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出现“拔根状态”

　　就我去年所读到的长篇小说来看，成熟、深刻的上佳之作，很是寥寥。很多作品写得简单、粗糙、虚假、乏味，有些作品甚至把渲染病态心理当做深刻，或者把描写畸形的事象当做先锋，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些作品，有的被出版社和批评家当做“冲击诺贝尔 
　　”的“希望”，有的被瑞典的某些“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当做宝贝。总之，从整体上看，我们的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一种缺乏现实感和力量感的贫困状态，或者，用一个词来说，就是陷入一种“拔根状态”。

　　“拔根状态”是我对中国文学当下境遇的一个判断。在我看来，我们的文学处于一种失去根据的状态：没有可靠的价值基础，没有稳定的评价尺度，没有远大的文化理想。作家普遍丧失了对现实的判断能力，对未来的想象能力，对历史的反思能力。因此，虽然每年有成百上千部长篇小说出版，但是，那种能够帮助读者认识现实，帮助读者了解历史，帮助读者把握未来的作品，却难得一见。很多时候，我们的文学不仅不能给读者带来诗意的美感和生活的激情，而且，还作为一种消极的力量，给读者的内心世界带来破坏性的影响。

　　五十年代出生作家主宰文坛？

　　从目前的作家群来看，现在是“五十年代出生作家”主宰着文坛、媒体和市场。虽然“70后”和“80后”都曾经或正在成为被关注的现象，或者被谈论的话题，但是最有影响力的还是比他们早出生二三十年的那一代作家。而且，从代际角度来看，“五十年代出生作家群”即使不是出版长篇小说人数最多的作家群落，至少也是影响最大的。但是，这些作家的作品，虽然甫一出版，就成了热闹的新闻话题，就成了成功的市场现象，但是，从文学角度来看，他们的作品实在是令人失望的，是巨大的失败。

　　如果进行较为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在文学的路途上，大体上都有着这样一个共同的轨迹：在文学一片荒芜的“新时期”，他们因缘际会，登上了文坛，以自己熟悉的生活经验为内容，凭着初恋般的认真和严肃，写出了一些很不错的作品，并因此获得了批评界宽容的认同和慷慨的鼓励，从而很轻松地积累了巨大的声望资源。接下来，进入九十年代，他们便将自己取得的文学成就和影响力，转化成了市场资源和媒体资源。他们成了市场经济时代和娱乐主义时代最受关注的群体，也是获得各种利益最大的一群人。但是，由于他们中间的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受过系统而良好的教育，缺乏较为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所以，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接受了来自市场的“社会订货”，以一种“熟极而流”和高产出的方式，进行自我复制的重复性写作。

　　按说，一个小说家，到了四五十岁以后，就进入了成熟期，就应该写出厚重而深刻的作品。但是，“五十年代出生作家群”中的相当一部分作家却是既早熟又早衰的。他们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停留在开始写作时的水平线上，没有进步，没有升华。他们与文学是只有初恋，而没有婚姻的；很多时候，是只有碰撞，没有火花的。他们把封闭的“写作”当做文学的全部内容。写，写，写，不停地写。傅雷说：“多写，少发表，尤其是服侍艺术最忠实的态度。（我知道作者发表的决非他的处女作，但有些大作家早年废弃的习作，有三四十部从未问世的记录。）”然而，我们的作家没有这样的态度，他们写多少，就发表多少，———甚至发表的比写的还多，因为，他们常常重复发表自己的作品。不仅如此，有些作家在成名之后，甚至把他们积压下来的退稿，也都全部拿出来发表了。

　　读“五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的作品，你会发现他们几乎都是以追求“纯文学”或“美文”为鹄的的“自我型”的“私有形态写作者”，而不是“社会型”的介入生活、批判现实的作家。他们与自己时代的现实是有隔膜的，而在叙述态度上，他们不仅缺乏温暖别人的爱意，而且还常常是冷漠、油滑甚至凶暴的。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把握和叙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既提不出问题，也没有能力回答问题；既没有直面历史的勇气，也没有批判现实的激情。虽然他们大多已经成了中国文坛的“主角”和“担纲者”，但是，他们似乎并不能为自己的时代提供有价值的文学经验，不能积极地推进中国文学向前发展。他们中间的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成了“问题作家”，已经在创作上陷入严重的危机和困境之中。他们在虚幻的“成功”中不断炮制失败的作品。他们是“成功的失败者”。

