什么？在余华看来，毫无疑问是抚四海于一瞬，观古今于须臾，用一部书把波诡云谲的四十年搞定。他要通过以李光头为核心的刘镇整合出一部微缩的中国当代史。他提炼出了这四十年历史的关键词：荒诞。然后围绕这个词展开小说。应该说这个词相当有效，若敷衍得当，四两拨千斤并非不可能，而这是余华的拿手好戏，《活着》如此，《许三观卖血记》也如此。对余华来说，四两拨千斤的具体操作模式是：通过简单和纯粹抵达丰富与深刻。单纯到底即是力量。《活着》如此，《许三观卖血记》也如此。
只是，余华在《兄弟》中把简单和纯粹错误地运用成了一厢情愿的偏执和小孩子的人来疯。他太自信了，小说起码的基本面都弃之不理，他无视“修辞立其诚”，无视与这个世界有关的常识，在缺少对历史动荡与变迁的深入体察的情况下，想当然地认为强劲的想象真能催生现实。没成想弄成了一部文字版的《无极》，高深的没玩好，反沦为一个大撒把的笑话。可见，余华此处的错不在荒诞，而在如何表现荒诞。他如此简单地图解荒诞，其结果只能是对可能具有的深远意蕴的取消，是对历史的简单化，他缺少“荒诞”之外的丰饶洞见的支持。《兄弟》的阴影只能是虚幻的剪影。
余华不是没想清楚，恰恰是想得太清楚，而这清楚是以对历史的简单化为前提的。当他对历史的呈现没有困惑和疑问时，《兄弟》就成了一张道路鲜明的地图，变成了可操控的玩具，小说也就丧失了存在的理由。
《收获》2006年第2期推荐篇目：王松《双驴记》（中篇）
看《当代》
李云雷
本期《当代》推出长、中、短篇小说各一篇，在艺术上各有特色，也各有不足之处。
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长篇），讲述了一个类似“白毛女”的故事：在解放后的镇反期间，错划为恶霸地主而被判死刑的孙怀清，执行时侥幸未死，被儿媳妇王葡萄藏匿于干红薯窖中二十多年，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走出地窖，但这时他已经须发皆白，奄奄一息了。小说以这一故事为主要线索，结合王葡萄“作为寡妇以强烈情欲与不同男人偷欢”的故事，重点塑造了王葡萄、孙怀清等人物形象。小说中的王葡萄，是一个忍辱负重，而又单纯执著的人物，有论者称其以“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超越了人世间的一切利害之争。”孙怀清则勤劳善良、足智多谋，既是一位值得尊重的老人（他在村里被尊称为“二大”），也是一位无辜的受难者，在他身上凝聚了中华民族的诸多传统美德。
《第九个寡妇》可以说翻转了《白毛女》的故事，如果说《白毛女》讲的是“旧社会使人变成鬼，新社会使鬼变成人”的故事，那么《第九个寡妇》则可以说讲的是“革命使人变成鬼，改革使鬼变成人”的故事。不过命运转变的“人”却并不相同，在《白毛女》里是喜儿、大春、杨白劳这样贫苦农民；而在《第九个寡妇》中，指的则是地主兼小业主孙怀清，这使小说在对《白毛女》构成了反讽与解构，不仅重述了历史，也颠覆了其历史观。陈思和先生以“慈母/大王”、“民间/政治”的二分法来把握与分析这篇小说，并在《古船》、《白鹿原》的文学史脉络上给予了高度肯定。但《第九个寡妇》中民间伦理的合法性，不过论证了孙怀清地主“政治”的合法性。在其视野中，1950—70年代是对象征着勤劳、善良、正义的“二大”加以镇压，使其在地下“变成鬼”、无法见到天日的时期，也是蔡琥珀、春喜等人不近人情地搞“合作化”的时期，小说同情与关怀的对象，与以往描写这一时期农村题材的小说完全相反，用“50—70年代”的话语说，是“地主”孙怀清和“落后群众”王葡萄。
有意思的是，不仅《第九个寡妇》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翻转，近期出现的一些其他作品也是如此，阎连科的《受活》以受活庄要退出“人民公社”为结构，莫言的《生死疲劳》则以蓝脸一根筋地坚持单干为主要线索。这些作品描写的同样是1950—70年代的农村，但与《三里湾》、《创业史》、《艳阳天》等作品相比，呈现出了不同的特色：其一，是对 “合作化”等历史大体持否定的态度，推崇“单干”，推崇勤劳致富的“传统美德”。这样的理解显然受到了80年代以来流行观念的影响，而对近年来知识界对其的反思质疑缺乏容纳或回应。这样的主导观念在思想上既无新意，又失去了当年的“异质性”和挑战意味——因其正迎合了今天社会实际居于“领导权”的意识形态，并暗合了西方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一贯想象；其二，这些小说中的故事，多由人物性格中的“一根筋”来推动，可以说正是意识形态上的偏执导致了人物形象的单薄与浅白，显然这些人物并非来自于生活，而是来自于作家的主观意念；在人物的真实性与丰富性上，这些作品尚不如《三里湾》等作品。比如，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很少看到“中间人物”，而《创业史》等作品中的梁三老汉、弯弯绕、滚刀肉等形象的塑造，有着对民间文化、农民心理的深刻理解；此外，这些作品有着坚硬的故事“内核”，却没有对历史更深入、细致的把握，故事的内在规定性限制了作家想象与触摸历史的空间。
