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熹
婺源人朱熹，一直是徽州上空的神。
似乎真是这样的，在徽州上千年的历史中，一直延续着一种精神力量。他像徽州上空的太阳，也像徽州上空的乌云。徽州一直仰望着他，把自己的身子弯得很低；有时候，徽州甚至匍匐着，聆听着他的训导。在很长时间，这种思想控制着徽州人心跳的脉搏，所有徽州人行走的过程中，都携有这个人的影子。
这样的影子拖得很长，也沉重无比。
其实，婺源只能算是朱熹的老家。朱熹的生平很简单，他出生在武夷，从六岁到十四岁，曾随父亲朱松来老家徽州府（安徽歙县）读书。父亲去世以后，朱熹又随母亲回到武夷山。在此之后，朱熹科举中第，在外当了几年小官，又在朝中呆了几十天后，便重归武夷。从此之后，他一直就住在武夷那个地方，间或出外讲学授业，直至终老武夷，魂散九曲。
婺源人一直以朱熹为自豪。在婺源，至今留下了许多有关朱熹的传说和遗迹。在婺源的“文公阙里”，有一口古井，据《婺源县志》记载，当年朱熹的父亲朱松出生的时候，井里面气涌如虹，经久不散。到了朱熹出世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这口井更是紫气贯天，不绝如缕。这口井后来就叫作“虹井”。在婺源南部的九老芙蓉山，至今还有朱熹祖母的坟墓。据说，朱熹曾在南宋绍兴二十年的时候回乡扫墓，当时亲手栽了二十四棵杉树。从此之后，九老芙蓉山也称为文公山了。经过八百年的风风雨雨，现在还剩下十六棵参天杉树，被称为江南杉王群。
除了婺源，在徽州的其它地方，也有很多有关朱熹的遗迹。当年歙县的紫阳书院，就曾经是朱熹读书的地方，后来，朱熹还专程回到这里讲学。而在黟县西递村的敬爱堂，正中壁板上悬挂着的一个巨大的带有象形意味的“孝”字，据说也是出自朱熹之手。那个大大的“孝”字，就像一个人，谦恭地履行着做人的责任。除此之外，几乎每一座徽州书院里，都供奉着朱熹的画像或雕像，这个来自徽州的智者在数百年的时间里一直与孔子平起平坐，这样的情景，让徽州人自豪无比。
除了两次去婺源外，朱熹还曾专程来过徽州讲学。可以想象的是，朱熹的话谆谆告戒，肯定会让徽州的学子得益匪浅。朱熹说：“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朱熹还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须教无疑”，甚至提出“大疑则大进”。但我一直担心的是，当时的徽州人能真正地懂得他的教义吗？一个如此深邃的人，他的学问和想法，以及他的心路历程绝非一般人所能明白。于是，在沟通过程中，误解必定不可避免。就如同婺源乡亲在朱熹祭奠祖母之后，竟在朱熹栽下的二十四棵杉树上大做文章，说二十四棵杉树代表着二十四孝。这样的解释与朱熹的思想完全南辕北辙。他们捕捉不到朱熹的灵魂，只是捕风捉影异想天开。这一切，不免让人啼笑皆非。
朱子的确是晦涩难懂的。即使是在自己的老家，朱熹也变得面目模糊，彻底异化——一种高高在上的思想是最容易被世俗歪曲的——芸芸众生们最善于的是变形，是臆度，是扭曲。于是，在婺源人乃至徽州人眼中，朱熹变得不食人间烟火，仿佛成了一个身披皂衣手执拂尘的老道，古板木讷，虚情假义，就像丢弃在杂草丛生、蛛网密布的废弃庙宇中的一具木偶。
一个与清丽徽州有着血脉联系，并且一直居于神秀武夷的人，怎么会是一个迂执而腐朽、呆板而木讷的学究呢？当然不会。天地之明，所造就的人必然明澈，这是谁也懂得的道理。
其实对于朱熹的真实面目，最好的路径就是从他的文章、诗词以及一切散发着思想火花的地方去感悟他。一个人，他能写出“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等闲识得春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样的绝妙佳句，必定是一个内心生动的人，一个率性的人，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一个有着大境界的人。
首先，这个人肯定是不平凡的。少年时期的朱熹有着很重的方巾气，对待人生，有着强烈的浪漫色彩。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诗中读出。朱熹二十三岁那年写的一首诗《过武夷作》：“弄舟缘碧涧，栖集灵峰阿。夏木纷已成，流泉注惊波。云阙启苍茫，高城郁嵯峨。眷言羽衣子，挽仰日婆娑。不学飞仙术，累累丘冢多。”一个具有大胸襟的人早年必定是有着浪漫情怀的，朱熹也不例外。也许正是这种理想主义的情怀，造就了朱熹后来强烈的思辨能力和悲天悯人的思想，以及强烈的责任感。
关于朱熹的性格，能表明的还有《宋史》所记载的朱熹曾与宋孝宗的一番谈话。当时朱熹被推荐给宋孝宗，面对皇帝，朱熹肯定想以自己独树一帜的思想来打动皇帝，于是便有了一番惊世骇俗的表白：“大学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虽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尝随事以观其理，即理以应事。是以举措之间动涉疑惑，听纳之际未负蔽欺，平致之效所以未著。”可以看出，朱熹的表白充满着一股英气，有点急吼吼的味道，也充满着自以为是的傲气。史书并没有记载皇帝当时的感觉，但可以猜测的是，“一介布衣”的朱熹开门见山地指出自己的致命弱点，宋孝宗当然会不太高兴。也许“性格决定命运”吧，这种性格，哪里能容于小心谨慎的官场呢，这也就决定了朱熹必定会以一种民间思想者的身份度过自己寂寞的一生。
朱熹就是以这样的性格进行着自己的人生。关于朱子学说，我很难用简洁的语言加以表述，实际上，也没有必要。他的全部学说，可以概括对“理气”和“心性”的悟道，并以此来规范社会的行为。理气论即是现在之宇宙论和形而上学，而心性论则是由宇宙论形而上落实到人生哲学的具体化。值得重点表述的一点是，朱熹的这种思维方式，与当时农业社会的简单、狭隘以及固步自封的普遍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最起码，朱熹认识到了这个世界有着一些规律些的东西，并要求遵循规律来办事。这样的想法，对于一直固步自封、亦步亦趋的中国文化来说，就像思维方式上的一道闪电，有着振聋发聩的醒世作用。也许正是从程朱理学开始，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系统哲学，那是一种系统的形而上，一种富有逻辑性的深入思考。而以前的孔孟，包括老庄以及诸子百家，侧重的是一种对人生的看法，稍稍带点思辨的色彩，便转向伦理了，普遍缺少的是细密严谨的思辨体系。……关于这一点，我不想说得太多，我想说的是，一个沉湎于形而上冥想的往往都是有着大境界的人。在青山绿水之中，在与天地的对话与交流之中，通过静心和冥想，朱熹显然觉察到某种规律性的东西了，他觉察到了，想表达，更想深入。一个认识到规律的人显然只臣服于规律，臣服于自然以及社会的法则。朱熹就是这样。而他的全部济世思想，就是想遵循这种法则，按照法则去架构自己的理想社会。
一个伟大的人物必定是清晰的，但同时，他又有更大的迷茫。清晰，是对于世界万事万物有着合乎规律的认识，有着异常准确的“智的直觉”；而迷茫，则是那种深入之后的无助。对于朱熹来说，这种清晰和迷茫同样也存在着。从朱熹的思想历程来看，他对于世界的理解和感悟，同样存在着一个从小清晰到大清晰，最后又重归于迷茫的过程。人与理的关系就如同人与景的关系一样，虽然能够了然，但一切却在“灯火阑珊处”。也许，世界的本质就是这样吧。朱熹毕生都在搭建着自己很大很广的思想架构，分类越来越细，思维越来越缜密。但他最终还是失去对思想的控制。朱熹将他所明白的东西讲清楚了吗？一部分清晰了，另一部分则更模糊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对越来越苍茫的形而上，朱熹的思维无法向前了，它只能将自己的学说拐了一个弯，将思想的锋头转向了社会本身，转向了对人性的自省与自律。在这种情形下，朱熹在得出“宇宙之间，一是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的结论之后，突然大胆地提出“天理流行，触处皆是；暑往寒来，川流山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之类，无非这理。”就这样，朱熹就把伦常纲要提高到万事万物同等规律的地位上。这实际上是一种浅尝辄止的思想后退，前行不了，便后退了。我真的不知道朱熹的思想初衷，这是一种变节吗？或许还是传统伦理的巨大力量，将他的人格钉紧在道德律上。
道德和智慧就像连体婴儿一样难舍难分，它们一阴一阳，一实一虚，在人生的航行中像两根木桨一样划行。朱熹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他扩大了道德的力量，也扩大了道德的范围。在他的思想中，道德变得无所不能，也无所不在了。也正是因为如此，决定了朱子学说在身后的变形，决定了朱子学说在更多程度上必定充当封建道德宪兵的作用。对于朱熹在内的宋明理学来说，或许初衷是为了探索宇宙天地人之间的奥秘，探究天地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借助更多的思考和探索来破除外来宗教带来的仪式感以及诸多宿命色彩的教义。但他们失败了，他们思考和探索的结果，却授人以柄，变形为更大的错误。
这种变形后的朱熹思想在后来的徽州对于风俗民情有着重大的影响。徽州随处可见的那些“忠、孝、节、义”的牌坊就是这种理解的具体体现。在徽州的棠樾牌坊群附近，有着一个极具特色的清懿祠（女祠）。走进祠堂，扑面而来的是令人窒息的气息，那种对于徽州女人身心的摧残，让人不忍卒看。而这一切，都基于对于朱熹理学的忠诚和教条。
这样的变形，当然不能怪罪于宋明理学本身。真正的罪魁祸首应该是那些别有用心的统治者，还有我们自身理解力上的局限。也许，对于既没有宗教背景，也缺少形而上思维习惯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思想的偏差已经变得习以为常了。任何一种源头清澈的思想，在这片土地上，都很容易变形扭曲，变得庸常、恶俗，甚至彻头彻尾的罪恶化。就像河流，在它的上游，往往是清澈本真的，而流着流着，就变得浑浊恶臭了。而我们一直习惯于沐浴在这样浑浊的河流中，看不到清澈的源头，忘记了思想的本源。
朱熹为什么“偶像化”了呢？除了朱熹提出的“心性”观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甚至因为朱熹姓氏本身让明王朝大力推崇之外，我想另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民族最推崇的东西，往往是它自身最缺乏的东西。正本清源地说，在朱熹的思想中，一直存在着与中国主流儒学相悖的东西，那就是强烈的内省意识以及精神上的探索和超越能力。对于朱熹甚至宋明理学的张载以及后来的王阳明来说，我一直觉得他们的思维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暗合着古希腊的哲学传统，在方式上讲究理性以及缜密思维，在内容上讲究对于万事万物规律的沟通。具体地说，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更接近于康德的哲学思想。因为他们的思想都有着形而上的基本特征，并且将伦理提高为本体地位，以重建人的哲学。