　　几个案例: 

　　刘震云《我叫刘跃进》：琐碎、无聊、粗俗

　　《我叫刘跃进》同刘震云的《一腔废话》和《手机》一样，是一部缺乏新意、热情和庄严感的作品。虽然作者有兴趣叙述一群进入城市的农村人的生活，但是，他对他们的生活是有隔膜的，隔着不是一层，而是至少三层。他基本上是通过随意的想象来编造故事的，通过强化娱乐要素来吸引读者的。刘震云看到的几乎全是生活中的阴暗面。紧紧盯着人性的丑恶和庸俗来写，也没有什么不对，遗憾的是，他只满足于夸张的丑化和滑稽的放大。夫妻之间的背叛，朋友之间的算计，父子之间的欺诈，处处显示着作者对于生活和人物的冷漠的态度。在刘震云笔下，一切都是滑稽可笑的，都不值得被同情和赞赏：“这小伙子读过高中，喜欢拽文。傍一野鸡，自比柳永。‘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与野鸡傍着，却被鸡管着。苏顺卿可以与别的男人睡觉，‘柳永’却只能与她傍着。傍‘鸡’也不是好傍的，比傍一个良家妇女还要花钱。”（第94页）在这部小说中，如此这般琐碎、无聊、粗俗的调侃和描写，决不是个别的，而是所在多有，随处可见。《我叫刘跃进》的内容基本上就是由这些男盗女娼、偷鸡摸狗的事象构成的。

　　据说，在刘震云的这部小说里，有一种“刘氏幽默”的东西，可惜我没有看见。幽默不是滑稽，更不是羞辱。幽默是热情的、优雅的，它显示的是有教养的风度，是对人们的善念，是对生活的爱意。它也不同于讽刺，因为它超越了后者的冰冷和尖锐，因而，显得更温情、更富有怜悯心。

　　王安忆《启蒙时代》：“启蒙”如同“数米”

　　读完《启蒙时代》，我大失所望。“启蒙”首先意味着与“时代”发生关联，尤其是与蒙昧的时代发生关联。然而，作者根本无意深入“时代”的内部，也无意与“时代”发生短兵相接的冲突。她游走在“时代”的边上。王安忆把“启蒙”降低到“市民生活”的水准。小说里的人物陈卓然表达的，显然就是王安忆自己的理念，就是她自己的“启蒙”思想。陈卓然为“小市民”辩护，认为“他们很有力量”：“他们的力量在于，他们体现了生活的最正常状态，最人道状态。这状态就是一日一日过下去，如同数米一样。……他们有权力（利）在不经受考验的前提下过道德的生活，他们有权力（利）不损人地过一种利己的生活，这就是人道。这就是我们的思想者苦思冥想、革命者为之浴血奋战的人间生活。……我们所说的小市民，他们身体力行着我们对于人间社会的理想。”（同前，第282－283页）这样的缺乏人文理想和现实感的思想就是启蒙吗？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启蒙”固有的紧张和冲突，就这样被抹平了吗？如果“启蒙”就如同“数米”一样，那么，就不要它也罢。

　　从艺术上看，《启蒙时代》表现出一种极端形态的讲述化倾向，换句话说，就是用笼统而抽象的概括性叙述，代替了具体而生动的细节描写和形象刻画，因而，给人一种极其单调、枯燥的阅读感受，很少体验到阅读成功的小说作品常常会有的那种令人陶醉的快乐。如何摆脱小说写作上的反小说性，这恐怕是王安忆近几年小说创作上存在的一个需要认真面对和解决的艺术问题。