严歌苓的小说以结构精巧，善于描摹女性心理著称，但她近年来描写大陆题材的作品虽然“好看”，在情感上也颇为细腻，却对变化中的中国并没有思想与艺术上的敏感，所以并不“耐看”。
迟子建的《第三地晚餐》（中篇），以一对夫妻分居后，各自寻找“第三地晚餐”为线索，描摹了不同群体的爱情与婚姻的状态。所谓“第三地”是指与第三者“鱼水交欢”之地，但小说的两位主人公却并非要寻找第三者，他们到了“第三地”，其实却在拼命地寻找夫妻之爱的温暖，历经了误会、波折，在丈夫患癌症后二人终于冰释前嫌。小说以这一对寻找真爱的人为映衬，写到了不同的爱情故事。小说写到了各个“点”，却并未写透，反显得枝蔓较多，而情节的发展与人物的性格、行为则缺乏内在逻辑，显得生硬别扭。
于卓的《小狗博美》（短篇），写一个退休老人因养了一条狗取名为“局领导”，而引起的一系列故事，小说的生活底蕴较为丰厚，对世态人情有较为精准的把握与描摹，写出了不同人面对这一事件的微妙心理，但故事的主线却略显单薄。
《当代》2006年第2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上海文学》
文珍
第3期《上海文学》的小说给人的总体感觉是比较平淡，或欲为奇耸却仍不免流于平淡。“月月小说”栏目刊登了丁建顺的《封眼》（短篇），写古董界商人之间声色不动的钩心斗角，争财赛智，题材本来颇富传奇色彩，叙述也算一板一眼，写来倒也引人，只可惜讲述之外尚缺了几分言之不尽的蕴藉，读者也便少了几分意犹未尽的回味。作者在创作谈里说到自己对小说的看法，认为是该“写自己最熟悉的”，文学与书法同理。然而话虽如此，即便是书法，却也并不尽是烂熟于胸的笔法最妙，还需多见些额外的风致才佳。
“创造”栏目的第一篇就是许辉的《鄢家岗的阚娟》（短篇），这是篇一味“乡土”而嚼之无味的小说，字里行间各式人物对女主人公阚娟不断反复的“你真肉，你他妈的真肉”的感叹多得让读者如堕五云雾里，若说这种热情是对一个地母般的朴素女性形象的礼赞，似乎又有过分抬高之嫌，可是若非抬高到这个地步，实在难解塑造这样一个蒙昧以至于鄙俗的村妇形象究竟深意何在。除此之外，本篇小说的语言尤不敢恭维。
江一桥的《美人姜》（短篇）以一个成长中的男孩的视角，叙述一个文革时候不爱红妆爱武装的美人丽蓉姐的生平事迹，对人物心理刻画尤其是对“我”私自恋慕的心情描写，颇有可圈可点之处，只是遣词炼句却不算精细，文章里大量夹杂的四川方言并未与叙述语言水乳交融，反而突兀扰人，恰如一篇流水帐中掺了许多生字，教人眩晕。
如果说《封眼》近乎传奇，李月峰的《第三人》（短篇）便逼肖侦探小说，其中有悬念，有故意为之的误导，有顺藤摸瓜的推理，也有让人松一大口气的真相大白，差不多样样不缺，唯独少了点值得咂摸的意思。
“创造”栏目里，最后一篇是朱庆和的《在集市》（短篇），篇幅最短，立意反最深。小说截取了集市上一个颇具现实批判和讽刺意味的场景，离家六年的母亲玉娥再次贫困潦倒地回到家乡，不想却被一别数年当面不识的儿子建设在闹哄哄的牲畜市偷去了自己积攒多年的三十元钱。情节不算惊耸，文字也不考究，短短不到两页的小说，纯是对人物对白和场景的白描，却能做到令文字背后让人心悸的贫困和无奈穿透纸背，已属难得。
“人间世”栏目的“定西孤儿院纪事”之十九的标题是《梦魇》（纪实散文），阔别多年的老师和孤儿院的“娃娃”们零落天涯后再聚首，说起当年的旧事难免唏嘘。虽以“梦魇”为题，却写得温暖感人。
较之上期的平淡，第4期的《上海文学》堪称异彩纷呈，三两久违文坛的老将重出江湖，甫一亮相便博得了个满堂彩。创造栏目的第一篇便是冯骥才的《抬头老婆低头汉》（短篇），正是他当年名作《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的姐妹篇。正如作者在“新作附记”里所说，两篇都是“一对内心相爱的夫妻不幸和伤感的故事，都是弱者，都是反常的另类，所用的笔法也都是卓别林式的外谐内庄”；然而细读两篇，仍能发现情节不同之外，作者落笔轻重也更有分寸，像一个深谙听众心理的评书家，嘈嘈切切错杂弹，该大肆渲染的地方浓墨重彩，该一笔代带过的地方轻倩有致，作者经过二十六年的蛰伏后，彷佛更好地躲在了人物和情节后面，“努力使性格的逻辑推动小说”，不动声色地操纵大局，游刃有余。
石舒清的《父亲讲的故事》（短篇）是本期推荐的重点。小说不长，不到五页——作者惯用笔致舒缓几乎抹去情节痕迹的写法写小说，总像带有朴素委婉的回忆性散文的腔调。和许多西北作者一样，石舒清的小说中也大量运用了西北地方方言，但是却分外的熨贴，不突兀，不造作，和文章散发的气息完全一致，让人阅读时自然而然地感到愉悦，彷佛“语出天然”，每一个词都落到了它原本应该落下的地方。尤其这篇《父亲讲的故事》，当真是文如其名，说者既不急不徐，听者也便戒骄戒躁，心平气和地且听他慢慢道来，细细体会声声句句中潜藏不露的美意。开头就好：“那时节，我就是七岁多一些。记下的事情像是牢实得很，一辈子都忘不掉。”写骆驼队过村子的声音，“灯一吹，像是把它能听得更清楚了。但是听起来像是结了冰打了霜一样，叫人觉得冷清得很，无缘无故地伤心得很。狗还在那里有心无意地咬着。这里一声那里一声的，风吹散的野蒿子一样。”而最后的结尾也好：“我到底没有听你爷爷的话，牵着你爷的手站着睡着了。人站着是能睡着的。后来你爷就把我装在背斗里背回来了。一村子人往回走时，东方都已经开了。”像“牢实”、“有心无意”、“东方开了”一类的语词，单看起来字字都不冷僻，可是一当作比喻便觉新鲜生动，整理成文，就好比见惯了衣香鬓影环佩叮当，蓦然间再遇着不施脂粉的好女子，便觉布衣荆钗自有一种清丽可人。