一个人，只有在思想上有着巨大的探索精神，才会有巨大的思想和心灵空间。同样，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同样也存着一个如何拓展自己的思想和心灵空间的问题。人类文明，只有在深邃而广袤的空间中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在狭窄的河流中，是无法航行文明的巨轮的。
在徽州的很多书院里，都能看到朱熹的画像。从画像上看，朱熹目光炯炯，长髯飘飘，一派浩然之气。徽州一直以好儒著称，几百年间，科举人才辈出，可那些人当中，又有几人有着朱熹的强烈探索精神以及宽阔的心灵世界呢？绝大多数的求学者，都是出于功名死读书，幻想着有朝一日金榜题名一飞冲天。知识的道路被禁锢在一条狭隘的路径中，两边都扎起了坚固的篱笆，既没有蓝天白云，也没有清风皓月。对于朱熹和徽州，我突然产生一个大胆的论断：因为有着徽商，有着朱熹，其实徽州在中国历史文化上的地位还可以再高很多的。因为朱熹和徽商都可以成为改变中国历史的要素，一个从经济上，另外一个从思维方式上。因为到了朱熹的时候，中国思想史已经发展到一个紧要关口，传统的思维方式面临选择和革命，而朱熹所代表的理性和缜密思维完全可以给中国文化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从而影响和改变中国文化的思维习惯，继而发展和改变中国的历史。同样，徽商兴起的时候，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正面临着新的选择，面临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巨大改变。只可惜，朱熹和徽商在节骨眼上都没有促成历史发生巨大改变，中国的走势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的惯性和保守缓慢地前行。历史的变化往往带有宿命的意味，机率随时都可以发生，也随时可以擦肩而过。天兮，时兮，命兮，运兮。
我曾去过武夷山隐屏峰下的朱熹故居“武夷精舍”。从“武夷精舍”登高远望，可以看到秀美的九曲溪在脚下蜿蜒流淌，阴雨的时候，身前左右都是缠绕变幻的云雾；而当天气晴朗的时候，呷着茶坐在门前，可以一直放眼看得很远。朱熹在“武夷精舍”落成之际，很是兴奋，曾一下子写诗十二首，我最喜欢的是第三首《隐求斋》，那首诗中有这样几句：晨窗林影开，夜枕山泉响。隐去复何求，无言道心长。
是啊，隐去复何求，无言道心长。而遵循一个人的思想的确是太难了，那样的情形，就如同走钢丝，一不小心，就会掉落在错误之中。也许朱熹早就明白别人会对他不理解，以及历史会产生的错误吧，一切都是那样的无可奈何，惟有“我思故我在”。
一个伟大的灵魂，渐行渐远，边走边叹。
二、戴震
时光在思想的范畴上永远拖沓着脚步，它一直走得艰难而沉重。到了十八世纪，历史的宿命意义再次表现出来了，另一个徽州人站了起来，用振聋发聩的声音，表达了对于程朱理学的质疑。
这个人就是戴震。在戴震看来，在漫长的时间里，那种世俗化的理学就像阴霾，乌云一样遮住了上空的太阳。而他，必须站出来正本清源了。
据说戴震出世的时候，刚好大雨将至，雷声隆隆，做着小生意的父亲几乎想都没想，就说：“叫震吧，这个名字响亮，好听。”
戴震的出生地是休宁隆阜，他的家坐落在新安江上游横江的岸边，一直到现在，仍保存完好。这是一座普通的徽州名居，清洁静谧，不带尘烟，穿过小花园，正厢房的窗户正对着横江，芦苇飘摇，水鸟啁啾。这样的景致，当然有助于一个人思绪和灵魂的提升，也有助于一种恢宏思想的诞生。
也许，当年的戴震就喜欢倚在靠江的栏栅上，江天一色，思考着天地人之间的关联。
因为家境不富裕，戴震很小便跟着父亲东奔西走，这也使得他对于草根生活非常熟稔。这个据说是十岁才会说话的大学问家，从面相上看，似乎有点木讷，不显山露水。戴震在科举道路上是不太顺利的，其实又何止是他呢，凡是有真才实学的人，科举的道路总是充满坎坷。戴震所在的徽州休宁是历史上有名的“状元县”，据说所产生的状元曾经是全国最多的，有人曾正儿八经地统计出从宋嘉定到清光绪的六百年间，休宁共产生了十九名状元，远远超过了历来状元最多的苏州市的任何一个县。但这样的状元又有什么意义呢？只能说明他们很适应这样的规则罢了！至于真才实学，真正的高手还是在江湖——而戴震，显然就是这样的高手。
戴震明显是科举的一个失意者。他在科举中屡试屡败，在花开花落中误了一年又一年，一直到二十九岁时，戴震才算是勉强考中了一个秀才。这样的经历对于戴震来说简直是一个耻辱。但戴震又有什么办法呢？在更多时候，他只有摇头苦叹。好在戴震一直与同乡郑牧、汪肇龙、方矩、程瑶田、金榜等一帮人跟着婺源大儒江永后面求学，在江永身上，戴震不仅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培养了自己的人格。值得注意的是江永这个人，史书上一直写他“长于比勘，深究《三礼》”，其学以考据见长，开皖派经学研究之先河。江永不仅仅对《十三经》异常熟稔，还精通天文地理，工于律算，在当时江南无人可比。与戴震一样，江永表面从事的经学是幌子，实际上他更热衷的是“义理”。他一直居于婺源山野之中，胸罗星宿，博古通今，过着闲云野鹤般的布衣生活。在这个人的身上，既有“儒”的入世追求，也有着“道”的出世精神。江永曾经在自己老家婺源汪口，以精巧的设计，准确的计算，建造了一座非常漂亮的河坝，称为平度堰。一直到现在，这座河坝仍屹立在汪口的河中，起到水利枢纽的作用。这样的工程，只是江永的小试身手，他更多的本领，却是因为得不到表现而无法流芳于世。
在徽州，诸如江永这样的“高人”，还有很多。他们都有着经天纬地之才，有着鸿鹄之志，但由于缺乏路径，又不甘为人所轻，所以他们多隐匿民间，逍遥山水，不问世事。这样的态度，既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立功”于社会，便躲进自然的天地里自娱自乐。当然，绝大多数的逃避者都是故作姿态，是一种无奈，在失败中消除了志向，渐渐地又把这种消除当作志向。在一片科举的洪流中，只有他们，固守于偏僻的书院或乡村，积薪传火，战战兢兢地维系着一脉微弱的火种，孤独地苦练着“六脉神剑”。
三十三岁那年，一场灾难降临了，因为家中的祖坟地被侵占之事，戴震卷入一场官司，族中豪强倚财结交官府，准备加害戴震。为了逃避迫害，戴震只好匆匆去了京城，连行李、衣服都没有来得及带。到了北京之后，戴震寄居在歙县会馆，虽然吃饭都成了问题，但他还是每日讲研学问，目空一切，被人视为“狂生”。不久，吏部尚书王安国慧眼看中了戴震，将他请到家中，教授自己的儿子王念孙。一段时间之后，戴震又去了江南，到南京、扬州等地流亡十多年，这一段走南闯北的经历对戴震是大有裨益的。在北京，戴震和一帮北方学者如纪晓岚、朱筠等惺惺相惜；在江南，他与吴县惠栋、吴江沈彤、嘉定钱大昕、青浦王昶等结为忘年友。高手与高手的对弈是令人欢快的，他们经常言谈正欢，通宵达旦，思想交流所碰撞出来的火花使得戴震功力大进。但戴震在科举上仍然没有起色，一直到三十九岁那年双鬓落雪，戴震才中了举人。但紧接着随后的六年，戴震又是年年落榜，未中贡士。这也意味着，一直到五十岁之前，虽然戴震在经史典籍上的学问和成就在当时全国范围内有着相当的名气，但满腹经纶的戴震还是无人赏识，身份还是一介布衣。
机会终于垂青戴震了。五十一岁那年，朝廷决定编撰《四库全书》，面向全国招募人才。《四库全书》总裁纪昀一看有机会，便向皇帝推荐了戴震。朝廷这一次算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了，从没有中过进士的戴震进入了《四库全书》馆担纲专职纂修。五十三岁那年，戴震又被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职务。
这一回，满头花白的戴震终于算是跌跌撞撞地从科举的斜刺里走了出来，名正言顺地登堂入室。京城的文化界真是高人无数，天子脚下，人文荟萃，各路英才争奇斗艳。一开始，这个乡村绅士说着一口令人难以听懂的地方话，性格古板而倔强，人们不懂得他，也在暗地嘲弄着他，在一般人看来，最有才华的人应该是那样善于表达的人，而戴震显然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但不久，人们就发现，这个又老又丑的书生学问实在是太渊博了，经史集注，僻字险韵，奇崛幽深，他无所不晓，无所不通。不仅如此，戴震的探索精神和学问态度也让他们折服，凡是他稍微有点不理解的，立即就要刨根问底，翻阅古书，查个究竟。这个小个子徽州人总是不分寒暑昼夜，像一个十足的工作狂。在戴震潜心面壁的苦思以及小心翼翼的求证中，一个个僵硬的文化符号渐次变得鲜活灵动起来，而他的思想和博大的理学情怀，也在他的笔下折射出云蒸霞蔚的万千气象。
不久，戴震的名气愈发大了，他以满腹经纶、精警诡谲以及那种野性的学问穿透力使别人感到震慑，并很快被尊为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人们尊敬他的学问，也敬重他的为人。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推出那本《孟子字义疏证》，才算是在沉寂之中引起一片哗然。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曾经阐明这样一种观点，他将从西汉的董仲舒一直到康有为长达二千年的时代统称为“经学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把目光和注意力放在那些散发着陈年霉味的甲骨、金石、简册、木牍、缣帛和纸页上，在思想和哲学上一直难以突破。依照中国文化的传统看法，源头才是最清澈的，后来的支流怎么能超过源头之水呢？这种带有强烈迂腐和僵化的思维方式，在很长时间一直限制着思想的延伸和发展。这也难怪，在中国文化看来，人类应该具备的思想和道德，在远古的时候就已经发展到顶峰了，在此之后，完全没有必要进行拓展。即使是有所创新，也都是标榜古代哲学家之名，此所谓旧瓶装新酒。在这一点上，戴震同样也是如此。戴震看出了朱熹思想本来的误区以及实施过程中的误区，但他同样也是借助于对孟子学说的解释，来表达自己对于朱熹思想的质疑。但即使是这样，戴震的“司马昭之心”，也是路人皆知。
戴震的出发点仍是考据。选择这样的角度，也是戴震深思熟虑的结果。那样可以避开剑拔弩张的方式，对于朱熹的思想重新解读。一个人的思想，在放大的同时，往往会被臆度甚至强奸。戴震就是想绕开一个木偶般的圣人，回到朱熹思想的真正内核。戴震从考据训诂的角度出发，重新阐发“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的本来意义，强烈地批驳“宋以来儒书之言”，在他看来，朱熹思想的诠释，完全是那些“歪嘴和尚读歪经”。很明显，戴震的这番作为是有初衷的，生于徽州的戴震早已经看到了程朱理学在家乡的副效应，看到了徽州大批贞节牌坊后面的罪恶，看到了各个家族祠堂屋檐下的血泪，看到了理学副作用给人们带来的精神枷锁。那种自以为是，自以为真理在手，并且随便赋予一些理解以真理的名义，而后来束缚人们欲望的行为直接带来的副效应就是——对于人性的压制，对于生命的戕害。