　　贾平凹《高兴》：不可救药的虚假

　　《高兴》所叙述的是到城里来谋生的农民，具体地说，是一个捡破烂的农民的生活。贾平凹对这些特殊人群的生活，显然是不熟悉的，是缺乏深入观察的。于是，他不仅靠随意的想象和编造来展开叙事，而且还用一种冷漠的丑化的方式来描写人物。在这部小说里，我们仍然可以看见对都市的敌意（《高兴》，《当代》2007年第5期，第45页），仍然可以看见对神秘事象的装神弄鬼、煞有介事的渲染（同前，第119页），仍然可以发现描写“恋污癖”的情节事象，例如：“五富收到的破烂比我还少，大多是一些手纸，上面沾着粪便和女人的经血，似乎他一直跑的是公共厕所。好的是手纸被苍蝇追逐着，这些苍蝇也就留给了瘦猴。”（同前，第16页。另外第89页、107页、132页等多处都有这种秽亵的描写）像刘震云一样，贾平凹也对人物进行丑化描写，例如：“他说广东人把八读成发，应该叫他黄发。屁，我们偏叫他黄八。黄八粗胳膊粗腿的，脸上却有白癜风，这白癜风哪儿生不得，偏就生在鼻梁凹处，就像抹的粉，看着滑稽。”（同前，第19页）我反复研究，最终也没有看出如此描写人物的生理缺陷的必要性。从这样的描写中，我们更看到是作者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冷漠和侮慢。

　　但最严重的问题，还不是这些，而是不可救药的虚假，是真实性的严重缺乏。在《高兴》里，孟夷纯的前男友杀死了她的哥哥，为了让家乡的公安机关缉拿逃犯，这个姓孟的女孩从陕南来到西安做妓女，把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全部寄给没有钱就办不了案的米阳县公安局。但公安局总是抓不住杀人犯，于是，孟夷纯就得一直做妓女。这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一个贯穿始终的主干情节。不管这里有多少特殊意义上的真实性，但是，就普遍性来看，这无疑是不真实的。而从细节上看，《高兴》的虚假问题，就更加严重。例如，这个叫高兴的拾荒者把自己挣的五十元钱给了孟夷纯，而且告诉后者，这是身上所有的钱，可是，刚转过身，他就从口袋里又变戏法一样掏出十元钱给了五富，让他去买油条（同前，第74页）。通过这个细节，作者把他写成了一个不诚实的人。类似的许多虚假的描写，使他对孟夷纯所做的一切都显得匪夷所思，无法理解。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理解和评价高兴这个人物：他究竟是个高尚的“山村出来的的唐·吉诃德”，还是一个幼稚可笑的神经病患者？事实上，高兴这个人物，完全是作者编造出来的一个没有个性、没有真实性的虚假的话语幻象。

　　西方有一句格言：Oversimplifica鄄tionisalwaysaninsulttointellect.意即：过度的简单化是对智慧的一种侮辱。如果简单化再加上虚假、油滑和冷漠，那就足以使一部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变得可疑起来。同《秦腔》一样，《高兴》也是一部琐碎、无聊、沉闷的失败之作。

　　王朔《我的千岁寒》：散发霉味的夹生饭

　　《我的千岁寒》是一部拼盘式的大杂烩。里面既有小说模样的《我的千岁寒》，也有电影剧本《妄想照进现实》和类似电影剧本的《宫里的日子》；既有哲学模样的《唯物论史纲》、随笔模样的《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也有侃大山的《与孙甘露对话》。在这部书里凸显出来的，仍就是那个浑不吝的“我”，仍就是那个放言无忌的王朔。他显然想给人们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想贡献自己的深刻的心得，但是，除了那个题为《我是谁》的《自序》，可以让读者一眼认出那个痞里痞气、似曾相识的“王朔”，他的其他几篇东西，既缺乏可读性，也谈不上深刻性，实在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他端给大家的，是一盘散发着霉味的夹生饭，实在无法下咽。

　　读完全书，王朔留给读者最深印象的：第一个是游戏，第二个是游戏，第三个，还是游戏。借着嘻嘻哈哈的调侃和自以为是的胡闹，一个人也许可以给大家带来许多的快乐，也许可以制造出巨大的新闻话题，但是他永远不可能创造出伟大的文学作品。