“创作”栏目中前两篇出彩，后两篇便稍觉逊色。但即便如此，孙春平的《彭雪莲的第二职业》（短篇）也仍然比第三期许辉的《鄢家岗的阚娟》（短篇）要好。同样是不得不出卖身体乃至灵魂的良家妇女，同样是并不出新的情节，《彭》就比《鄢》写得语言到位，合乎情理，故事的一波三折也更扣人心弦。陈锟的《蛇口岛上的小茅屋》（短篇）写一对年轻夫妇只身来到孤岛创业，结果丈夫遇险不救的故事，语言如“五四”时期许多青年作家一般地青涩，却也如“五四”时期许多青年作家一般地激烈澎湃，虽缺乏写作技巧，却显见地并不缺乏创作热情。
“人间世”栏目的《定西孤儿院之二十——尕丫头回家》（纪实散文）仍然保持了一贯的高水准。这一系列纪实散文道尽了人世间的温情和善良，尤其是艰难时代的朴素情意，在纸面上折射出人性永恒的光辉。
本期的“月月小说”分量十足，刊出了老作家白桦的边地传奇系列之一之二：《蓝铃姑娘》（短篇）和《一朵洁白的罂粟花》（短篇）。白桦先生在小说后的创作谈《报道、寓言、歌谣》里坦言了自己对云南的偏爱和怀念，“面对我所熟悉的云南，既想讲出他们的故事，又想唱，长歌当哭”。老作家深厚的个人生命经历和体会尽情倾入文字之中，便成就了这样两篇异域风情浓烈的小说，虽然有些地方笔法稍嫌陈旧，但却并不影响小说本身具有的蓬勃生命力和魅惑感。比较两篇而言，我个人更喜欢《蓝铃姑娘》。这篇小说中那个残暴的雪松头人与温柔的蓝铃姑娘合二为一的神秘形象，让人不觉想起梅里美那篇著名的小说中对西班牙女子卡门的描写，一个人竟能集水火两种不相容的性情于一身，白昼为飞扬跋扈的部落头人，夜晚则回复驯顺如羔羊的女儿身。蓝铃姑娘虽将两个角色饰演得天衣无缝，最后却因一念之差情之所钟，仍不免秘密败露，不得不一死以谢众人；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蓝铃姑娘最终的命门竟和希腊神话中那个大地之子阿基里斯相近：一个是一握足踝即可置其于死地，一个则是受伤的脚趾泄漏了隐情，终使身份之谜大白天下。如此丰富瑰丽的想象力和血肉饱满爱恨分明的奇女子形象，让人合卷后久久难以忘怀；不仅蓝铃姑娘像卡门，白桦的笔调也像梅以美，煞有介事中极尽张驰之能事，热烈有时，冷漠有时，天真有时，诡谲有时，顾睐多情有时，杀人不见血亦有时。这样纯正的浪漫传奇风格的作品在当代创作中实是少见。也许和篇幅长短以及内容取材有关，《一朵洁白的罂粟花》虽然同样营造出浪漫神秘的氛围，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却相对淡薄。
《上海文学》2006年第3期推荐篇目：无
特别推荐：杨显惠、煜笠《定西孤儿院纪事之十九——梦魇》
《上海文学》2006年第4期推荐篇目：
冯骥才《抬头老婆低头汉》、石舒清《父亲讲的故事》、白桦《蓝铃姑娘》
特别推荐：杨显惠、煜笠《定西孤儿院纪事之二十——尕丫头回家》
看《十月》
魏冬峰
本期《十月》“第一阅读”栏目刊登了李锐的“农具系列之八”《犁铧·耧车》（短篇），继续从不同侧面描述现代都市化进程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入侵”。《犁铧》中，旧日的乡村图景成为都市人的“怀旧”消费项目之一：商人们录下乡村的“真实”声音，画下“真实”的田耕图，为高尔夫球乡村俱乐部营造一个“世外桃源”般的环境。但随着“停电”，这种“美景”顿然消失，小说也因此完成了对这种商业化行为的反讽。《耧车》则借在地头田间耕作的祖孙俩的对话呈现了远古与现代的对峙。耧车的发明联系着华夏民族起源的神话传说，但这种农耕文化却面临着当下“新农村”规划的挑战，“种最后一回庄稼”的感慨中融进了叙事者不尽的哀挽之情。两篇小说背景不同，一城市一乡村，却表达了相同的主题，写法上都较为传统，相比之下，《犁铧》的主题和叙事立场也更为直白。
钟求是的《远离天堂的日子》（中篇）讲述的是父亲的“不良”形象如何影响到成长中的儿子。软弱、嗜酒却因母亲的“不忠”而变得粗暴和洋相迭出的父亲，让成长中的“我”感到无所不在的屈辱，最终将父亲钉在了棺材里。小说情节之间的张力并不是特别紧凑，但叙述的分寸把握得比较恰当，一些细节处也颇具匠心，比如父亲将母亲捆架在窗户上被人围观、“我”将父亲钉入棺材、鲫鱼被父亲的叫声惊死等等。而通过一篇作文来展现儿子对父亲复杂感情的结尾也调和了之前的恐怖与紧张气氛，使小说在整体上获得了一种平衡。