实际上戴震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正本清源。其实，这样的看法，也是当年戴震与江永、程瑶田他们在一起经常议起的。这一回，他算是豁出去了。戴震认为，“理”本来是事物的肌理、文理，而离开具体的事物，就无所谓“理”。这也就是说，戴震不承认在事物和天体中存在着绝对的规律。
戴震的言论无异于晴天霹雳。京城的学术界一下惊呆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来自朱熹老家讷言少语的读书人竟有着如此大逆不道的勇气。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些人也觉察到程朱理学在实际生活中的扭曲变形，并且对程朱理学将很多东西绝对化颇有微词，但这样的看法人们一直藏匿于心中，从不敢公开表述。中国文化传统一直有着容易“着相”的误区，它们容易推崇形式而忽略本质，不仅仅是对朱熹，包括对孔子，对于佛教等等，都是如此。这样习惯性的做法所造成的危害，不仅仅是在思想上的扭曲，还有着扭曲后的进一步延伸。
关于这些认识的孰是孰非，姑且不论。但在戴震的思想中，已明显表现出比朱熹“人道”的一面，戴震的思想已带有很强的人本主义色彩。他已经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人性问题了，注意到外部世界对于人性所应该表现出的尊重。戴震指出，“《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圣人治天下，体民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这正说明“绝人欲”，也就是“绝天理”。而社会上出现的种种惨剧，正是“以理杀人”、“以理祸天下”的罪恶。
戴震的这些思想，相对于禁锢人的程朱理学，进步性是相当明显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戴震的这些思想，开启了十八世纪的一线人文曙光，甚至具有人文复兴的意义。同为徽州骄子的朱熹和戴震，无疑在各自的时代里，代表着时代思想的高峰。而他们之间的论战，与其看作是一种思想的分歧，还不如看作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前者，意味着一个纷乱的时代要求思想的统一，要求重建道德秩序；而后者，又意味着时代在更广阔的意义上要求解放，要求思想的多元，要求对人自身的尊重。戴震对于朱熹是没有思想成见的，有的，只是时代的要求，以及人类自身进步与解放的呼吁。
尽管戴震的言行赢得了相当程度的喝彩，但同时，他也感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毕竟，在那样的时代里，人们还不习惯于遵从“理”，只是习惯于服从权利和道德，习惯于唯唯诺诺人云亦云。不久，反击的言论如铺天盖地的鸦群一样袭向戴震。踅身于京城的四合院中，戴震最切身的感受就是：北方的冬天实在是太冷了，那可不是一般的冷，那是在骨头里，都迂回着久居不散的寒意。戴震不由想到徽州，还是徽州好啊，心情不顺的时候，可以躲进青山绿水，乡野民舍。在那里，思想更自由，也更广阔。而在京城，想找一片安宁的地方都难找到，只能心若死灰般地呆在高墙之中。
晚年，戴震患上了高血压病，因为病情严重，戴震的双脚一直肿得如水桶一样粗，视力也下降得厉害。戴震哪能离得开读书和写作呢，在足疾不能出门的情况下，他只好让人抬着他去眼镜铺屡换眼镜，换到最后，卖眼镜的没办法了，只好告诉他：“此老光之最，过此无可换矣。”即使是这样，戴震仍日夜辛劳，勤于校注著述。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因为积劳成疾，戴震病死于任上。他怎么会不积劳成疾呢，数数他的著作就知道了。计有《诗经二南补注》二卷，《毛郑诗考》四卷，《尚书义考》一卷，《仪经考正》一卷，《考工记图》二卷，《春秋即位改元考》一卷，《大学补注》一卷，《中庸补注》一卷，《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尔雅文字考》十卷，《经说》四卷，《水地记》一卷，《通释》三卷，《原善》三卷，《绪言》三卷，《直隶河渠书》一百又二卷，《气穴记》一卷，《藏府算经论》四卷，《葬法赘言》四卷，《文集》十卷。
一个人怎么能在短短的生命中写出这样多的东西呢？这样多的著作，当然会耗尽一个人生命的蜡烛。至于戴震在乾嘉时的思想地位和学术地位，看看《清史稿》中的这一段文字已经清晰地表明：
“震卒后，其小学，则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传之；测算之学，曲阜孔广森传之；典章制度之学，则兴化任大椿传之；皆其弟子也。后十余年，高宗以震所校《水经注》问南书房诸臣曰：‘戴震尚在否？’对曰：‘已死。’上惋惜久之。”
一代宗师戴震是葬在徽州老家的。死前，戴震就有南归的意愿，并且已经打点好自己的行装，但他的足疾让他实在走不了路。戴震还是舍不得徽州的好山好水啊，只有在那里，戴震才觉得思维更加清晰，而他的所有的思想和行动才合乎那个无形的“理”。在戴震死后的第二年春天，他的灵柩由夫人率子运回故乡，葬于现在屯溪城郊八公里处的休宁县商山乡孝敬村几山头。墓碑上方镌刻着“隆阜戴氏”，正题为“皇清特赐进士出身，敕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先考东原府君，生妣朱氏孺人合墓”。碑文是戴震的高足弟子段玉裁的女婿，清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的父亲龚丽正所题写。
一代大儒，就这样安安静静地沉睡于地下，在生前，他终于将积淤于胸的气息释放了，该说的，都说了；该写的，也都写了。此番离去，一代大儒已没有什么遗憾，可以安然释怀于徽州的山水之间。
墓地周围，山清水秀，阡陌连绵，层峦叠嶂，松翠欲滴。
三、王茂荫
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春天，江南正是山花烂漫，但在北方，却是乍热还冷，那些大街上的柳树，只是战战兢兢地透着个青，仿佛一有风吹草动，就缩回到厚厚的树皮之中，继续自己的冬眠。来自塞外的沙尘暴还是一如既往地来赶热闹，天空一直灰蒙蒙的，在这样的天气中，似乎人人都没有一个好心情。尽管春天就要来了。
年轻的咸丰皇帝早早起床了。这个敦厚孝顺的老实人在他当皇帝短短的十来年中，似乎一直不太顺利，太平天国造反，洋人发动的战争，耗尽了他羸弱的生命。每天都是日复一日的焦躁和烦闷，这一天同样也是如此。当咸丰梳洗一番之后面对案上堆如小山的文牍时，他不由叹了一口气。身逢乱世，精力不济，一切都山雨欲来，千疮百孔，咸丰哪有什么好心情呢？
咸丰阅读的奏折是一个叫王茂荫的户部侍郎递上的。在咸丰的印象里，这个叫王茂荫的大臣已经不止一次递上奏折了。他似乎对经济和货币很有点想法，也很有思想。但他的想法在咸丰看来似乎都很难实施，世事艰难啊，稍有风吹草动都会引火烧身，咸丰哪里敢轻举妄动呢。
咸丰细细地看着王茂荫的奏折。这篇名为《再议钞法折》的奏折不同凡响，这是王茂荫向咸丰皇帝呈交的关于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第二方案。这个方案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主张将不兑现的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反对铸造当百当千的大钱。很明显，王茂荫是试图用兑现的办法来刹住继续增发不兑现纸币的势头，制止通货膨胀，以挽回纸币的信用。
事情还得原原本本从头说起——咸丰元年（一八五一年）九月，太平天国起事，清政府的财政、货币危机进一步加剧。由于从云南到京城的交通受阻，从云南铜矿运至京城的青铜跟不上，朝廷的铜质货币的制作由于原料的跟不上，无法铸成铜钱，一时形成了货币的紧运行。王茂荫在陕西道监察御史任内给咸丰上了《条议钞法折》，正式提出了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主张：即有限制地发行可兑换的钱币。王茂荫主张发行钞币，这符合清政府的财政政策，也是咸丰曾经赞同的，但由于王茂荫的行钞方案强调防止通货膨胀，尤其是建议发行的丝织钞币可由银号出资代行政府兑现责任。大清哪有这个钱呢，也不想承担这个风险。所以王茂荫的方案自然未被采纳。不过王茂荫的名字咸丰还是记住了，他还特意打听了一下王茂荫的出身，当咸丰得知王茂荫是徽商的后裔时，不由点点头，毕竟是经商世家啊，对于经济的运作还是相当熟稔的。这样有想法有才干的人还是可用的。
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清政府发行了不兑现的“户部官票”，同年底发行了不兑现的“大清宝钞”和各类大钱，造成了大面积的通货膨胀，当时的北京城物价飞涨，民怨鼎沸。目睹这种局面，王茂荫焦虑不安，只好再次上书。
与当朝很多科举官吏不一样，对于国家经济，王茂荫是有理解的，他在当时已经有着相当强烈的现代经济和货币观点，在清咸丰年间两次令人注目的货币改革措施，即发行钞币和铸大钱的过程中，王茂荫都旗帜鲜明地表示过自己建设性的意见。他是咸丰朝行钞的第一个倡导者，是铸大钱的坚决反对者。
在那一次奏折中，王茂荫阐述了发行纸币的重要性。发行纸币有两种可能的出发点：一种是从财政需要出发，滥发纸币掠夺民间财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另一种则是从经济出发，以发行纸币来改善货币流通的状况，便利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王茂荫企图把这两种出发点结合起来，他为自己发钞主张提出的原则是：既要“有利于国”，又要“无累于民”。从“有利于国”出发，他企图用发行纸币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缓和财政危机。但纵观中国各朝各代发钞、铸大钱的历史，他又深知通货膨胀对于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的灾难，因而坚持发钞票“无累于民”，不能造成通货膨胀。
当咸丰此次拿起王茂荫的奏折看了一会后，咸丰简直有点生气了。对于王茂荫，咸丰是知道的，这个生性耿直的户部官员在某种程度上显得特别勤政，他总是不断地向朝廷上书，提建议。甚至在有些与户部不相干的事情上，王茂荫也频繁上书。应该说，这个徽州人还真是一个通才，有很多看法显得非常在理，也有操作的可能。比如说前年的时候，太平军由广东进入湖南，王茂荫早早地就上书请求咸丰在安徽布置防务了，按照王茂荫的意见，安徽防务应以宿松为要冲，小孤山为锁钥，同时在乡野招集人才，训练乡绅民团，像明代金声抵御清军那样的方法来抵抗太平军。王茂荫列举的金声，是他的老乡，徽州休宁人。这个当年朝廷的文官在清军南下之后，投笔从戎，加入了抗清斗争。在清军进入江南之后，金声与他的门生江天一一道，在老家徽州组织起民团，与清军展开战斗，曾经一度收复宁国、旌德、泾县、宣城，最后兵败“宣徽之脊”丛山关被捕，在被解押到南京后被杀。关于金声被清朝杀害，实际上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金声被擒之后，清朝派出原先明朝的大臣洪承畴劝降，因为洪承畴与金声是同一年的进士，有着一段同窗之谊。刚一见面，金声问道：“你可认识我？”洪承畴说：“哪里有不认识金正希（金声字为正希）的道理？”接着反问：“你可认识我？”金声端详半天言道不认识。洪承畴气愤地说“我便是洪亨九”金声听罢大骂道：“呸，洪亨九已经抗清死了，哪有这样苟活的！”金声故意以这样的话来刺激洪承畴，洪承畴又气又羞，当场就拂袖而去。
