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的小说世界大体上可以分为都市（尤其是北京）和故乡（运河边的水乡小镇）。其中，以北京（当然，是外来者的北京）为背景的小说颇引人关注，如《啊，北京》、《西夏》、《三人行》、《跑步穿过中关村》、《把脸拉下》等。事实上，除徐则臣外，还有不少作家的小说也涉及到了外来者的北京，比如魏微、荆永鸣。如果我们按照时间线索对这一类小说进行纵的梳理，会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邱华栋的作品与当下徐则臣、魏微等人的作品之间存在着姿态、立场的明显差异。

然而，徐则臣小说中的北京还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元素，这些元素在多篇此类作品中反复出现，形成了多重对照结构，这些对照结构及其转换可以视为徐则臣关于北京的隐秘言说。

一、异乡与故乡

异乡与故乡的对照在徐则臣的小说中并不那么单纯。首先，故乡被淡化了，主人公往往只留下一个出走的背影和“异乡人”的身份，这群断了根的人来到北京追逐想象中的巨量机会；同时，小说中的“异乡人”无一例外地面临“留下还是离开”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面前，故乡这一隐隐的参照物与异乡共同构成了两难选择。

其次，这里的北京是经过筛选的，而且往往是重复的、固定的。在现实中，北京在不断地膨胀，然而，面对这个巨大的城市，徐则臣选择的总是一个固定的区域：不是高级写字楼密集的金融区，不是什刹海旁的酒吧群，也不是常年掩门的四合院，也不是麦子店、望京或亚运村的小区；而是海淀一带，中关村，蓝旗营，北京大学旁的出租屋、小饭馆和过街天桥。这个区域恰恰是异乡人（外来者）聚居的北京，这里活跃着四面八方涌来的学生、考研大军、假证制造者、盗版碟贩卖者、假古董销售者、为一份薪水和房子行色匆匆混生活的人，以及一些不明来历又突然被抛出原有轨道的人。这样的北京烟尘滚滚，因生存艰辛而面有疲色。

更深一层来说，异乡与故乡在这些“京漂”心中经过了换位：他们急切地希望融入北京这个城市，在这里扎下根来，寻得一席之地，迫不及待地要在心理和情感上认同北京这个异乡，而面对地理上的故乡时反而表现出了一种拒绝和生疏。

第一次来到北京时，尽管笼罩在沙尘暴下的京城没有想像中的雍容和繁华，边红旗还是十分满足，而且激动得哭了。在第一眼之后，他就确定自己是爱这个城市的。他经常站在北京的立交桥上看下面永远也停不下来的车流，心中涌荡诗情。

边红旗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只得继承了亲戚回乡时留下的一辆无牌三轮车，靠给人拉货聊以为生。直到车被警察没收，边红旗才发现那辆无牌三轮是自己和北京发生联系的唯一中介，现在没有了，他觉得脚底下空了，整个人悬浮在了北京的半空里。他第一次发现自己是北京的局外人、异乡人。边红旗意识到自己原本是一个小镇的居民，尽管自己对北京这个城市抱着巨大的热情甚至激情，北京却从来没有接纳过自己，高傲而冷漠、无动于衷。尽管他从精神上将北京当作“我城”，但是在实质上，在物质层面上，北京却是一个“异乡”。

与此相对，超市收银员沈丹（《啊，北京》）鼓动边红旗离婚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她有北京户口，边红旗和她结婚就可以如愿永久、合法地留在北京。户口，这是她和北京的根本性联系，而边红旗等人无论吟咏出多少赞美北京的诗句也没有这种牢不可破的联系。不仅如此，沈丹还有祖父留下来的房子，这意味着她在这个城市生活中的历史与血缘，这是她的城市。而边红旗虽然一直试图融入这个城市，但他们“外乡人”的身份从未消失。

与边红旗的处境相似的还有敦煌、旷山（《跑步穿过中关村》）、魏千万（《把脸拉下》）、班小号、宋佳丽（《三人行》）。他们与这个城市的关系极其脆弱，他们在这里没有家庭和亲人，没有一个长久属于自己的空间和职业，租来的房子和高风险（或强竞争）的工作能够在瞬间将他们抛掷出去，使他们与这个城市的联结断裂。