“北方船”是一个建筑工号的名字，小说《北方船》（马秋芬，中篇）在拖欠工资、劳资对立等“众多”已为人熟知的惨烈画面之外为我们呈现了另一个无法成为新闻题材的民工世界。在作者的笔下，“北方船”是独立在繁华都市中的“小社会”，虽然有旁边繁荣的商业街和同在这里工作的廖珍、老范等“城里人”做参照，但此处吴顺手、吴青苗等“民工们”的情绪却更多地被远在家乡的亲人们所左右。因此一个小小的建筑工地，却颇有层次地呈现了城市与乡村的立体世界。此外，《北方船》并没有落入日渐为人诟病的“极端化底层叙事”的窠臼，这里的城里人与乡下人、“红帽子”与“黄帽子”等虽也有着鲜明的“等级”意味，但却没有被简单地赋予阶级情仇的内涵，而是更贴近“老百姓”的情感和心理，写出了“小人物”彼此羡慕和攀比的心态。而下岗女工廖珍的处境及其与已婚的老范之间的情欲纠葛更是淡化了小说的城乡对立色彩，增强了底层社会的层次感和立体化。虽然在思想和艺术方面，《北方船》都很难说有特别出彩之处，但在“底层叙述”对“戏剧化”的追求有成泛滥之势的当下，这篇小说的“平”倒显出了平实的好处。
一架偶然买来的折叠梯子，展开了一对夫妻多年来刻意经营的相敬如宾的帏幕。因不能生育而对丈夫百般宽容的妻子，因体谅而努力迎合妻子的丈夫，在开发一架“智能梯子”的多种使用功能时，各自心情复杂却又煞费苦心。《智能梯子》（黎晗，短篇）呈现了普通夫妻日常生活中的遗憾与感动，着眼点颇为独特，但以一个类于“变形记”似的结尾来收束全篇，不免冲淡了先前那种微妙的情致。
“文学宁夏”栏目中漠月的几个短篇《冬日》、《秋夜》、《大水》都有着某种沙土味儿。漠月的几个短篇各有特色。《冬日》的主题与李锐的“农具系列”有相似之处，老一代与新一代价值观念的冲突隐喻着传统与现代的某种不和谐之处。《秋夜》和《大水》则关注人性。《秋夜》描述了在一种生活状态无法再“苦”下去的母子面前一个赌徒的良心发现。《大水》则在情欲与人性之间游移，最终以生命祭奠了人性。看得出，这几个小说都写得很努力，细部的打磨也较为讲究，只是这样一来，反倒容易拘泥于现有的格局。
本期的其他几个小说，题材固然广泛，但却少有令人提神之作。《莽昆仑》（欧阳黔森，中篇）散得像是一次掺进了少量理想、亲情、诗意和异域风情因素的地质考察纪实。《远遁的亲情》（徐岩，短篇）里种种关于“亲情”的情节在其他的小说创作中并不鲜见，动人的倒是那些微的抒情味道。《一树丁香》（倪学礼，中篇）有着同类关于校园题材中常见的师生、同事之间的忠诚与欺骗、学术的坚守与堕落等。《二〇〇二年的第二场雪》（小牛，中篇）为了迁就题目，许多场景都显得刻意，这样的刻意加上一个并不出新的婚恋故事，只能令人乏善可陈。《老范》（季宇，短篇）针砭的是官场中常见的形式主义这一体制性痼疾，但在客观上倒像是在为这种体制中的人开脱责任。
《十月》2006年第2期推荐篇目：钟求是《远离天堂的日子》（中篇）
看《大家》
吴弘毅 邓菡彬
本期《大家》最大的看点是温亚军的专辑，两个短篇《成人礼》和《不合常规的飞翔》一写乡村一写城市，其中写乡村的《成人礼》从意蕴到技巧都相当不错。成人礼，在这里就是割礼。为了给儿子请个好的割礼师，夫妻二人围绕这个话题反复争执，更扯出了一堆日常琐事；看似别扭，实则温馨，夫妻间的生活意趣就浓缩在行割礼这个焦点事件和一天两夜的“拉扯”中。作者没有给这对夫妻起名字，直称“男人”和“女人”。小说的难度也即在于如何将溶化在日常生活中的“男人”、“女人”的“原味”提出来。作者很好地压住了笔调，叙述饱满而紧凑，就像小说开头写的“拉条子”一样，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鲜美，但是非常劲道。在不温不火的叙述中，男人的味道、女人的味道、男女之情的味道浓烈地散发出来。小说结尾得也恰到好处，只可惜最后一句话多余，怕读者看不懂似的，有添足之憾。
相形之下，《不合常规的飞翔》就明显逊色了。仿佛沈从文之写城市不如写农村，温亚军笔下的城市，也带有太多的意识先设，且这意识又颇为片面，如这样的句子：“如今，稍微有点姿色的女孩，都仗着爹娘给的好脸蛋，满世界去找男人骗吃骗喝，谁还舍得在网上挂着，干巴巴地浪费着这丰富却短促的资源丢这个份呢！”这样的语句语气，不但“隔”了，而且“怯”了，与《成人礼》的纯正醇厚相比，相差太远。
徐则臣的小说一向以文笔扎实见长，他善于捕捉细节并凝练地表达出来，这篇《紫米》（中篇）仍保存着这一特点。但也与作者其他的一些“花街”系列小说一样，给人太过“熟悉”的感觉。《紫米》与作者上年度在《大家》（第2期）上发表的《石码头》在情节上有连续性，但个人化的经验少了，故事性增强了。小说写流浪的少年“我”来到镇上乡绅的府邸，享受了梦寐以求的紫米，目睹了义兄与“三太太”的偷情……从标题到情节和细节（如对于紫米、紫米熨的嗜好），都令人想起苏童的《米》。虽然作者努力在前人写到的地方再推进一步，发掘一些异于日常生活的意象，但并没有造成突破性的艺术效果。
在冉正万的《为什么总是忧伤》（中篇）中，有一个懵懵懂懂的孩子辛维。他目睹自己的母亲因为偷情败露羞愤而死，又因为偷拿猎枪对着侮辱自己的大人而带累父亲，使家庭陷入窘境；最后他只有躲在树洞里寻求安全感。这是一篇能触动人情感的小说，让人想起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作者采用童年视角，前半部分写得比较真实可信，但后部分越来越成人化；给人的印象是，作者试图自由出入于童年视角和全能视角，想完全地表达一种感觉——生活诡异的逻辑使孩子无可凭依，可惜不太成功，但感觉渲染得还比较充分，让读者有感同身受之感。