对于金声，王茂荫一直是非常崇敬的。金声当年也是以直谏著称，并且才华横溢。王茂荫以这个故事来说明问题时，不知道有没有顾忌到咸丰的感觉。毕竟，金声当年所抗击的，正是大清王朝。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例子，让咸丰记住了王茂荫，记住了这个耿介的徽州人。但即使是这样，王茂荫也无所顾忌。在此后，他又陆续上书，扬州陷落、太平军北伐，王茂荫都有很好的针对性措施。咸丰承认，这个王茂荫还确实是有想法的。
这次王茂荫再次上书了。对于此次熟悉的领域，王茂荫一上书就是洋洋洒洒。他的奏折很长，言之凿凿，语言犀利。按照王茂荫的想法和方案，作为大清政府，就必须承担相当大的风险。但问题哪有王茂荫想象得那么简单呢，此时此刻，清政府财源枯竭，银根奇紧，中央财政近乎崩溃，根本没有能力准允纸币兑现。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况且，灾荒连连，民生凋敝，邪教糜生，盗贼蜂起，哪怕一点小小的火星，都会引起燎原大火。而大清政府所想的发行不可兑现的“官票”、“宝钞”这一招，其实就想通过这一手段，从民间更多地搜刮一点资本，以解燃眉之急。面对千疮百孔，咸丰自己都恨不得“金蝉脱壳”。书生，还是书生啊，咸丰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如何有一种绝妙的高招，使得自己以及大清能从那种内忧外困当中解脱出来。但这样的解脱，咸丰自己知道，那简直是比登天还难！
在这时候，二十岁出头的咸丰最为依赖的是他的老师杜受田，他一直对杜受田的话言听计从。但杜受田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这是一个信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统士大夫，他对海外的一切都缺乏了解。鸦片战争期间，这位熟读古书的冬烘遗老就曾天真地向当时的道光皇帝建议，用木筏点着火，去攻击大英帝国的铁船。这种千年之前的“锦囊妙计”真是他这个老古董才能想得出来。同样，杜受田的那种专制政权闭关锁国的方式，那种腐儒们以伦理为表象，坚持秩序坚守的做法，与“火筏烧铁船”的计策具有相同水平。在这样的思维模式化下，又能指望咸丰政权制定出什么好的措施和政策呢？
王茂荫的奏折被咸丰狠狠地撂在了一边。不仅仅如此，王茂荫从此也被打入了冷宫。但无论怎么说，从对于经济以及货币的理解上，可以看出在王茂荫身上已经有着相当先进的货币和经济观念。王茂荫只不过是生不逢时罢了，他的那种信誉和民主的看法和做法，与那样的专制社会是不相适宜的。所以，王茂荫即使再有济世的思想和能力，又只能是空悲切。
但这样的一件事，竟然被地球那边的一个伟人知道了。如果没有马克思，真不知道这个叫做王茂荫的徽州人，会不会青史留名？
马克思在那段时间对于中国的事情一直非常关注。在王茂荫上书之前，马克思已经知晓了太平天国运动了。当咸丰三年太平天国林凤祥和李开芳带领着北伐军从扬州出发，一路北上所向披靡并直抵天津郊外的时候，正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埋头读书的马克思当时就写道：
“最近东方邮电告诉我们：中国皇帝因预料到北京快要失陷，已经诏谕各省巡抚将皇帝的收入送到其老祖宗的封地和现在的行宫所在地热河，该地距万里长城东北约八十英里。”
很明显马克思是从英国当地的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但英国报纸显然将太平天国北伐军的形势乐观化了。咸丰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收拾财富逃到热河，而是派出僧格林沁的部队将这个单骑突进的北伐军歼灭。随后，形势逐渐趋于稳定，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王茂荫向咸丰上书一封。
“清朝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宝票宝钞改为兑现的钞票。在一八五四年四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了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
这段话是马克思写的。它见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编第三章的一个附注。
马克思之所以知道并在《资本论》中提及这件事，按照一般的说法，这件事曾被当时驻北京的帝俄使节写进了《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一书中。一八五八年该书又被德国人卡?阿伯尔和弗?阿?梅克伦堡译成德文版发行，而后来，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过程中看到了这本书。但根据上述的情况看来，由于马克思一直对于当时中国的形势极为关心，于是他很可能在当时的英国报纸上对于此事就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而在几年之后，由于他对于这一段历史的关心，使得他对于这一段历史有了新的重温和研究。显然，马克思对王茂荫的货币观点是赞同的，他在《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经济学手稿》中就这样说过：“如果纸币以金银命名，这就说明它应该能换成它所代表的金银的数量，不管它在法律上是否可以兑现。一旦纸币不再是这样，它就会贬值。”他甚至说：“只要纸币以某种金属（一般是一种）本位命名，纸币的兑现就成为经济规律。”
王茂荫是紧跟戴震之后的徽州人。他于一七九八年出身于歙县城杞梓里村一个徽商家庭。少年入私塾，曾就读于歙县城紫阳书院。在科举中了举人进士之后，一直在户部任职，直到五十岁以后才擢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成为清廷主管财政货币事务的官员之一。王茂荫任京官前后达三十年，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不携眷属随任，一人独居京都的歙县会馆，以两袖清风，直言敢谏闻名。
王茂荫是倔强的。这从他数次大胆上书阐述同一个主张就可以看出。这也是徽州人的普遍性格。当初王茂荫中了进士，离开歙县上京城去户部就职的时候，家乡人对于他是寄予很大希望的。七十多岁的老祖母当时就拉着王茂荫的手说：“孙儿啊，我们不指望你发家致富，我们只想你能为朝廷多分点忧，为老百姓多分点忧，做一个好官就行了。”当王茂荫拿着咸丰驳回来的奏折时，他只有一声长叹。毕竟，这是皇帝的家天下啊，想为老百姓做点事，该是难乎其难的吧！
雄心勃勃但又资质平平的咸丰就这样将一个踏实聪颖，同时又具有现代金融货币知识的徽州人给忽略了。一个平庸的时代是做不成什么大事的，但英才的可惜就在于他偏偏处于一个平庸的时代。面对这样的情景，倔强的王茂荫只有仰天长叹。但王茂荫仍是幸运的，幸运的他走进了一本不朽的恢宏巨著。这样的结局，对于王茂荫来说，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清同治初年，王茂荫在歙县杞梓里的家被太平军焚为灰烬。第二年，刚刚调任吏部右侍郎的王茂荫，千里迢迢赶回故里为母奔丧，面对满目疮痍的故园，王茂荫悲恸欲绝。草草地安葬了继母之后，王茂荫举家迁往新安江畔的义成村。当六十八岁的王茂荫安顿好这一切后，自己也推挡不住病魔的袭击，很快，王茂荫病逝于义成村。能在自己的家乡长眠，对于王茂荫来说，同样，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四、赛金花
一九○三年，一个清丽的身影在徽州一晃而过。
这是一个女子，一个绝世的风尘女子。她的名字叫赛金花。
赛金花的身世，有关编年史是这样写的：郑彩云，艺名赛金花，清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十月九日生于安徽黟县二都上轴，父名郑八哥，祖父在苏州经营当铺。十二岁时，由于母亲病故，遂随父来到苏州。后经熟人引见，最初化名“傅彩云”成为花船上陪客调笑不陪宿的“青倌人”。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适逢前科状元洪钧回乡守孝，对彩云一见倾心，遂纳为妾，洪时年四十八岁，傅彩云年仅十五岁。不久，洪钧奉旨为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其原配夫人畏惧华洋异俗，遂借诰命服饰给彩云，命她陪同洪钧出洋。一八九○年代初，同洪钧归国，不久洪病死。一八九四年，傅彩云在送洪氏棺柩南返苏州途中，潜逃至上海为妓，改名曹梦兰。后至天津，改名赛金花。一九○○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居北京石头胡同为妓，曾与部分德国军官有过接触，也曾改换男装到皇家园林西苑（今中南海）游玩。一九○三年在北京因虐待幼妓致死而入狱，解返苏州后出狱再至上海。晚年生活穷困潦倒，一九三六年病死于北京。
最初，有谁知道赛金花这个人呢？而赛金花的传奇般露面，最初竟然是在一系列的小说中。清末曾朴的市井小说《孽海花》中首先出现了赛金花，不过在书中是叫傅彩云。在小说中，曾朴对于彩云颇多美化，在赴德就任“公使夫人”期间，彩云不但很快学会了欧语，其美貌和聪明也引起了普遍轰动，《孽海花》上说甚至德国皇后也与她合影留念。当然，这样的市井小说自然忘不了男欢女爱，狎妓嫖娼。《孽海花》也写了赛金花与一个德国青年军官瓦德西在柏林邂逅的一段情事。
《孽海花》是典型的“谴责小说”。国破山河在，稍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由恨生怨，由怨又生出很多不恭来，于是便想着通过小说来说怪话，发牢骚，含沙射影，尽讽刺之能事。在书中，那些大小官员们表面上冠冕堂皇，背地里却整日考据版本，赏鉴古玩，饮酒狎妓，置天下于不顾。傅彩云的相对美好，正是为了衬托中国男儿的丑陋。
紧接着，赛金花又出现在《孽海花续》当中。《续》是“燕谷老人”张鸿所写。当中还又提到赛金花：说赛金花在送灵回南的途中潜逃到上海，重操旧业当了妓女，挂牌接客，名声大噪。