　　（编辑：日京）

　　□李建军

　　长篇小说出现“拔根状态”

　　就我去年所读到的长篇小说来看，成熟、深刻的上佳之作，很是寥寥。很多作品写得简单、粗糙、虚假、乏味，有些作品甚至把渲染病态心理当做深刻，或者把描写畸形的事象当做先锋，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些作品，有的被出版社和批评家当做“冲击诺贝尔 
　　”的“希望”，有的被瑞典的某些“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当做宝贝。总之，从整体上看，我们的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一种缺乏现实感和力量感的贫困状态，或者，用一个词来说，就是陷入一种“拔根状态”。

　　“拔根状态”是我对中国文学当下境遇的一个判断。在我看来，我们的文学处于一种失去根据的状态：没有可靠的价值基础，没有稳定的评价尺度，没有远大的文化理想。作家普遍丧失了对现实的判断能力，对未来的想象能力，对历史的反思能力。因此，虽然每年有成百上千部长篇小说出版，但是，那种能够帮助读者认识现实，帮助读者了解历史，帮助读者把握未来的作品，却难得一见。很多时候，我们的文学不仅不能给读者带来诗意的美感和生活的激情，而且，还作为一种消极的力量，给读者的内心世界带来破坏性的影响。

　　五十年代出生作家主宰文坛？

　　从目前的作家群来看，现在是“五十年代出生作家”主宰着文坛、媒体和市场。虽然“70后”和“80后”都曾经或正在成为被关注的现象，或者被谈论的话题，但是最有影响力的还是比他们早出生二三十年的那一代作家。而且，从代际角度来看，“五十年代出生作家群”即使不是出版长篇小说人数最多的作家群落，至少也是影响最大的。但是，这些作家的作品，虽然甫一出版，就成了热闹的新闻话题，就成了成功的市场现象，但是，从文学角度来看，他们的作品实在是令人失望的，是巨大的失败。

　　如果进行较为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在文学的路途上，大体上都有着这样一个共同的轨迹：在文学一片荒芜的“新时期”，他们因缘际会，登上了文坛，以自己熟悉的生活经验为内容，凭着初恋般的认真和严肃，写出了一些很不错的作品，并因此获得了批评界宽容的认同和慷慨的鼓励，从而很轻松地积累了巨大的声望资源。接下来，进入九十年代，他们便将自己取得的文学成就和影响力，转化成了市场资源和媒体资源。他们成了市场经济时代和娱乐主义时代最受关注的群体，也是获得各种利益最大的一群人。但是，由于他们中间的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受过系统而良好的教育，缺乏较为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所以，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接受了来自市场的“社会订货”，以一种“熟极而流”和高产出的方式，进行自我复制的重复性写作。

　　按说，一个小说家，到了四五十岁以后，就进入了成熟期，就应该写出厚重而深刻的作品。但是，“五十年代出生作家群”中的相当一部分作家却是既早熟又早衰的。他们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停留在开始写作时的水平线上，没有进步，没有升华。他们与文学是只有初恋，而没有婚姻的；很多时候，是只有碰撞，没有火花的。他们把封闭的“写作”当做文学的全部内容。写，写，写，不停地写。傅雷说：“多写，少发表，尤其是服侍艺术最忠实的态度。（我知道作者发表的决非他的处女作，但有些大作家早年废弃的习作，有三四十部从未问世的记录。）”然而，我们的作家没有这样的态度，他们写多少，就发表多少，———甚至发表的比写的还多，因为，他们常常重复发表自己的作品。不仅如此，有些作家在成名之后，甚至把他们积压下来的退稿，也都全部拿出来发表了。

　　读“五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的作品，你会发现他们几乎都是以追求“纯文学”或“美文”为鹄的的“自我型”的“私有形态写作者”，而不是“社会型”的介入生活、批判现实的作家。他们与自己时代的现实是有隔膜的，而在叙述态度上，他们不仅缺乏温暖别人的爱意，而且还常常是冷漠、油滑甚至凶暴的。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把握和叙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既提不出问题，也没有能力回答问题；既没有直面历史的勇气，也没有批判现实的激情。虽然他们大多已经成了中国文坛的“主角”和“担纲者”，但是，他们似乎并不能为自己的时代提供有价值的文学经验，不能积极地推进中国文学向前发展。他们中间的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成了“问题作家”，已经在创作上陷入严重的危机和困境之中。他们在虚幻的“成功”中不断炮制失败的作品。他们是“成功的失败者”。