这种身份困境成为这群外来者最深层的焦虑。他们实际上已经从自己原来生活的那个连续性框架（故乡、家庭、亲人、记忆等等）中出走了，他们急迫需要建立与北京的关系，但颇具嘲弄意味的是，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外来者”成为他们共同的标记；无论他们怎样抒发自己对这座城市的认同，精神上的“我城”意识也不断地受到物质上“异乡”现实的抵牾、干扰，不断地被后者所质疑。

此类小说往往有一个“离开”的结局。以《啊，北京》为例。曾经当过中学语文教师内心自认为是一个诗人而在北京做了假证贩子的边红旗在小说结尾将要与北京告别了，他对着太阳和天空眯起了眼，眼泪哗哗地下来了。边红旗的归乡并不轻松。他热爱北京，真诚地认为这个城市伟大繁华，尽管在旁观者看来他属于家乡苏北小镇，但是北京所激发和凝聚的梦想与激情是否真的能够平息下去？或许，苏北小镇难以满足他的内心需求，他将再次觉得断绝了与大世界的联系，堕回沉闷而狭小的天地，而随着生活与视野的缩减，诗情将再次湮灭。

故乡在物质和情感方面的多重丧失，使得这些离乡的人成为没有归所的一群。家乡在他们的心理上已渐行渐远，他们一次性的出走带来了长久的漂泊。

二、黯淡与奇遇

邱华栋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小说（《城市战车》《手上的星光》《沙盘城市》《哭泣游戏》等）中曾提供过外来者眼中北京的图景。小说中的主人公进入北京的各个繁华地段张望，心中满怀豪情，眼睛掠过的是长城饭店、昆仑饭店、希尔顿大酒店、燕莎购物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京广中心。这些有名有姓的大厦在邱华栋的小说中常常以镜头掠影的方式排列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豪华的阵容，强悍、富贵、傲慢。这个北京是一个类似于轮盘赌的城市。与这种城市形象相呼应，小说主人公介入北京的姿态不是抒情的回溯，而是奔跑与攫取。

徐则臣的北京是京郊出租屋、天桥、大学附近的小饭馆、人才市场、地铁站。与这些地点相应，出场的人物是没有暂住证也找不到适宜工作阴差阳错当上了假证贩子的外省中学语文老师，毕业后又回到北京的大学生，其中有的考研未果最终黯然离开，有的怀揣文学梦而又不得不靠给小报写一些自己不屑的甜腻文字为生，有的考上研究生后想方设法出去做些兼职以缓解拮据的经济状况，还有警察，还有买假文凭的官员。

这类空间中的生活是黯淡而疲惫的，生存的艰难异常沉重。以《跑步穿过中关村》为例，“奔跑”这个姿态本来具有一种自由张扬的气息，但是，敦煌选择跑步穿过中关村却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自由张扬的色彩褪去，融入到背景的疲惫之中了。

“奇遇”在此意味着那些悬置日常逻辑背离日常经验的故事：一个不明来历的哑女西夏如从天降闯入王一丁的生活并扎下根来，引她到来的是一张写有王一丁电话号码并嘱托善待西夏的纸条，而关于这张纸条的来源却没有任何线索（《西夏》）；“我”在诗歌朗诵会上偶遇边红旗，而后者的身份是假证贩子兼诗人，他不但在这两种身份间出出进进，同时也在自己家乡的妻子和拥有北京户口的情人之间摇摆（《啊，北京》）；博士生康博斯、大学食堂师傅兼诗人班小号、无固定职业的“北漂”宋佳丽偶然成为邻居，于是一些混合着怨愤、忧伤、痛楚等各种感情的故事渐次上演（《三人行》）；贩卖假证的敦煌从拘留所出来后迫于生计又卖上了盗版碟并再度被抓获，区别在于前一次是朋友替敦煌担当，而这一次则是敦煌替朋友担当（《跑步穿过中关村》）。