曹明霞的《这个女人不寻常》（中篇），标题令人想到阿庆嫂，这个“阿庆嫂”是个名叫范梨花的繁华落去的女戏子。她先靠傍上了交警队的交大队长，得以在戏剧圈出人头地；但当更强的新人取代她以后，其生活也自然是风光不再。出于自尊她拒绝再与交大队长来往，却还要不断应付“穷朋友”们的托请。女戏子想回归平淡又不甘、不能的尴尬，很容易让人想起毕飞宇的《青衣》，但人物的心理描写不够，而且叙述也较平庸，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作者拿着一堆写作的材料，心中却没有什么大主意，缺乏精神的黏合剂。
解永敏的《暧昧与苦涩》（长篇）则像是很时尚也很普通的电视剧题材：女大学生、“梦巴黎”、爱情、事业……小说情节的进展是轻松流畅的，读者的阅读也轻松愉快。但若以苛刻的专业水准要求，这篇作品基本可说是不知小说语言为何物，完全停留在“倾诉式”的、只管信息发出不知文学效果的习作水平上，仅仅是有故事、有讲故事的热情而已。
《大家》2006年第2期推荐篇目： 温亚军《成人礼》（短篇）
读《钟山》
王斌
本期《钟山》刊登中篇和短篇小说各六篇，数量不少，但缺少让人特别振奋的作品。晓航、赵玫等作家延续了既有风格，或者说保持了以往的水准，虽无喜，亦无惊；倒是几个首次在《钟山》发表小说的新作家，各自露出了一点峥嵘，虽仍无惊，但尚可喜。
本期头条是晓航的中篇《谁有黯淡的温暖》。这又是一篇带有浓厚“解谜”色彩的“智性小说”。作者借助心理治疗的线索，逐渐展开都市人心灵的种种症候，触及了一些现实矛盾的深层内核，并提示了某种获得拯救与救赎的可能途径。如当心理医生丁力命令玩弄过不少女性的田大志去给自己伤害过的女人道歉时，那些被他伤害过的女人却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丁力所谓“她们不痛苦，痛苦的是看到她们的我们，我们觉得她们痛苦”，反映了当下不同价值观对两性关系认识的错位与悖论。另一个病人十六养的白猫身边没有同类的伙伴，只能学狗的动作，学鸟的叫声。当它“看见了与它想像的另一只猫，它发现了它自己，所以它义无反顾地一去不复返”。这似乎是对都市人孤独处境的隐喻，十六就是这样一个孤独的个体，她靠不断的挣钱和飞翔来排解寂寞。这个渐渐冷去的女孩需要温暖，却没有人能够帮助她。她的毅然回归带出乡村情境——乡村是繁华都市的遥远背景，疲惫心灵的皈依之所。而她在乡村建起的庙宇，很快成了城里人探奇膜拜的场所。这恰恰反映了人们信仰的普遍缺失，只能靠并不虔诚的拜佛来寻找心灵慰藉。当田大志预知到某种灾难的降临时，作者又上升到了关于自我救赎和人类拯救的高度，并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发出了质询。小说最后给予读者的，是一种心灵的抚慰。
小说的标题引自一首小诗，“黯淡的温暖”似乎也是作者所试图营造的一种语言风格，一种叙事氛围。开头以海底深潜的奇异笔触暗示对心灵深处隐秘的探索，结尾又在海底深潜的场景中寻求对阴冷角落的照亮。不过，作者没有像他在《努力忘记的日落时分》（《人民文学》2005年第4期）等小说那样用提纯过的语言来记述日常生活场景，于是，带有神秘感的玄思经常被无处不在的烟火气冲跑。而且，这篇小说一如既往带着一种刻意设置情境的生硬感，前半部分与地面贴得过近，后半部分却跟着十六的滑翔伞越飞越高，两者之间的“螺丝”仍未能拧紧。严格说来，一些“零件”的配置也显随意，如丁力、真田、田大志的三角关系并无必要；丁力和助手紫心的暧昧关系也可有可无。
萨娜的中篇《蛇》也是描写当代都市情感生活的小说，讲述关系互相缠绕的四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的故事。除了反映都市人情感的空虚和对婚姻的复杂心态之外，小说没有太多可挖掘的内涵，最后让因南死去也有点莫名其妙，难道仅仅是为了抹煞老木最后的希望，让小说变成“悲剧”？
中篇《迷雾一样的恋情》延续了赵玫一贯的迷雾一样的笔触，人物也沿用了之前作品中的名字，比如西江、青冈。小说写迷恋大海的青冈在海景客房里的所见、所感、所忆。“文革”时青冈与人共谋，背叛了母亲和母亲的音乐。母亲的自杀让青冈陷入了长久的忏悔之中。这类题材缺乏新意，值得称道的大概只是作者所表现出来的知识的丰富（有点炫耀之嫌）和语言的细腻吧。
与前面提到的这几个知名作家无功无过的表现相比，首次在《钟山》发表作品的南京作家李丽楠、杭州作家萧耳，以及北影的大一学生路迪，都带给我们一些意外的欣喜。李丽楠的中篇《一个人的案件》，围绕司机的离奇死亡，不断转换视角，深入各个人物内心，展开他们此前此后的生活和心理状态。身处不同位置的人对同一事件做出完全不同的判断，世界在各自眼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而这不同景象又反映了社会现实中各色人等的支配、妥协、屈服与无望反抗。悬疑色彩和细腻精致的语言，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