　　几个案例: 

　　刘震云《我叫刘跃进》：琐碎、无聊、粗俗

　　《我叫刘跃进》同刘震云的《一腔废话》和《手机》一样，是一部缺乏新意、热情和庄严感的作品。虽然作者有兴趣叙述一群进入城市的农村人的生活，但是，他对他们的生活是有隔膜的，隔着不是一层，而是至少三层。他基本上是通过随意的想象来编造故事的，通过强化娱乐要素来吸引读者的。刘震云看到的几乎全是生活中的阴暗面。紧紧盯着人性的丑恶和庸俗来写，也没有什么不对，遗憾的是，他只满足于夸张的丑化和滑稽的放大。夫妻之间的背叛，朋友之间的算计，父子之间的欺诈，处处显示着作者对于生活和人物的冷漠的态度。在刘震云笔下，一切都是滑稽可笑的，都不值得被同情和赞赏：“这小伙子读过高中，喜欢拽文。傍一野鸡，自比柳永。‘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与野鸡傍着，却被鸡管着。苏顺卿可以与别的男人睡觉，‘柳永’却只能与她傍着。傍‘鸡’也不是好傍的，比傍一个良家妇女还要花钱。”（第94页）在这部小说中，如此这般琐碎、无聊、粗俗的调侃和描写，决不是个别的，而是所在多有，随处可见。《我叫刘跃进》的内容基本上就是由这些男盗女娼、偷鸡摸狗的事象构成的。

　　据说，在刘震云的这部小说里，有一种“刘氏幽默”的东西，可惜我没有看见。幽默不是滑稽，更不是羞辱。幽默是热情的、优雅的，它显示的是有教养的风度，是对人们的善念，是对生活的爱意。它也不同于讽刺，因为它超越了后者的冰冷和尖锐，因而，显得更温情、更富有怜悯心。

　　王安忆《启蒙时代》：“启蒙”如同“数米”

　　读完《启蒙时代》，我大失所望。“启蒙”首先意味着与“时代”发生关联，尤其是与蒙昧的时代发生关联。然而，作者根本无意深入“时代”的内部，也无意与“时代”发生短兵相接的冲突。她游走在“时代”的边上。王安忆把“启蒙”降低到“市民生活”的水准。小说里的人物陈卓然表达的，显然就是王安忆自己的理念，就是她自己的“启蒙”思想。陈卓然为“小市民”辩护，认为“他们很有力量”：“他们的力量在于，他们体现了生活的最正常状态，最人道状态。这状态就是一日一日过下去，如同数米一样。……他们有权力（利）在不经受考验的前提下过道德的生活，他们有权力（利）不损人地过一种利己的生活，这就是人道。这就是我们的思想者苦思冥想、革命者为之浴血奋战的人间生活。……我们所说的小市民，他们身体力行着我们对于人间社会的理想。”（同前，第282－283页）这样的缺乏人文理想和现实感的思想就是启蒙吗？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启蒙”固有的紧张和冲突，就这样被抹平了吗？如果“启蒙”就如同“数米”一样，那么，就不要它也罢。

　　从艺术上看，《启蒙时代》表现出一种极端形态的讲述化倾向，换句话说，就是用笼统而抽象的概括性叙述，代替了具体而生动的细节描写和形象刻画，因而，给人一种极其单调、枯燥的阅读感受，很少体验到阅读成功的小说作品常常会有的那种令人陶醉的快乐。如何摆脱小说写作上的反小说性，这恐怕是王安忆近几年小说创作上存在的一个需要认真面对和解决的艺术问题。