《孽海花》以及《孽海花续》都没有写赛金花在庚子事变中的“义举”。也可能当时的曾朴与张鸿还没有听说过民间有这样的传闻。或者说，当时的民间尚没有这样的言论。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这样的传闻突然地风生水起了，北京城民间忽然有了关于赛金花的传说，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赛金花因为通晓欧语，得到西人的宠幸，她在西洋时就与联军总司令瓦德西相识，这次旧情复燃，亲密异常；也凭借这一层特殊关系，赛金花力劝瓦德西少侵扰百姓，结果瓦德西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很顺从地听了她的意见。而辛丑和议之成，也多得益于她。
到了另一本清末小说《九尾龟》，有关赛金花的传说一下子变成白纸黑字了，并且写得活灵活现：赛金花到紫禁城与瓦德西叙旧，看到国人眼中神圣的皇家宫苑被联军占领，面目全非，本能的爱国心由此被唤起：“我虽然是个妓女，却究竟是中国人，遇着可以帮助中国的地方，自然要出力相助”。因为华德生（影射瓦德西）请她作翻译文案，赛金花借此劝说华德生不要虐待中国人，释放被押的中国官员。更为人称道的是使出她的娇媚手段，帮助中国的议和大臣洪中堂（影射李鸿章）说服华德生在和约上签了字。乱世之中，一个风尘女子身份大起大落，巨大的反差很容易反映出世态炎凉。
一个爱国妓女的雏形就这样形成了。这似乎是中国版的“羊脂球”，又是一个近代版的“桃花扇”。
很多年后，为了解赛金花的生平，我看过许多赛金花各个时段的照片。从照片上看，赛金花一点也算不上天姿国色，她是小家碧玉型的，只是秀气而乖巧、楚楚怜人罢了。而晚年的赛金花，就显得更为寻常了。在晚年，这个号称为“绝代佳人”的女子一点也没有高贵的气质，甚至连风尘气韵也消失殆尽，只像是一个最普通的市井妇女，眉宇之间，满是紧张和烦躁。
一九○三年，当三十一岁的赛金花来到黟县时，正是官司缠身。到了黟县之后，赛金花情绪并不太高，殃殃的，似乎拖着病体。虽然自称黟县是她的老家，但看得出来，赛金花对于黟县的一切，可以说是完全陌生。跟她随行的小吏带着她以及相关文书，来到了县衙。在衙门里，县令简单地看了一下她的文书，在文书上，没有写明具体的罪名，只说该女子犯案，因原籍是黟县，所以遣返回原籍待察。县令看过之后，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让赛金花隔三岔五来县衙备个案。赛金花唱了一声喏，然后便选择了县城中的王吉祥饭店住下来。
一个偶然的机会，赛金花认识了当地的名士程梦余以及富商余履庄。赛金花放起电来，程梦余和余履庄便会酥了骨头。虽是萍水相逢，但他们几个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有时候喝得多了，赛金花告诉他们自己出生于黟县二都上轴郑村，她原姓郑，傅是从鸨母的姓。至于为什么被发配回原籍，赛金花诉说了自己的委屈，然后便将自己的身世半真半假地告诉了程梦余与余履庄。
解放后曾任安徽政协常委的老人程梦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篇文章当中写道：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年），赛金花因为“京城救国”，使当权者蒙羞，遂以赛金花的一个叫风灵（铃）的丫头服毒为借口，以“虐待婢女”定罪，落脚在王吉祥饭店。程梦余写到，当时的富商余履庄对赛金花很有意思，在谈起“庚子公案”时，赛金花是这样说的：
八国联军入京时，她住在北京韩家潭，当时，联军军人到处横行。有一天，几个德国人闯入她的住处，她先用英语与之交谈，他们不懂。当她得知他们是德国兵之后，她就用德语向他们说她与瓦德西相识，德国兵才不敢放肆。他们回去后，报告了瓦德西，瓦就派车来接她进宫。她一见到瓦，就提出两项要求：一是要保护文物，不能重演圆明园的悲剧；二是要保护善良，由瓦德西规定一项标志，发给善良的居民，只要门上贴有那种标志，联军军人就不得入内骚扰。瓦德西听从了她的意见。当时，满洲贵族子弟，纷纷投向她的门下，拜她作干娘。李鸿章亦曾令其子李经才与她联系，要她在瓦德西面前斡旋。
实际上赛金花跟程梦余所说的，只不过是她的老调重谈。在此之前，赛金花就将她与瓦德西的故事眉飞色舞地说得满大街都知道了。她只不过将《九尾龟》上的故事再复述一遍。其实程梦余也是知道这个故事的，他半信半疑地听着，觉得她说的有点夸张，有点不太相信了。但还是自我安慰说京华文物之未成灰烬，居民少受戮辱，多少是与她的活动有关。
程梦余并没有相信赛金花的话，但对于赛金花，程梦余还是竭尽自己的力量来斡旋。他上上下下地帮助赛金花打点，很快，赛金花在黟县就获得自由了。半个月后，赛金花便离开了徽州，结束了她与故乡的短暂照面，重去上海再操旧业。
在此之后，赛金花经历了一系列个人生活的磨难：一九一二年，赛金花回到上海认识了曾任江西省民政厅长、参议员的魏斯；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日，四十五岁的赛金花与魏在上海结婚，证婚人是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但不久，魏病死，魏家人认为赛金花红颜祸水，对她无端奚落，赛金花只好又去了北京。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赛金花杳无意讯，一直在北京的旧胡同里过着普通百姓的生活，坊间与报刊上没有再出现赛金花这个名字，人们正在把她遗忘。一直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新背景下的旧事重提，又使得整个社会喧哗起来。
起因当然是因为北大教授刘半农。这个在五四运动时期冲锋陷阵的留洋的语言学博士，有一日忽发奇想，突然地想去采访一下很多年前“公案”的主人翁赛金花。于是刘博士便带着他的学生商鸿逵去了北京的老胡同，登门造访跟她畅谈“天宝遗事”。
这时候的刘半农是什么身份呢？到了三十年代初，刘半农已经从北大教授的位置上退下阵来，和周作人一般，做做打油诗，自号“桐花芝麻室大诗翁”。处于这样状态中的刘半农，一下子想从赛金花这样老妪的身上挖出点东西来，自然也不算很奇怪的事。
除了刘半农的“名士”个性之外，社会环境也可能是另外一种促成因素——“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东北后又向华北步步逼进，中国民间抗日呼声高涨，但中国政府却奉行不抵抗政策。也可能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刘半农想以这样的“古董”去刺激一下民众和当局。刘半农将赛金花从北京旧胡同深处请出来，甘愿自己掏着饭菜钱请赛金花详实述说当年的旧事。在这样的情况下，赛金花一下子兴奋起来，便随着意识流将她当年的“创举”又大大地渲染了一番。在整个过程中，刘半农提问题，赛金花回答，他的学生商鸿逵记录。一九三四年刘半农外出考察感染上回归热病突然去世，在此之后，他的《赛金花本事》出版，封面竟是赛金花亲自题写。这本书的出版，一下子又使赛金花大热起来，连以文坛开风之先胡适也惊异：“大学教授为妓女写传，还史无前例。”
对于赛金花，刘半农的一段很著名的评价可以彰显他的初衷：“即本世纪初，中国出了两个活宝：一个卖国，一个卖身；一个可恨，一个可怜；前者是西太后慈禧，后者就是名妓赛金花。”
《赛金花本事》无疑掀起了新一轮的“赛金花热”。一九三五年，上海“四十年代”剧社率先上演名叫《赛金花》的话剧，由夏衍编写，王莹饰主角赛金花，夏霞饰女仆顾妈。该剧连演了二十二场，观众达三万人次，轰动一时。与此同时，在北京，熊佛西也编撰了同名为《赛金花》的剧本上演。这些话剧的思想，夏衍的一句话足以说明主题思想：“庙堂上的大人物的心灵还不及一个妓女。”于是赛金花自然在这样的哄抬中变得理想化了，也变得精神化了。
一直到赛金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凌晨于她北京胡同的破屋里去世，人们才似乎忆起了那个在舞台上光彩夺目的主人翁还有一个原型。当天下午，北京的《大晚报》在刊登这一消息时是这样写的：艳闻洋溢时代角色（眉题）赛金花晨病故（主标）享年六十二岁，症为衰老气喘，身后殓葬费用一切皆无所用。关于她逝世时的情景，陈谷的《赛金花故居迁吊记》写得很详细：“时天已甚冷，无法加煤，炉火不温，赛拥败絮，呼冷不已……赛氏将死前一日，不食不言，进以鸦片烟，亦摇首弗欲，后乃示意欲食藕粉，仅哺一勺，而哇而出之。后此不发一言，气绝时为子夜，尚能以无光之眼瞪视两仆。”一代名伶，就这般凄惨地告别了人世。
各界人士一下子惊醒了，他们纷至沓来捐款捐物，在这当中，有梅兰芳等四大名旦，有马连良等四大须生，还有徐悲鸿、李苦禅为她义卖筹款。斯人已去，其言也善，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赛金花庚子之乱有功于民，经提议一致同意将赛金花的棺木葬于陶然亭风景区最优美的地方，陶然亭的和尚也情愿赠地皮一方，为赛建墓。
这时候的赛金花真正地成为一个“末世名伶”。毕竟这是一个传奇似的女子，也是一个美人，而她在庚子年所做的一切，似乎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事实了，在这种情形下，人们是宁愿相信其有，而不愿意相信其无的。
赛金花就这样葬在了陶然亭的花团锦簇之中了。据说齐白石为她题写了墓碑，张大千以她为题作了一幅“彩云图”。还有很多名流纷纷为她撰文题词，于是赛金花墓前一下子变得热闹非凡。各式各样的人开始抒情了，抒“风华之情”，抒“政治之情”，抒“抱负之情”……正剧、喜剧、活报剧，都热热闹闹地在赛金花的墓前上演。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三七年北京沦陷之后，汉奸潘毓桂硬要替赛金花墓竖一个碑，碑上即刻着潘自己作的志文，恭维赛“媲美于汉之明妃和戎”，这样的恭维，明显地会让人起满身鸡皮的。
这样的一代名伶虽然灵魂早渺，但在她的周围却仍然是一片花影重重，更多的文人纷纷想从赛金花这座“富矿”中淘出点什么来，也想趟这趟“风流的浑水”，情节也是写得越来越神秘，越来越离奇……历史往往与知识分子的情绪紧密相联。而中国的知识分子集体的关注，分明是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的持续千年的集体无意识。赛金花现象分明是中国千年文人名士的一个梦，带点好色，带点幻想，也带点意淫。它有着强烈的审美意味，虚幻而有距离美，带点自大、自淫、自虐的成分。对于刘半农他们来说，他们更愿意从赛金花一身蓝缕中去找寻昨日的温山软水，于一缕白发中，一厢情愿地从鬓角上的几绺白发中去领略雪后的一剪梅。而对于今天的文人来说，赛金花的故事仿佛是民国初年微微褪了色的绢本团扇，他们更愿意去沾得一缕淡淡的幽香，于惘然中多几分忭然。