萧耳的中篇《奶妈》可以说是一个年轻的小资妈妈生产之后的自言自语。作者用漫无边际的随笔式风格记录了育儿过程中的鸡毛蒜皮，包括“我”的“白日梦”和不断预谋的一次约会，时不时蹦出一点小睿智和小聪明，值得一读。
新人路迪的短篇《枯萎》大概是为纪念高三生活的压抑和疲惫而作，穿插着行人畏惧路途遥远、留恋温床而甘心腐烂的可怖画面，这正是颓败心态的意象化。作为一个大一学生，能拥有这样华美的语言和有控制的节奏感，路迪应该值得我们期待。
另外还有锦璐的中篇《弟弟》，描写底层的愚昧和贫乏，用力过猛，却毫无新意。而叶弥的短篇《春天的小妮》写一个底层小女孩没有希望的梦想。小说笼罩着一种淡淡的无奈感，倒比一味地渲染苦难更易打动读者。台湾作家张瀛太的《春光关不住》以及《提琴螃蟹和天堂鸟》两个短篇，分别写旅居巴黎的穷青年和在东南亚海滨养病的水手的短暂恋情，带有各自不同的异国情调，前者浪漫凄美，后者热烈神奇。徐名涛的短篇《少女韦丹》像是癌症病房里的纪实回忆录，写绝症少女的死亡，让人惋惜。
《钟山》2006年第2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花城》
邓菡彬 李逸君
名家残雪最近新作不断，这篇《水娃》（中篇）也延续着她的风格与策略，制造了一个充满幻觉、怪异、魔魅而阴郁的世界。这个世界无始无终、模模糊糊、不辨天日，弥漫着淡灰色的雾气，却又包含着巨大魔力让主人公深陷其中，无路可逃。《水娃》虽然是残雪小说中几乎最流畅的一个，但也延续了残雪的固有弱点。比如小说的内在逻辑和现实之间通道的问题。她让怪异出现却让它们随意埋伏和分散，缺乏整合——在追踪阿良的前进脚步过程中埋没了太多并不接驳的线头，使得它们相互缠绕却无必然关联。残雪在给自己的作品打上强烈个人印记时，似乎也应考虑摆脱“影响的焦虑”，无论这焦虑是来自前辈作家还是自己的旧作。
本期“花城出发”推出的是仅有一年小说写作历史的新秀苏瓷瓷。曾经在精神病院工作五年的经历，使她的小说习惯于捕捉生活的“非常态”和人性的隐秘癫狂——作者自言“觉得整个社会就像是一座大型的精神病院。”
《李丽妮，快跑》（短篇）直接写精神病院，但重点并不在现实主义的人文批判（虽然描写了医生、护士、领导的冷漠僵化），而在于由情绪氛围传达出的象征意味。护士李丽妮的内心世界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使她与病人气息相通。相比之下，看似“正常”的世界却只是秩序井然地演出着荒诞。这种反差，是小说内在的张力。最后李丽妮背着病人奔跑着逃出医院，以逃避假借“正常”之名的残害，正是这种张力的必然爆发。不足之处是，小说在开始与结束“写虚”的地方文字饱满、诗性盈然，而在中间“写实”的地方则显得枯槁、平淡。对“非常态”的刻画也还必须植根于对“常态”的准确把握之上，但这正是作者的软肋。这从《亲爱的弟弟》（中篇）也能看出来——它将舞台转向“城市里千万个黑暗房间中的一间”，讲述了一个亲人之间相互折磨销蚀的故事，氛围十分幽闭。母亲、女儿和从农村来的“私生子弟弟”，三个人与外界的关系都被作者先后斩断，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体会爱与恨，以及人世的荒凉与孤独。苏瓷瓷喜欢对界限进行模糊和改写，此篇的姐弟的不伦之恋也一度仿佛成为故事的主题，但最终被结尾处的亲情之痛与仇恨之冷所淹没。通篇能够看到不少由富有张力的语言和坚实的细节支撑起来的对“非常态”的细致体会，然而，这样一个在“常态”背景下展开的故事缺乏足够的“常态”内容作为支持，终究不能炼砂成丹。
荆歌的《戏衣》（中篇）开头很有模样，一个轻度残疾但是心灵手巧而且勤劳的青年黄鸿飞因为一次听戏，不仅改变了对戏曲的看法，更爱上了唱戏的女人。有细节，也有叙述的控制。那个女人的出场让人眼前一亮，浓浓的人生况味和形而上思考似乎就要随着故事铺展开来。然而此后，小说却被俗套的感觉拖着走，失了章法。从女人的丈夫殴打黄鸿飞那一幕开始，小说的语言和思路完全走向缺乏节制。仿佛不是作者掌握语言，而是语言的惯性俘虏了作者，也肢解了人物性格和故事逻辑。小说飘了起来，风景变成幻景，变成了简单廉价的欲望书写。
尹向东的《牧场人物小辑》（短篇）语言紧凑，以平常口吻写不平常事，内容富有质感。爱吃生鲜牛肉的索、酒鬼阿禾、奶水不断的仁青志玛和她的汉人丈夫洛彭措、胆小鬼降泽，一个藏区牧场上的几则人物小传，故事之间并无什么关联，贯穿其中的是作者对生命的感悟。不过，对异域氛围和奇特境遇的追求似乎稍嫌热烈，使这种感悟未能静静地沉淀起来。
红柯的《大黄》（短篇）语言骨鲠有力，但有时过于骨鲠，介乎有力与有病之间，情节更是简省得有些联络不上。也许作者是故意不想太直露，读者也未尝不能约略感觉到小说想要写什么，但小说究竟也没什么大意思能让读者有兴趣猜想断章背后的深义。
此外，陈武的《丁大宝的艳事生涯》（中篇）用一段艳事来串起乡村的微观政治，仿佛也想要开掘一下人性深度，但叙述太松散拖沓。欧阳黔森的《有人醒在我梦里》（短篇）追忆一段恋情，然而小说设定的时空阻隔仿佛并没有滤去主人公当年的扭捏，文字甚不洒脱。