　　贾平凹《高兴》：不可救药的虚假

　　《高兴》所叙述的是到城里来谋生的农民，具体地说，是一个捡破烂的农民的生活。贾平凹对这些特殊人群的生活，显然是不熟悉的，是缺乏深入观察的。于是，他不仅靠随意的想象和编造来展开叙事，而且还用一种冷漠的丑化的方式来描写人物。在这部小说里，我们仍然可以看见对都市的敌意（《高兴》，《当代》2007年第5期，第45页），仍然可以看见对神秘事象的装神弄鬼、煞有介事的渲染（同前，第119页），仍然可以发现描写“恋污癖”的情节事象，例如：“五富收到的破烂比我还少，大多是一些手纸，上面沾着粪便和女人的经血，似乎他一直跑的是公共厕所。好的是手纸被苍蝇追逐着，这些苍蝇也就留给了瘦猴。”（同前，第16页。另外第89页、107页、132页等多处都有这种秽亵的描写）像刘震云一样，贾平凹也对人物进行丑化描写，例如：“他说广东人把八读成发，应该叫他黄发。屁，我们偏叫他黄八。黄八粗胳膊粗腿的，脸上却有白癜风，这白癜风哪儿生不得，偏就生在鼻梁凹处，就像抹的粉，看着滑稽。”（同前，第19页）我反复研究，最终也没有看出如此描写人物的生理缺陷的必要性。从这样的描写中，我们更看到是作者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冷漠和侮慢。

　　但最严重的问题，还不是这些，而是不可救药的虚假，是真实性的严重缺乏。在《高兴》里，孟夷纯的前男友杀死了她的哥哥，为了让家乡的公安机关缉拿逃犯，这个姓孟的女孩从陕南来到西安做妓女，把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全部寄给没有钱就办不了案的米阳县公安局。但公安局总是抓不住杀人犯，于是，孟夷纯就得一直做妓女。这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一个贯穿始终的主干情节。不管这里有多少特殊意义上的真实性，但是，就普遍性来看，这无疑是不真实的。而从细节上看，《高兴》的虚假问题，就更加严重。例如，这个叫高兴的拾荒者把自己挣的五十元钱给了孟夷纯，而且告诉后者，这是身上所有的钱，可是，刚转过身，他就从口袋里又变戏法一样掏出十元钱给了五富，让他去买油条（同前，第74页）。通过这个细节，作者把他写成了一个不诚实的人。类似的许多虚假的描写，使他对孟夷纯所做的一切都显得匪夷所思，无法理解。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理解和评价高兴这个人物：他究竟是个高尚的“山村出来的的唐·吉诃德”，还是一个幼稚可笑的神经病患者？事实上，高兴这个人物，完全是作者编造出来的一个没有个性、没有真实性的虚假的话语幻象。

　　西方有一句格言：Oversimplifica鄄tionisalwaysaninsulttointellect.意即：过度的简单化是对智慧的一种侮辱。如果简单化再加上虚假、油滑和冷漠，那就足以使一部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变得可疑起来。同《秦腔》一样，《高兴》也是一部琐碎、无聊、沉闷的失败之作。

　　王朔《我的千岁寒》：散发霉味的夹生饭

　　《我的千岁寒》是一部拼盘式的大杂烩。里面既有小说模样的《我的千岁寒》，也有电影剧本《妄想照进现实》和类似电影剧本的《宫里的日子》；既有哲学模样的《唯物论史纲》、随笔模样的《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也有侃大山的《与孙甘露对话》。在这部书里凸显出来的，仍就是那个浑不吝的“我”，仍就是那个放言无忌的王朔。他显然想给人们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想贡献自己的深刻的心得，但是，除了那个题为《我是谁》的《自序》，可以让读者一眼认出那个痞里痞气、似曾相识的“王朔”，他的其他几篇东西，既缺乏可读性，也谈不上深刻性，实在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他端给大家的，是一盘散发着霉味的夹生饭，实在无法下咽。

　　读完全书，王朔留给读者最深印象的：第一个是游戏，第二个是游戏，第三个，还是游戏。借着嘻嘻哈哈的调侃和自以为是的胡闹，一个人也许可以给大家带来许多的快乐，也许可以制造出巨大的新闻话题，但是他永远不可能创造出伟大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