赛金花的疑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是赛金花在“庚子事件”中是否有着制止联军杀戮的作用，又起到了多少作用？关于赛金花所做的这些“善行”，似乎全都是民间传说或者是她自己的自述。在曾繁的《赛金花外传》中，赛金花是这样“有声有色”地描绘着的：“后来多便借机和瓦德西将军说，‘杀死克林德公使的并不是北京的民众，更不是慈禧太后……北京的百姓受义和团的蹂躏，已经民不聊生，今更受联军的肆意残杀，更何以堪，将军还要下令安民，肃整军纪才好。’瓦德西第二天便下令不准士兵违律妄行，京里的居民，此后才可以不致再遭遇到屠戮之苦。这是联军入京第五日的事，第五日之后，京民便得安宁了。”
二是赛金花究竟跟联军统帅瓦德西是否认识？即使是曾朴，前后的说法也有一些不一。在《孽海花》当中，曾朴说赛的私通对象瓦德西是“一个雄赳赳的日耳曼少年，风采奕奕，一身陆军装束，很是华丽。”这显然不是后来联军统帅、时年六十八岁的元帅瓦德西。而在《赛金花本事》中，据赛金花自述，“我同瓦以前可并不认识”。但曾繁的《赛金花外传》中，赛金花在访谈中又是这样说的：“那年（在德期间）结识了瓦德西将军，他和洪先生是常常来往的。故而我们也很熟识。外界传说我在八国联军入京时才识瓦德西，那是不对的。”
三是赛金花与瓦德西究竟有没有肉体关系？这一点似乎也是关键的。在《赛金花本纪》中，赛金花还专门为此事进行了辩白：“他们说我，天天夜里和瓦德西一同睡在西太后的龙床上，有一天，睡到半夜，着起火来，我俩都赤裸着身子，由殿里跑出。这简直是污辱我，骂我。我同瓦的交情固然很好，但彼此间的关系，却是清清白白；就是平时在一起谈话，也非常地守规矩，从无一语涉及过邪淫。”一九三四年《申报》在访问赛金花时，当问到“你在皇宫住了几天？”赛金花答到：“我与瓦德西住在仪銮殿，共四个月（此殿即今日中南海之怀仁堂），他走的时候要带我回德国去，我不愿意。他又叫我随便拿宫中宝物，我也没敢要。”按照正常推理，这样的道理似乎都不太站得住脚。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所有有关赛金花前后不一的东西其实都是赛金花自己说出的。这样的情形似乎从另外一方面证明了一点就是，赛金花其实一直就是一个习惯并擅长诳语的人，她一直在真真假假地编撰着某种故事。
其实有一个人已经对赛金花的标榜作了正本清源式的说明。但众多的材料中，他似乎只是作为一家之言，慢慢地被人们忽略。这个人就是齐如山（一八七五年—一九六二年）。齐如山早年曾经留学欧洲，归国后，他一直从事着戏剧文化工作，曾是梅兰芳的搭档，为梅兰芳写过很多剧本。齐如山在“庚子之乱”时曾经跟赛金花有过一些接触，他是实话实说，简洁清楚。我就照录吧：
“在光绪庚子（一九○○年）辛丑一年多的时间，我和赛金花虽然不能天天见面，但在一星期之中，至少也要碰到一两次，所以我跟她很熟，她的事情颇知一二……我跟刘半农倒畅谈过一次，不过我同他谈的时候，他所著的《赛金花》一书，将要脱稿。我说我相信赛金花没有见过瓦德西，就是偶尔见过一两次，她也不敢跟瓦德西谈国事。第一，她那几句德国语就不够资格，就算她说过，瓦德西有这个权可以答应这些事情吗？瓦德西确是各国联军的总司令。但这种司令是哪一国官级高，那一位就担任此职。所以由天津往北京的时候，总司令是英国人，瓦德西到得很晚，到京约一个月之后，德国陆军才到，才换他为总司令。这种司令仍不过是只管军事，至于一切国事的交涉，仍由各国公使秉承各国政府的意旨进行，或主持。
在庚子那一年，赛金花倒是偶尔在人前表功，她倒是没有见过瓦帅，她总是说跪着求过克林德夫人，所以夫人才答应了她。她这话没有对我说过，她知道我知道她的底细。我料想她没有见过克林德夫人，我虽不能断定，但以理推之，却是如此。因为她庚子年在北平，不过是一个老鸨子的身份，一个公使夫人怎么能接这样一个人呢？再说我也常见克林德夫人，总没碰见过她。或者有人说，为什么德国武官愿意跟她来往呢？这就另作别论。一群少年的军人，他们什么都不管，只要是女的他们就欢迎，何况会说几句德国话呢。所以同她来往的人都是中尉、少尉，连上尉都很难碰到一个。因为上尉已经是一连之长，举动上便需稍微慎重，因为中少尉得算他的部下，在路上碰见，有点不好意思的……当时半农听了我这些话，似乎有动于中，他这本书永远没有给我看过，也或者为此。然自此之后，便没有再谈过这件事情，听友人说，后来半农对别人也不多谈了。”
齐如山还描绘了庚子之时与赛金花同时见到瓦德西的情景，齐如山当时受人之托“帮忙”，在德军里当翻译。“一次同一位军官到中南海，见紫光阁前，月台上堆满了书籍，山堆大垛，乱七八糟。我问这是怎么回事，适管理此事一军官由阁中出来，说是要用此阁养马，所以把书都扔出来，问我要不要，他可以管送，不要钱。我说一来我没有那么多房间去盛他，二来将来政府回来也许有罪过。他很相信，且领我到阁中看看。一进门便见赛金花同两个军官在里面。我同她说了几句话，忽见瓦帅同一军官从南边走来。与赛金花一起之军官，很露出仓皇之色，商量躲避之法，我便出来。瓦帅见我是个中国人，问和我同行的军官，我是如何人。军官代答，并说我说很好的德国话，我便对之行一敬礼。瓦帅很客气，问我去过德国么，对以没有。他问我在哪个学校学的德文，当即告彼，又说了几句话就走了。又有一次在瀛台，又遇到赛同别的两个军官。我跟赛正说话，又远远地见瓦帅同站岗的士兵说话，这两个军官也露出不安之色，其一说瓦帅不会进来，后瓦帅果然走了。这两次赛金花都没敢见瓦帅，所以测度她没有见过瓦帅。就是见过也不过是一二次，时间也一定很暂，至于委身瓦帅，那是绝对不会有的。再说那样高级的长官，也不敢如此胡来。”
齐如山在文章中还记述了其他几件事，比如说赛金花手下的一个叫刘海三的人因为带着德国兵到处敲诈，被德国临时知府科德斯拿获，赛金花无法，便找到齐如山去求情。齐去了，科的回答是：“案情很重，没办法，他毁害你们中国人啦！”仍然将刘海三枪决了。齐如山是这样评价赛金花的：“由此可以知道她对于德国人没有办法。并且可以看出她言谈动作还很轻佻，仍是一种妓女作风，没有一点公使的身份。如此她与外国人往来不过是玩玩闹闹，不会有高尚的交接，更不会有什么高尚的言谈，何况是国际大事呢。”齐如山还说：“赛之德语稀松得很，有些事情往往求我帮忙，实因她不及我，但我的德语，也就仅能对付弄懂而已。”
齐如山的文章似乎说得很清楚了。在读完他的文章之后，在此之前关于赛金花的疑问似乎一下子清晰起来。一个简简单单的事情就这样变得复杂起来，也变得扑朔迷离，甚至变得诸多光环，难道只是因为赛金花的虚荣心吗？后来我想清楚了，所有的事情都不是无来由的。这样的事情，当然源于中国文化当中一个重要的情结，缘于无数文人美丽的梦想，源于政治上的幼稚，也源于中国历史变更当中的耻辱与自尊。
一个赛金花的历史，似乎涵盖着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很多东西。
关于赛金花的籍贯，《赛金花本事》当中赛的自述是“我本姓赵，生长在姑苏，原籍是徽州。”这似乎写得已经比较清晰了。但具体徽州的哪个县，赛金花自己当时并没有说。曾朴曾经认为赛金花是盐城人，这明显是不对的。在曾繁的《赛金花外传》中，谈及自己的身世，赛金花是这样说的：“我的祖籍是徽州休宁县，但我却出生在苏州虎门附近的萧家巷。”这样的回答与程梦余一九○三年跟赛金花见面所说的完全不一样，那时候，赛金花的回答是出生在二都上轴郑村，她原姓郑，傅是从鸨母的姓。
但在《赛金花本事》的第二节“家世”中，刘半农在记载了赛金花自述是徽州之后，在最后有一句注释：“或谓伊之姓赵，也是冒出，实乃姓曹，为清代某显宦之后”。近来黄山作家曹谨考证后也持着这个观点。这就与刘半农的注释对上了。赛金花其实是姓曹的，曹姓大都是歙县雄村人，而雄村是清代父子宰相曹文植与曹振镛的家乡。赛当年极可能是雄村的。也极可能是从雄村出去的。在“虐婢”事件之后发配回原籍，她当然不好意思回自己的老家，所以只好在附近的地方转悠。毕竟，她所面对的是礼教深似海的徽州。
现在，在黟县由县城出发，往宏村方向走，不一会就到了一个类似江南园林似的建筑，这就是新建的赛金花“故居”归园。这是一座构思精巧的江南园林，进门之后，即见假山曲径，长廊相接。园林内古木新枝，翠竹摇影于其间，藤蔓垂挂于其上。之所以取名为“归园”，导游说，因为赛金花一直向往回家乡，所以有此一说。真是信口雌黄啊，一辈子喜欢红尘繁华的赛金花，才不愿意归来这寂寞冷清的山旮旯呢！
但赛金花祖籍是徽州却是可以肯定的，徽州终于出了一个迥异于徽州文化的女性另类了。这真是一个异数，也是一个另类，为什么居然是最奉行“三从四德”的徽州出现了这个赛金花呢？这样的情景，似乎是一个极大的反证，也像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历史，往往就是在不经意间喜欢着某种戏谑。徽州出了个赛金花，这同样也是历史跟徽州开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五、胡适
从一九一七年依照母命回到上庄迎娶江冬秀之后，胡适就一直再也没有回到家乡上庄，虽然他一直梦里雾绕着这块土地。
正是由于这样浓烈的乡情，胡适曾经在“五四”前后写过这样的一首著名的小诗《回家》：疏疏落落的几声雁鸣，在耳的九曲弯道中，扰乱了我做梦的次序。或者，是月先坠入小溪，然后小溪流出故乡。或者，是小溪先流出故乡，然后月才坠入小溪。
胡适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在上海一个徽州茶商的家庭。胡适的母亲是胡适父亲的第三任妻子，双方年龄相差三十多岁。两个月后，由于胡适父亲（胡珊，又名胡铁花）赴台湾省上任，胡适便随母亲迁居到台湾，不久，《马关条约》签定，台湾被割让给日本。胡适父亲在回家途中在福建病故。三岁多一点的胡适便跟母亲辗转回到了老家绩溪上庄。直至胡适十四岁时离开，胡适在上庄一共呆了九年。胡适在上庄的这一段时间是相对平静、充满乐趣的生活。在玩耍的同时，胡适系统地跟着私塾习诵了《孝经》、《小学》、《四书》、《五经》，还阅读了《三国》、《水浒》、《七剑十三侠》、《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夜雨秋灯录》等古代传奇话本，到十一岁时，胡适已经开始阅读《资治通鉴》这样的书籍了。这样少年的经历，使得胡适特别早慧，他写道：“所在我到十四岁来上海开始作古文时，就能做出很像样的文字了。”
胡适的父亲胡珊死时，胡适母亲仅仅二十三岁。当年胡适母亲自己做主嫁给胡珊作续弦，在上庄，可以说很是引起了一番议论。等她回到上庄时，身份又有很大的改变，既是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处境非常艰难，家庭矛盾也比较复杂。但胡适的母亲有着徽州女子的典型性格，坚强，识大体，顾大局，忍辱负重。她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聪明懂事的胡适身上，她一直盼望着胡适读书成名，甚至经常叮嘱他每天要拜孔夫子。很小的胡适就感到生活的压力了，也感到前途的压力，胡适每晚放学时总要对他拜一个揖。这样，胡适在母亲身上所看到和感受的，应该说给胡适影响很大，也使他养成了识大体，理性清明的性格，胡适写道：“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在上庄那间洁净而简陋的屋子里，胡适度过了他的童年。对于那一段童年生活，胡适一辈子都耿耿于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漂泊了近半个世纪的胡适，仍常常叨念自己的家乡，在那本《胡适口述自传》中，第一章的标题就是“故乡和家庭”，接下来的第一句就是——我是安徽徽州人。在书中，胡适描述了很多关于家乡的事情，对于徽州的山山水水，这位儒雅的徽州人总有一种无法割舍的情怀。而在胡适早年自己亲自撰写的《四十自述》中，胡适更是像一个文学青年一样，几乎是在用小说的手法在描述着他的童年往事，生动、活泼，记忆犹深。