“奇遇”对日常经验的悬置包括两个方向——时间和空间。在时间方面，上述小说中的奇遇几乎总是生活的一段插曲，它们与主人公之前与之后的生活割裂开来，它与日常生活的循例和稳妥很不一样，日常生活的“原因”和“逻辑”都被悬置了。当然，这些漂在异乡城市的人已离开了他们的乡土、家园和亲人，成为生活在异乡的无根之人，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得他们的历史模糊了、退隐了。而且，恰恰是在这段悬置了日常经验日常逻辑的时间中，生活中才有了欢快。当然，这种欢乐总是夹杂着疑虑的阴影，加之它往往使主人公联想到以往的孤独与辛酸，因此，这欢乐带上了些许昙花一现的意味。所以才有最后王一丁得知西夏可能通过治疗恢复说话能力时感到了恐惧，对现实生活中那个“真相”的恐惧，毕竟，“真相”总是梦境的敌人。而《三人行》中的宋佳丽在和康博斯度过一段两人时光之后，家乡父母的病弱衰老使她离去，她（也包括其他的人）终究不是真正的无根之人，生活中终究还有许多的线索和责任需要他们接续、担当。

在空间层面上，对日常经验的悬置表现为故事发生的空间相对独立。虽然上述小说中的奇遇无一例外发生在闹嚷的都市，但这里的都市总是被分为“外面”和“里面”。“外面”是大街、集会场所、天桥、饭馆、商场。“里面”则是相对私人化的领地，在徐则臣的小说中其典型形象是北京的出租屋，门与墙的环围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心理的安全和松弛，因此，在小小的陋室中，有诗歌、书籍、艺术电影、啤酒、爱情的存身之处。小小陋室的功能与氛围近似于聊斋故事的背景——废宅、荒岭，但不同于后者的完全与世俗生活相隔绝。在徐则臣的小说中，私人领地总是受到外部世界的渗透、窥探、干扰，因此，幸福生活显得格外脆弱和短暂，浸透了在劫难逃的隐隐预感。

传奇与平淡之间的转换在命运的循环与重复中得到了强调。情节元素不单在小说内部循环，而且在多篇小说之间反复：姑夫因制售假证件而入狱三年，重获自由之后无奈重操旧业并再度被捕（《伪证制造者》）；敦煌因销售假证件被关押三个月，重获自由之后迫于生计开始卖盗版碟并再度被捕（《跑步穿过中关村》）；边红旗因买假证件被关押，是妻子筹钱将他赎了出来（《啊，北京》）；为了妻儿和房子，魏千万在北京卖假古董，在北京有固定工作的文化人“我”也为了妻女和房子而成为他的同谋，最终，魏千万被抓，“我”却安然无恙，开始想法筹钱营救魏千万（《把脸拉下》）。此外，抱着孩子推销盗版光盘的女人们成为萦绕在敦煌心中的一个噩梦般的景象，他得知夏小容怀孕后，夏小容的脸就和那些女人的脸交叠在一起，那些女人中未尝没有多个曾经的夏小容，然而，奇迹并没有出现，她们毫无悬念地落到命运陈腐的窠臼之中。那个住在知春里烦躁焦虑只看恐怖和暴力影片的漂亮女孩，敦煌仅仅透过门上的铁栅栏窥见了居室的豪华并猜测她的生活，最终她所住的房子被封而人也不知去向，然而在这样的一个城市，这又实在很平常，女孩也不过是落在命运的陈腐窠臼之中。

在这样的一种对照与转换中，小说传递出一种明白无误的判断：对于外来者而言，北京这个城市庞大、强悍，有着日常生活的黯淡，却没有日常生活的安稳。

三、“假证制造者”与现代书生

“假证制造者”（确切地说多为假证贩卖者）常出现在徐则臣小说中的北京。他们是边红旗（《啊，北京》）、敦煌和保定（《跑步穿过中关村》、姑夫和路玉离《伪证制造者》），与他们身份相类似的还有销售假古董的（《把脸拉下》中的魏千万）、推销盗版碟的（《跑步穿过中关村》中的旷山和夏小容）。这类人物如此集中地出现在小说中并成为主角，尚未有过。

假证制造者们在游荡中穿越城市，用他们的目光与步伐把城市的隐秘地带、边缘生活和复杂表情呈现出来，而这些在原来的小说中往往隐匿不见。

徐则臣的小说中另一类穿越北京的人物是知识人（或者叫他们现代书生）。现代书生和“假证制造者”在城市中相遇、互看，在这个相遇和互看的过程中他们的界限模糊了，相似的困境被凸现出来，有时，“假证制造者”本身即是书生。