《花城》2006年第2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山花》、《作家》、《天涯》
刘 勇
3、4月的《山花》、《作家》和《天涯》总共刊发了近30篇小说，包括3个长篇、4个中篇，但总体质量平平，难得让人眼前一亮的佳作。
星竹的《五婶子》（《山花》2006年第4期，中篇）中的五婶子泼辣干练、死不服输的性格让她成就了家业，却又因此在古稀之年得罪于人，不得不面临家道的败落，以致分家卖店。作者将人物性格中最强硬的东西一贯到底，小说结尾五婶子的安稳与平静，隐隐透出悲剧意味却不说透，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作者叙述的重心全在五婶子一人，其他人物的形象都有些概念化，即便是着力较多的五叔也显得较为单薄。
海飞的《私奔》（《山花》2006年第4期，中篇）通篇含着南方冬季阴冷的气息，酒客王秋强的陈年往事与饭馆老板“我”的经历交错在一起，顺势而下，甚是好看。虽然王秋强讲述的故事并无多少新意，甚至能隐约从中找出苏童、叶兆言等作家的影子，但每日只讲一段的方式也颇能吊人胃口。作者似乎太想将这个人物的故事写得活色生香，因此王秋强的语调往往有些夸张，而且过于文本化，反而失却了应有的生动。“我”既是整个小说的穿线人物，又有自己的故事，却往往以旁观者姿态出现，因此并不像王秋强一般热闹，但凡写到“我”处，笔调便静一些。在小说的结尾，几个主要人物坐在一起吃年夜饭的场景仿佛支流的汇合，此前的种种事端忽然间沉寂下来，平缓向前，这平缓中却暗藏着生命的体悟。
本期《山花》另有高君的《流逝》（短篇）和朱雀的《朱神是个什么样儿》（短篇）值得注意。前者所展现的乡村里父母与儿子之间质朴的亲情令人感动，而后者的作者年仅十二岁，其小说的老道程度令人惊异。
第3期《作家》是长篇小说专号，张学东的《西北往事》（长篇）以小城镇一个少年的成长为主线，通过一个家庭的遭遇展现70年代的社会生活。这样的“青春残酷物语”并不新鲜，甚至让人想起《孔雀》、《青红》等去年风行的电影，而《西北往事》似乎有意将残酷进行到底，处处充满痛感，从父母到子女，每个家庭成员都像带着刺儿，时刻处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整个家分崩离析。这个过于戏剧化的故事始终处于阴郁的氛围之中，除了少年的初恋和姐姐生孩子时与家人短暂的和解，难得看到温情脉脉的场景，持续的压抑未必意味着持续的深入，虽然作者在小说中堆积了大量不同的事件，读来颇有吸引力，但在力度上却没有太多变化。
徐则臣的《午夜之门》（长篇）中的“左山”是一个虚构的地点，在那里马图式的男性的强悍似乎主宰着一切，他率领队伍袭击敌营，肆无忌惮地占有女人，却又不可避免地卷入更大的战争漩涡，面临四面楚歌的悲惨境地。小说始终处于诡异的气氛之中，加之情节曲折，给人以阅读的快感。另一方面，作者所展开的想象一直给人以较快的速度感，读起来就像被风卷携，往往落不到实地。相比之下，作者发表在《天涯》2006年第2期上的短篇小说《夏日午后》则扎实很多，不仅场景真实可感，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对母亲和祖母的描绘尤为真切，显示了作者优秀的写实功底；此外，小说的叙述节奏也较为平稳。不过，与作者去年发表的《纸马》等小说相比，这篇小说的技巧性并不突出，故事略显平淡。
推荐篇目：空缺
看《青年文学》《布老虎青春文学》《萌芽》
徐妍
3、4月“80后”的写作潜藏着一股郁积的青春期热情和野心，一次次的结构冒险缓缓地逼近了他们才情和智力的极限。但大多数作品尚处于令人振奋的实验阶段，鲜有成熟之作。
《青年文学》自今年改版后，更加纵容“80后”作者在文本上的各路实验。“封面主打”隆重推出的两位青年文学新星一展才智的锐气。沧月的《铸剑师》（短篇）将一段少男少女间的旖旎而凄美的恋情放置在江湖复仇主题的框架下，讲述得惊心动魄。故事的悬念设计像老手一样老练。霍艳的《亲切的金子》（短篇）以痞女的叙述语调讲述了80一代人隐秘的内心世界。脆弱与洒脱、寻找与迷惘的矛盾心理构成了小说富有感染力的氛围。遗憾的是：它们时常重复同类题材的叙述模式。同样的缺憾还存在于“小说馆”的作品中，尽管“小说馆”的经营从整体上看来比较结实和质朴。白雪的《阁楼里的女孩》（短篇）中那位叫小泪的少女在高考压力下被毁灭的故事固然抑郁得令人窒息，可回过头来重读这个故事却发现：它并没有出乎俗套的早恋、家庭暴力、自杀等情节要素。而本应出彩的底层人物的复杂心理却被一种怜悯的情绪所覆盖。丁寅的《阿文阿武》（短篇）初读开头，让人眼前一亮。语言中弥散着一股“80后”稀有的苦难意识，可一个悲惨的乡村少年的命运竟然只停止于一篇新闻报道稿的表浅，着实让人惋惜。
不过，这诸多遗憾因为王唯径的《狼来了》（短篇）而得到弥补。生于陕西、毕业于扬州大学文学院、现为《财经日报》记者的王唯径虽然不以职业写手自居，但其作品一出手就格调不俗。其中，小说呈现的语言风格、别致的少年叙述视角、不同现实层面的挖掘以及许多细节的设计、技巧的变化都来表现出厚实的小说创作的“基本功”。