正是因为胡适的这种性格，以及他对于母亲强烈的感恩心态，使得他在留学之后，仍遵从母亲的意见，迎娶了附近江村的小脚女子江冬秀。
胡适与江冬秀的结合是典型的包办婚姻。胡适十三岁随其母到姑婆家与江母不期而遇。江母见胡适眉清目秀、聪明伶俐，就提议结为秦晋之好。胡母起先并没答应，这当中主要的原因是江冬秀长胡适一岁（一八九○年生），又属虎；同时胡适的家境现时已比较困难，与江家不门当户对。但胡适的本家叔叔也即江冬秀的老师多次进行游说，又进行了八字测算，发现二人很合。于是在一九○四年胡适、江冬秀由双方母亲做主缔结了婚约。这时候胡适还是一个懵懂少年，又没有经过什么世面，顾不得表达什么意见，一切都是母命难违；或者一切都由母亲做主，也懒得理会了。
一直到一九一七年胡适回来奉母命成婚，胡适都没有见过江冬秀。对于此项婚姻，胡适到美国后，曾经想悔婚，但他挡不住固执的母亲。胡适并不是一个情商很低的人，甚至说，他还是一个极其多情之人，在美国时，他就有一个美国女友韦莲司，但因为老家已给他订婚，胡适最终还是斩断了这段情缘。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女子也颇得胡适的好感，那就是才女陈衡哲。陈衡哲当时在美国潘萨大学读书，专攻欧洲历史。但还是由于这样的背景，使得这段堪称绝配的爱情最终成了悲剧。
胡适坚守婚姻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母亲，出于至纯的孝道。对于胡适这个一向可以委曲求全，甚至在性格方面有点懦弱的人来说，要下决心改变个人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并且，他心中一直有着恋母的情结，他对母亲十分尊敬，而又深感母恩无以回报。也可能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胡适更有这样的感受。于是认可母亲包办的婚事，在他看来就是对母亲的恩情最好的报答。就这样，一九一七年，胡适专门从美国赶回到绩溪上庄，在那间简陋的屋子里，与江村女子的江冬秀完婚。胡适在新婚之夜见到虽不是漂亮可人，但还算眉清目秀的江冬秀，想必会自感庆幸吧。
婚后，胡适为使冬秀照顾母亲，自个儿回北京，那时的胡母，身体已相当不好了。直到一九一八年，江冬秀才离开乡村，到胡适身边。在江冬秀身上，也有着徽州女人的那些品格，仁慈、忠诚、温厚、勤俭、识大义，能容忍，同时遇事非常有主见，关键时刻甚至有着徽州女子的那种凛然和泼辣。这对新婚夫妇一开始当然是不和谐的，众多的差异使得他们开始的生活并不平坦。但精明的江冬秀很快就知道胡适的弱点，他就是要面子，要虚荣。几个来回的争夺之后，知识分子的胡适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应便措施，而聪明的江冬秀也改变了策略。于是这个家庭最起码在面子上看起来和谐而幸福了。
胡适与江冬秀就这样成为了一对典型的生活夫妇。也可能正是在江冬秀这里，胡适找到了自己安全的港湾，他甚至在江冬秀的身上，找到了母亲的影子，这样的感觉让他感到安全而亲切。这样的夫妇，可能缺少的是爱情，但有的却是默契和亲情，而且相濡以沫。对于很多共同生活的人来说，爱情完全可以说是一种奢侈品。胡适的修养和性格决定了他会容忍几乎一切人，如果不是江冬秀，换上另外一个人，他同样也可以与她快乐地生活，也白头偕老着。
但胡适之身上一直有着暗流涌动，毕竟，在江冬秀身上，胡适没有将自己的体内的爱情宣泄完毕，那种残留于身上的因子时刻都在拱动着。在此之后，胡适终于找到了机会，但，或许是胡适身上的徽州情缘太重了，以至于胡适婚后的爱情，同样也是躲不过徽州。
在绩溪县城快到上庄的公路边，有一个很不引人注目的普通坟墓，长满着萋萋青草，墓碑上写着“曹诚英先生之墓”，曹诚英为什么把自己的坟墓选择在去上庄的路边呢，她是一直幻想着有朝一日胡适在回老家的时候能够彼此相望。据旺川村的村民说，他们从六十年代起，就看到一个清清秀秀的老太太生活在旺川村了，她整日里一个人，也很少跟当地的居民接触。当地人几乎都不知道她是做什么的，只知她曾经是一个退休教授。一直到曹诚英一九七三年去世，别人按照曹诚英的要求安葬了她，但还是不清楚她的身世。这个谜，一直到近年，人们在追溯起胡适的这一段情缘来，才想起这个曾经被历史遗忘的悲剧人物。
一九二三年的金秋时节，在杭州著名的赏桂胜地满觉陇，每天都有一对青年男女沿着幽静的山道携手而行。男的西装革履，戴着金丝眼镜，文雅而不失风流；女的青春亮丽，端庄淑雅，活泼而不失羞涩。他们或轻轻私语，或开怀朗笑，将湖光山色尽融于彼此炽热的恋情之中。
这对男女，便是胡适与曹诚英。
曹诚英也是安徽绩溪人，小胡适十一岁。她是胡适三嫂的妹妹。一九一七年，胡适归乡结婚时，曹诚英做伴娘。也许就在这一次婚礼前后，胡适对曹诚英产生了好感。一九一九年曹诚英嫁人，三年后因未生育离婚。一九二三年四月，胡适到了杭州的烟霞洞。烟霞洞位于西湖边的南山之侧。西湖南山，依山傍水有三处名洞，分别为水乐、石屋、烟霞。其中烟霞洞风景最佳，它位于南高峰之侧，有庙宇多处，能置身栖息之所便是清修寺。在此地的绩溪同乡都来看他。曹诚英与汪静之结伴也来了。曹诚英原是胡适与江冬秀结婚时的小伴娘。虽然她也曾与汪静之有过难以言说的情感纠葛，但从辈分上说，曹是汪的姑母，且与汪的妻子符竹因关系甚好，不可能夺人之爱，更不敢违背伦理上的辈分，所以彼此之间都不曾深越雷池。胡适见到曹诚英后，爱慕之心油然而生，胡适就写了《怨歌》来寄寓自己的情丝，以“梅花”喻指曹诚英。同样，对于曹诚英来说，翩翩风采的胡适竟然如此深情，她也异常欢欣。曹诚英在与汪静之结伴来几次后便独自上烟霞洞了。她与胡适畅游西湖，同登西山。几周之后，由于曹诚英要回校上课，胡适要去上海办事，两人暂时分开。六月，胡适复去烟霞洞，曹诚英正值放假，这一次，胡适不住旅馆而租了烟霞洞和尚庙的三个房间，以养病为由，每日让寺僧执炊送餐，与曹诚英共享男欢女爱。此刻的胡适，已完全放松了自我，整天与小佳人寄情山水。当月光如水地洒向松间，洒向石阶小路时，他便和曹诚英对坐月下，静享月色的抚爱，陶醉于和平温柔的意境里。胡适日记对这一段生活有着比较翔实的记载，胡适与曹诚英在此一住就是三个多月，直到这年岁末才恋恋不舍地返回北京。回京之后，胡适原想与江冬秀解除婚约，和心上人从此共结连理。谁知江冬秀一听此言，便拿出菜刀相胁，全家闹成一团。正好这个时候，胡适遭遇很多飞来之祸：其侄思聪病死；爱女素菲病重，几经反复，次年终于亡故。胡适也大病一场。等到病好，他的心情渐趋平静，从此也断了情缘。这年秋天，他写下一首《如梦令》：“月明星稀水浅，到处满藏笑脸。露透枝上花，风吹残叶一片。绵延——，绵延——，割不断的情线……”
而曹诚英呢，在了解这一切之后，曾在汪静之家中感伤地说：“过去我为丈夫守节，从现在起，我要为胡适之守节了。”果然，在此后的数十年中，曹诚英孑然一身，用寂苦的一生实现了为胡适守节的诺言。
我不知道曹诚英真正的内心世界。这个人，也许从那一天起，就没有将自己的感情世界彰显于世了，留下的，只是生活的轨迹。在那段短暂而美好的情缘之后，曹诚英发奋读书。后来在胡适的帮助下于一九三四年到美国留学。后于一九三六年回国，先后执教于安徽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及沈阳农学院，终身未嫁。直至一九五八年从沈阳农学院退休后回到老家绩溪，她谢绝了与外界的来往，一直沉静，在孤独和回忆中离去。并且，她还曾经委托汪静之将她一直珍藏着的一大包与胡适来往资料，在她死后焚化。也许，她还一直想着这个人吧，忘不了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岁月留给她的，最终是化蝶的相思。
徽州对于胡适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样说的意思在于，不仅仅是徽州给予胡适以生命，以少年成长，以婚姻，以爱情。最重要的还在于，是徽州，给予了胡适以清明的底质和儒雅不偏激的个性。一个地方的地理环境以及人文环境，对人的性格影响，应该是巨大的。应该说，胡适也不例外。在胡适身上，集中体现了徽州人很多普遍的性格，那就是聪明、敏感，为人谦和，踏实而儒雅。这似乎是徽州普遍的表现。但另外的一点是，徽州人尽管从普遍的意义上缺少“敢为天下先”的性格，但在绝少部分人身上，却有着这样的执拗和固执，比如朱熹、戴震等。在胡适身上，同样体现了这一点。胡适一方面是谦和的，是彬彬有礼的，是温文尔雅的，但同时，他又是激越的，是富有进攻性的，是敢为天下先的。只不过后者似乎隐藏得更加深一点，也许，在温文尔雅的表现下，那种激越的东西随时都可以发生。
胡适曾经写过有关戴震的很多文章，从文章上看，胡适对于戴震是异常推崇的，他甚至异常崇拜着这一位一百多年前的徽州老乡。实际上胡适在人生道路上与戴震有着很多相同之处，他们同样是一辈子钻求学问的人，同样清明而敏锐，同样低调而儒雅。联系上朱熹，也许隔上个数百年，徽州就要出一个学术上的代表人物，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更多的是人格上的。在学术上，他们都有很高的建树，在人格上，他们同样也是如此。他们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开一代风气之先”，以人格的魅力成为一种象征。
在我看来，胡适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他思想上的领先，在于他有着一种天生的良好的触觉，一种真正的世界视野，而且他的性格与品质也与这样的世界视野共融。他所站的角度，他的视野，已不是单纯的中国的或是民族的了，也不拘泥于某些立场。这样的视野决定了他对待一切采取了一种理性、宽容、谦和，并且能够包容和等待的态度，并且能领会乐观和无奈——有很多东西，他知道还是需要时间的，时间比一切努力都显得更为重要。
胡适还应该是一个伟大的书生。伟大的书生的意义在于，他们有着比较完整的天下意识、宇宙感悟，有比较硬朗的主体精神和理性思考，并且对于现实永不满意，他们从不是破坏者，对于人类的走向抱有善良而美好的愿望，权力欲不强，不自私，从不心狠手辣，并且一直努力着想按照自己的理想架构社会。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说，对于中国来说，孔子、孟子、苏东坡、朱熹等就是这样的伟大书生。在西方，古罗马的阿德里安，美国的托马斯?杰弗逊也是这样的伟大书生。而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遇到这样的伟大人物是非常幸运的。尤其是中国，在纷争的历史争斗中，绝少有这样的书生掌权，他们只是在政治的边缘，做着一些及犹未及的工作。中国的历史在绝大多数时间，却由一些心狠手辣、有着人格缺陷的独裁者掌握着，控制着，他们的私欲以及他们的方式，使得中国政治在更大的程度上一以贯之地崇尚暴力、阴谋和争斗，这样的结果，当然使中国历史变成只是简单意义的改朝换代，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物质、思想以及人文的进步。