《西夏》中的王一丁漂在北京已多年，现在与朋友合伙经营小书店。《啊，北京》中的边红旗原本是苏北小镇上的中学语文老师，来到北京后先是蹬了一段时间的无照三轮车，后来又当上了假证贩子，但他内心一直自认是诗人；“我”写小说，但为了生活也得为报纸杂志写一些自己都不屑的甜腻腻的文字。《三人行》中的北大博士生康博斯正为了论文和工作做准备，而前途并不明朗；他的邻居班小号在北大的食堂里工作，脱下工作服回到出租屋以后则与书籍和诗歌为伴。

他们身份尴尬、经济拮据，显然不是在社会中游刃有余的成功者，同时也并不怀抱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如何在大都市中生存始终是他们最切身的问题。此外，如上文所述，这些现代书生的现实与理想之间、行为与心灵之间有裂痕，这是一群敏感而矛盾的灵魂。

这一状况与聊斋故事有相似处，聊斋故事的书生们多数也都面临着割裂：在自矜才华与落第之间，在俗务与清兴之间。在聊斋故事中，解决书生这一难题的是狐鬼精怪们，他们成为不得意的书生的红颜知己或者意趣相投的同性密友，其中又以前者为多，她们的才情和识见远远高出世间的官员和庸众，她们的青睐便是给落拓书生们加冕、正名，有“选中”和“嘉奖”之意，而被选中的书生对“于风尘中识英雄”的知己满怀谢意，并由此获得了心理补偿。这实际上是书生进行自我确认自我言说的一种方式，可以说聊斋故事的传奇性源自男性文人的臆想与自恋。

与聊斋故事不同，由狐鬼精怪等红颜知己的青睐而萌生的自得自赏并没有出现在徐则臣笔下的现代书生身上。相反，徐则臣的小说突出了两个方面：一是书生们的孤独与软弱，一是他们的矛盾。看来，美丽解人的女主角无助于现代书生们解决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

西夏这个人物身上有着聊斋故事的浓郁气息：除却她的不明来历、如从天降这一点，还有她的美丽温柔善解人意以及对男主人公王一丁的信任与依恋。同样是一个女子来到一个并不得意的书生生命中，给了他慰籍，但是这一切又显得很缥缈很不真切，随时可能倏然而去就像它倏然而来一样。宋佳丽孤身来到北京，为了在这个城市生存而想尽办法，其间也有诸多不忍回头翻阅的伤痛，但是康博斯这个读书人唤起了她心中的美好情愫，尽管如此，她也清醒地知道自己与康博斯之间的鸿沟，于是唯有抓住眼前的时间，以末日来临前的绝望心境相厮守，最终不得已离开了北京和康博斯，也许终生没有机会再见。现代书生不是骑士，尽管被赋予了某种期待，却无力扮演“拯救者”的角色，导致这种期待落空。

此外，女性作为现代书生认知自己评价自己的参照系，同样存在着矛盾：徐则臣的很多小说中围绕着男主人公都会有两个不同身份不同性情的女性角色出场。而这样的两个女性基本上也对应着现实与理想、行为与心灵的割裂。在《啊，北京》中是边红旗远在苏北小镇的妻子和拥有北京户口的情人沈丹，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差异也揭示出男主人公心灵的割裂：在理智与情感之间、欲望与记忆之间、个人的未来与历史之间的挣扎、拉锯。《三人行》中康博斯的前女友摇摇与宋佳丽，前者带来的是背叛和伤害，后者则给予抚慰，但即使如此，在他们自己的评价体系中，前者才是与康博斯相匹配的，而后者却不是同路人。在《跑步穿过中关村》中是先后与敦煌有过肌肤之亲的夏小容和七宝。夏小容和相交多年的男友旷山同在北京贩卖盗版碟，然而她盼望能离开这里回到家乡生养孩子过稳定的日子，七宝则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女子，她不考虑未来也不愿意受到拘束。而敦煌对她们无法给与实质性的帮助。

奇遇的降临、红颜知己的出现并没有令现代书生们自得，也并没有解决他们的身份难题，相反，恰恰把主人公曾经刻意掩藏或遗忘的尴尬揭示了出来——让他们觉出了过往生活的不堪，确证了自己在都市中的外来者身份，确证了自己的渺小无力。他们透过女主人公并没有照见自己的卓越不俗，而是照见了自己的寂寞和软弱。

四、“迷”与“觉”