小说没有追逐当下时尚的青春经验的书写或悬幻的故事编排，而是让小说的视阈伸向了具有质感的乡土现实生活，并将其加以想象和升华。由此，小说既接续了现实主义的乡土记忆，又在作品结构上进行了现代主义的改造。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只是围绕“狼来了”这一乡土少年记忆展开，以“我”的“想要吃狼肉”这一愿望不得实现后所引发的一桩蹊跷的过失杀人案。但是，作者并不着力于对过失杀人案大肆渲染，而是通过少年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欲望焦渴的微妙心理，巧妙地用想象和虚幻的手法，从社会、家庭、伦理以及文学艺术的角度，对少年世界的内涵和本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进一步说，小说虽然是在调动乡土童年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构思，但它却以颠覆乡土童年经验的方式将“狼来了”这个乡土童话故事转化为奇特的隐喻。即“狼来了”这个故事展开的背后呈现了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对于乡土童年记忆的恐惧感和对于成人权力统治的反叛。
小说成功地开发了叙述世界和少年游戏世界的内在联系，超然的叙述立场与扑朔迷离、悬念迭起的情节相结合，使得读者的阅读很是刺激。不过，小说无法让懵懂的少年与秦岭脚下的土地以血缘情感融合在一起。尽管如此，这个小说尽力了。
此外，石留的《死的反面》（短篇）可谓彰显个性的文本，值得一读。人物之间诡异的对话，使得整个小说都沉浸在神秘的气息之中。语词的华丽铺排、句子中细密的纹理，如精心编织的印花地毯一样耐看。何员外的《坏人与女警》（短篇）写人物之坏，机智有趣。康丁的《重返蓝石路124号》（随笔）以诚挚、动人的语句，让读者看到、闻到及感受到他笔下的文学梦想。
本期《布老虎青春文学》依然以为青少年提供写作基地的长线眼光一路稳扎稳打。素朴、清爽、大气的版面设计寄予编者的期待之重。只是栏目下的作品大多囿于时尚的写作路数而难以给人带来新惊喜。重头戏“小说盛宴”阵容可观，形成内部的角逐。陈吉文的《礼拜三的尼罗河》（短篇）将大学时代“我”与同桌的单恋故事放置在“我”对尼罗河的想象话语中，可谓构思精巧。飘飞的思绪唯美、浪漫，一如作者以往的纯净而忧伤的语言风格。但是“我”与同桌的单恋故事再怎么被“尼罗河”所拯救，也还是落了三角恋的俗套与苍白。朱婧的《如果·爱》（短篇）重操小资少女的心灵解剖刀，刀法熟稔，但将其与《如果爱、如果药》等代表作相比较，没有新意。毕亮的《阁楼里的男孩》写得很用心，但作者在体验虚构的快乐之时，反而遗忘了小说的意义。“新势力”中贾雪笛的《盛夏微凉》（中篇）在题材上有所拓展，校园生活经验中插入了家庭暴力、青春抑郁症等社会问题，遗憾的是：作者对材料的把握有些力不从心。不过，徐璐的《李莫愁们的念去去》仍然保持水准地讲述女研究生们各异的情感故事。高贵的理性、克制的忧伤依然构成小说迷人的精神风景。还有“长篇抢鲜看”中笛安的《芙蓉如面柳如眉》出手不凡，叙述故事的手法很精道。小说骨架干净，血肉丰满。它既关注人物的命运，又体察人物的内心。虽然只是选载，还是能够感受到一种不可多得的才情。本期“新概念星座”推出的是刘莉娜专集。有些文字虽是旧作，依然清新感人。另外，“名家讲坛”“新诗经典”栏目的开辟为青少年写作提供了养分。
这两期《萌芽》的主打栏目“小说家族”一味地重复单恋、三角恋、四角恋等俗套的故事模式，让人的希望屡屡落空。仇晓慧的《D调的华丽》（短篇）以回忆的形式追溯了高中时代的一段单恋，尽管加入了博克、周杰伦自传等时尚要素，还是没有改变单调，乏味的品质。剩余才华的《谎言从哪里开始》（短篇）是一篇实验小说，“我”一边在虚构小说，一边在虚构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但由于虚构之刀用力过猛，现实世界与小说世界一道成为真实的谎言。同样的硬伤出现在林川的《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短篇）中，为悬念而设计悬念到头来却远离了小说的虚构性。马中才的《我们恋爱吧》（短篇）随心所欲地编造一段“我”和假盲女的恋情，在虚假的故事框架下想象力无计可施，竟然玩起自欺的情感游戏。吕昕星的《情事》（短篇）除了三角恋，还暗中加入了同性恋的要素，可这些材料只停止在情节的外部层面。《AMAZING》中“大牌档”中本应展现大牌过招时的险象环生，但马中才和霍艳的同题小说《一梦三四年》（短篇）不见力道、甚至不能代表他们的水准。比较而言，“虚构之刀”中葛文婷的《当自己被未来凝视》倒有惊奇之处。“我”在目睹自己宿命的结局时的目光让人战栗。
推荐篇目：
王唯径：《狼来了》（短篇），《青年文学》第3期（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