胡适也是这样。胡适的思想和人格决定了他在当时的中国只能成为政治的边缘人物。只能依靠着自己的思想和学说来“救世”。胡适对于这个大变革和动荡时代的意义在于，他一直是一个世界主义者。甚至可以说，他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否定主义者，他是知道方向的人，知道否定之后的方向。与胡适相比，很多看似很深刻的人其实都是单方面的否定，他并不知道否定之后的肯定是什么。但胡适知道，胡适是一个建设主义者。胡适的智慧之处在于他知道方向，但他似乎并不急于表明，他似乎知道下一步的走势。他从没表现出急躁的情绪，只是微笑地等待，似乎就是一个先知者，他明白结果会怎么样，他所要做的，就是平心静气地微笑等待。
静默，往往是大智者的守株待兔，而徽州，毕竟是有这个底气的。
六、陶行知
对于生长于歙县的陶行知来说，他的一生就是被爱和施舍爱的过程。
这样的诠释是有道理的，对于陶行知来说，他的所有经历可以说是苦难与幸运的交织，个人的天资和机缘，使得陶行知在最短时间内大悟人生的真谛。可以这样说，陶行知从美国留学回来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的陶行知是幸运的，他一直享受着别人对于他的阳光雨露；而当陶行知从美国回来之后，他又是无私的，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生命的“感恩”责任，他的生活转向对于社会的回报，就像一枚绿叶一样，来报答着树根的情意。
一八九一年十月十八日，陶行知诞生于歙县黄潭源一个破落家庭里。从懂事那天起，陶行知就像一个幸运儿一样，感受到这个世界对于他的阳光雨露。与黄潭源毗连的杨村，是幼时陶行知与他的小伙伴们经常去游玩的地方，每次去杨村，陶行知总喜欢驻足于蒙童馆的门外，听老秀才方庶咸为弟子授课。一段时间之后，老秀才觉察到这个眉清目秀的小孩特别聪慧，便亲自去黄源村找到陶行知的父亲，表示愿意收陶行知为弟子。但此时的陶家已经穷得几乎揭不开锅了，连拜师酒都请不起，哪里还有送子念书的想法呢？方老先生求徒心切，一看这种情形，决定免费让陶行知听讲。就这样，六岁的陶行知在开智之时就遇上了第一个好人，在最初的人生中踏上了幸运之路。
一九○○年，陶行知在三年蒙学之后，跟随父亲来到休宁万安镇，在一座私塾里继续着学业。但好景不长，不到两年，父亲失去了公职，只好离开万安回歙县，陶行知不得不含泪告别师友，重新回到黄潭源。那时陶行知只有十一岁，回到老家后，陶行知辍学在家，整天里种菜、卖菜，与父亲一道砍柴、卖柴。十三岁那年，经亲友介绍，陶行知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他的新老师是徽州镇上路街的程郎斋。每天，陶行知都要清晨起床，砍一担柴后，挑到城里去卖，卖完柴后，再赶到程先生那里去上学。这样的日子真是艰辛啊，每天，陶行知都要步行二十里地以上，但陶行知从不抱怨，相反，他因为有了重新学习的机会感到非常高兴。
不久，陶行知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一个关键性的好人。当时，陶行知的母亲在歙县天主教堂附设的中学——崇一学堂打短工。陶行知在上完课之后经常赶去给母亲干杂活。有时干完活后，陶行知就站到学堂的窗下静静地旁听。这个一身破衣烂裳却勤奋好学的佣工之子，引起了英国牧师兼堂长唐进贤的注意。唐进贤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决定免费收留这个孩子进学堂念书，不久又免了他的伙食费。正是在崇一学堂里，陶行知接受到了西方的新科学和新思想，从小小的洞眼中看到了崭新的世界。两年后，陶行知以学业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赴杭州广济学堂学习，然后又转至金陵大学读书。
二十三年后，陶行知在一首现代白话诗中，怀念起当年父亲送他去读书的情景，依然是历历在目，这是另一层意义上的“下新安”：
“古城岩下，水蓝桥边，三竿白日，一个怀了无穷希望的伤心人，眼里放出悲壮的光芒，向船尾直射在他儿子的面上，望着水、山、天合成一张大嘴，隐隐约约地把个影儿都吞没了，才慢慢地转回家去。我要问芳草上的露水，何处能寻得当年的泪珠。”
在金陵大学呆了一段时间之后，陶行知赴美留学伊利诺斯大学，一九一五年，陶行知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从师于著名的哲学教授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陶行知和胡适相识了，两个徽州人在异地他乡相遇，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他们很快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此时，这个徽州乡下青年算是真正脱胎换骨了。这样的成长背景，可以说是陶行知形成“大爱”思想的关键。很明显，在陶行知身上，具有一种最质朴的宗教意识。少年时期在教会学校以及后来留学的经历，使得在陶行知身上，有着很浓郁的情怀，也有着一种难能可贵的温暖心灵。那是一种油然的对于人类本身的最殷切的关怀，是对于人本身苦难的关注。从陶行知本身的行为来看，很明显，他是以最基本的立场，以最基本的行为来实现着他人生价值的。也的确是这样，爱与真理一样，从来就是简单的，它一点也不复杂，但它却是能包容所有复杂的东西，让所有复杂相形见绌。
这个在美国取得硕士学位的徽州青年学成回国了。回国后，他的全部想法便是感恩，便是回报。陶行知选择的职业是教育，而且是中国的乡村教育，他的最基本的想法就是，要让中国许多跟他一样的穷人孩子能得到最基本的教育，让教育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从此，这个已经习惯于穿着西装革履的青年总是把他的视线集中到中国的农村，集中到中国的最底层。他将他的悲悯与爱，全部倾注于此——举办学堂，让穷苦人家的子弟接受教育；宣传自己的教育思想，推动中国的教育进步；到处募捐，让民众接受他的思想……每到一个地方，陶行知总是积极地阐述着看似最简单的思想，不厌其烦。他给人的感觉就是无比的投入，又无比的热忱。他就像一个乡村传道士一样，不厌其烦，喋喋不休，不畏艰苦。他只是感到自己的行动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责任。陶行知甚至可以说是以一种近乎天真的热情创作了很多浅显无比的童谣，来宣传他的教育思想，比如说“人人都说小孩小，谁知小孩人小心不小。你若小看小孩子，便比小孩还要小”。还有：“第一阶段，三餐喂得饱，个个喊宝宝（六岁以前）；第二阶段，小事认真干，零用自己赚（十岁左右）；第三阶段，全部衣食住，不靠别人助（十七岁左右）；第四阶段，自活有余力，帮助人自立。”以陶行知的博学和深刻，竟然埋头专注于这样的幼稚顺口溜，虽然现在读起来让人忍俊不禁，但同时，也不得不佩服一个人的执着和辛勤。
在涉及陶行知以及他所做的事时，我一直感到有点为难，因为理解这样的人似乎太简单了，而因为过于简单，又感到这个人是那样的难以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我甚至感觉到陶行知竟像是一个婆婆妈妈的老太太一样，他所要求的，他想改变的，就是那种简单至极的东西。“和马牛鸡犬做朋友，对稻粱菽稷下功夫。”这是陶行知贴在亲自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礼堂里的对联。也是他“生活即教育”、“社会即课堂”这一教育理念的具体说明。
陶行知是简单的吗？不，他应该不是一个简单的人。这个人二十一岁前就潜心研读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著作，并特别推崇阳明先生提出的“知行合一”、“知行并进”的哲学主张。经过如此深厚思想浸淫的人，哪里会是浅薄和简单的呢？只不过，他是把自己的深厚付诸于实施了，而实施，又必须从最简单的事情入手。这样的情形，就像一个数学教授，当他面对一群未开智的孩子时，要教授他们，就必须从一二三开始，从最基本的数字相加开始。陶行知很明显地下定决心做这样的启蒙教授了。为了宣扬“知行合一”、“知行并进”学说，陶行知把自己的名字“文浚”改成了陶知行，这时候的陶行知追求的是一种“知行合一”。但后来，他又觉得，其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行”又比“知”更重要，后来，他又再次改名，将“知行”，改为“行知”。他所有的工作，就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把所有的理论问题实际化，用自己亲历亲为的行动，来为这个世界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虽然微不足道，但却一腔热情。
思想是复杂的，心灵却是简单的。也许，这样的想法，就是对陶行知人格的最好诠释。
我曾经好几次参观过陶行知纪念馆。这是一座建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仿古建筑，在馆内，悬挂着很多陶行知的生平照片，看得出来，陶行知一生孜孜不倦的，就是中国的教育事业。在当时，也许有无数人看到了中国的教育是存在的疾病，但却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要成为一个医生，尤其是成为一个亲历亲为的乡村郎中。但陶行知却这样做了，为此他放弃了作为一个个体在生命中的很多重大事情。这也许就是陶行知的性格，往更远处看，这更是一个负责任的独立知识分子的性格。
实际上在陶行知身上，还可以看出很多徽州人的特点，那就是执着痴迷以及坚持，有时候甚至有执拗的成分。但陶行知又是有理想的，也是有情怀的，在他所做的事情当中，我甚至觉得有些浪漫主义成分，有着完全乌托邦的成分。乌托邦是可贵的，一个没有乌托邦想法的国度，一个没有乌托邦精神的国民，那倒是可悲的。
可以这样说，出生于歙县的陶行知是一个极具完美人格的人。说他完美，是因为在陶行知身上，我们丝毫看不到那种陈腐的、拒人以千里之外的态度，也看不到那种自以为是物老成精的狡黠和智慧。我们在陶行知身上所看到的，只是一种简单的善心和爱，像丝绸般透明，像流水般清澈，那是一种真正单纯，是一种真正的“赤子之心”。
现在，位于歙县古城内的陶行知纪念馆幽静而典雅，我好几次路过这里的时候，见到的都几乎是门可罗雀。在徽州的一切都大热的情况下，似乎只有这个徽州人，正在慢慢地为人们所淡忘，也为人们所曲解。
也许，最大的爱往往就是简单的，也是浅薄的，而爱的传递，哪里需要复杂呢？而有些东西似乎是生而知之的，比如说陶行知，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叫生而知之，什么叫无私，又什么叫真正的智慧。
一个有着大爱的人，内心一定是幸福安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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