徐则臣小说的底子里贯注着“迷”与“觉”的并举、纠缠。以《西夏》为例。西夏这个人物的从天而降毫无道理，无法理清其中的逻辑线索、前因后果，这样就使主人公“我”（王一丁）陷入了智力与逻辑的困境（迷失），即：此前惯用的理解方式解释方式现在失效了。王一丁出于“正常”的思维多次试图摆脱这个陌生人。“我总觉得她是个陌生人，偶尔一些曲曲折折的念头刚一萌发，就被更庞大的东西击垮了，比如疑惑，比如费解，比如隐隐的忧虑和恐惧。”但是，他这么做每次面对的都是西夏的无辜与自己内心的不安，于是将西夏逐出、恢复正常生活的行为一再被延宕。

当王一丁不得不接受了西夏已闯入自己的生活这一现实，他的内心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放大了自己原来刻意回避的内心感受，开始审视过往的日子。“她让我产生了一种类似亲情和爱情的疼痛感，突然感觉到，这几年在北京，一个人的孤独是多么的漫长。这个发现同时引发了另一个发现，它让我感到了自己的脆弱，这个发现让我恐惧，它击穿了我，让我觉得自己老了。跑来跑去这些年，我就跑成了这样？孑然一身，形影相吊，我甚至都很久没有和别人深入地说点什么了。忘了生活中还有一些只属于内心的事，自己触不到，只等着别人不经意间的一碰，找了自己的痛。”

这是一种“觉”，对自己生活与内心困境的领悟。王一丁和西夏的关系改变了，互相依恋，获得了内心的喜悦与宁静，“两个人的生活终于让我有了一点家的感觉，这种感觉对我，一个年近三十的单身男人，一个在人群里永远不会被一眼看出来的普通的京漂，真是很美好，它让我心安。”然而这在其他人（王一丁的朋友、房东）看来恰恰是一个危险的处境，是被迷惑，是与正常思路背道而驰的，于是，在他人的干扰（有时干扰以热情帮助的名义出现）之下，我与西夏的宁静甜蜜的生活笼罩了阴影，显示出一些不祥的预兆，这在他人看来是通往“觉”，但对于王一丁而言，心灵的柔软与感动或许将再一次被抛掷，这莫非不是另一层面的“迷”？对于内心而言，对于个体的幸福与内心需要而言，究竟需不需要那种清清楚楚的逻辑来作为指引？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迷失？在这个年代个人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感受？

所以，实际上徐则臣小说中的“迷”与“觉”有着两种尺度、两种眼光：逻辑和利益的尺度，内心和情感的尺度；来自当局者的眼光，来自其他人的眼光。

《啊，北京》中“迷”与“觉”的矛盾在于：边红旗认为自己属于北京，而北京并不接纳他，边红旗的妻子和朋友们认为他属于家乡小镇，而家乡小镇的安静和沉闷却让边红旗感觉压抑想要逃离。最后，当边红旗因贩卖假证进了拘留所时，妻子来解救了他，从妻子的视角看，她不单把丈夫从羁押中解救出来，也把他从陌生的、吞噬人的大都市解救出来。可是，离开北京却使边红旗流下泪来，或许，在北京的经历使他再也无法将苏北小镇视为精神上的家乡。《三人行》中也有相似的情节。康博斯、宋佳丽、班小号以不同的方式求得在北京立足，但是都“不免有些伤感，都觉得这些年疲于奔命其实是挺可笑的，不过是为了待在这个地方。在这儿过上好日子了么？不好说，在很多时候盘旋在内心和理想里的，并不是什么美好的生活，而是‘北京’这个地名。”最终，首先是宋佳丽决定归家了，对于父母的责任使她无法继续停留在对北京和爱情的梦境之中，她和康博斯面对着生离死别的悲伤却无能为力。

无论何种形式的“归家”，在小说的语境中均有另一层语义：被抛出梦境。传奇性的插曲已终结，生活中再无华彩。抛出梦境理应指示着回到正轨和现实，是“觉”，但伴随着这种“觉”，主人公的激情与理想也告枯萎，小说暗示了黯淡的未来，这种暗示意味深长——梦境与现实、真实与虚幻、迷失与觉醒之间是否真的那么清楚、分明？若归家、回到正轨、转入现实带来的是枯萎，那么其合理性何在？

上述几重对照结构的暗通与转换，凸现了城市的底色，体现了一种小说道德——尽可能地让小说成为一种对话的、参差的、充满可能性的空间，而不是降解到社会道德的层面。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