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说要形式上回归古典,意蕴上趋于现代
　　二○○七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徐则臣

　　徐则臣,1978年生,江苏东海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做过两年大学教师,现为杂志编辑。著有长篇小说《夜火车》、《午夜之门》,中篇小说集《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等。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当代》、《十月》、《山花》、《大家》、《钟山》、《上海文学》等刊物,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短篇小说选刊版》、《散文选刊》等刊物转载,并被收入多种文学年选和选本。曾获第四届春天文学奖、首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

　　我对当下和现实有一种强烈的钥剐睦?/SPAN>

　　南方都市报:相比前两年,你的创作领域有了一定的开拓,“京漂”系列之外,“故土”、“花街”系列也让人印象深刻。

　　徐则臣:我不太喜欢“京漂”系列这个命名,但大家都这么说,姑且用一下吧。“花街”系列其实写得比“京漂”早。在《啊,北京》之前,2003年4月,我已经写完了短篇小说《花街》。断断续续不断地扩展和建造这条“街”。这系列的小说可能不是很当下,但它富含的古典、丰润和悠远、暧昧的气息,是我喜欢的。便于我天马行空地发挥想象力。一回到这条街上,我就觉得“文学”就在眼前,对小说的信心和把握一下子也就来了。比如《午夜之门》、《人间烟火》,写到哪个程度我很清楚。但现在,大家好像更喜欢当下、现实,最好是两秒钟之前发生的事。“京漂”系列跟生活比较近,影响相对大一点,所以你才会觉得先有“京漂”,再有“花街”。

　　南方都市报:你在小说题材方面做了不少尝试,是不是不想把自己固定在某个领域?

　　徐则臣:那当然,谁也不愿意一辈子只走一条路。事实上也很难固定。世界在变,生活在变,你的兴奋点也在变,对生活的感受、对世界的认识,都在变,你不可能画地为牢,把自己的题材局限在一个地方。比如我写“京漂”,因为我现在生活在北京,满眼满耳朵满脑子都跟北京有关。哪天生活变迁,我去上海、广州或者耶路撒冷了,那我写的肯定会跟上海、广州和耶路撒冷有关,跟那个时候的兴奋点和生活事实有关。

　　南方都市报:无论是写“故土”,还是写“京漂”,你的小说主人公经常都在漂泊,这跟你个人的经历有关系吗?

　　徐则臣:这可能跟我性格有关系。我对生活在行动上有点惰性,但对当下和现实却有一种强烈的对抗心理,不安于现状,总在为改变和背离焦虑。一个莫名其妙的毛病,从小就是。刚开始写东西没意识,写着写着就发现,怎么老要出走、要离开、要漂泊?用时髦和滥情的说法是,老要“在路上”。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特别想离开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想过,可能是种补偿心理,你越是没法离开,就越希望在文字里实现这种愿望,所以我小说里的人物都不安分,开篇就想“走”。他们代替我行动了。从个人经历角度看,这么多年念书和工作,虽然辗转了几个地方,但一直都没离开学校,跟没挪窝差不多,老想往外跑。这大概也是你所谓的“漂泊”的原因之一。

　　物质和财富的匮乏不是悲悯的唯一源头

　　南方都市报:你是名校毕业,现在是《人民文学》的编辑,应该说不属于“社会底层”。但为什么你的“京漂”作品里写的都是最底层的人物和故事——卖光碟的、办假证的、卖假古董的?

　　徐则臣:我从来没有刻意要去写“底层”,也不认同“底层文学”这一说法。我也不觉得写他们就是写底层,我只想写一写我认识的和熟悉的朋友,他们碰巧游走在北京的边缘,碰巧在干不那么伟大和体面的事业,碰巧生活在暗地。他们从事何种职业对我来说其实不重要,我只关心他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我想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希望和绝望是什么,他们的疑难和幸福在哪里,他们为什么要待在北京,北京和他们关系怎么样。他们居无定所、心无所依地“漂”着。他们的想法某种程度上就是我的样板。你可能觉得我念过北大,工作也不错,可以身心安妥,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待在北京,身份认同是你要面对的一个巨大问题。你可以在大马路上跑来跑去,但你未必就能感觉到你与这个城市正在和谐共处、亲密无间。即使你有一个北京户口,即使从外表上看,一切都像泰山那样牢靠和稳定。在北京,我和我的那些身处边缘的朋友一样,时时刻刻感觉自己是个外地人。这个“外地人”没有贬义,不是指“乡下人”,而是说你外在于北京,身心分裂,你扎不下根,也找不到根。你没法心无挂碍地融进这个地方。只要提及与身份认同有关的问题,你立马就知道自己正在与别人区别开。这不是说北京有多好,你非要赖在这里,而是说,城与人,或者说人与城的关系变得空前难以解决。不知道别的地方是否也如此。如果我对白领和金领生活熟悉,我想我也会发现他们的内心动荡不安。我希望我能熟悉他们的生活,写一写他们的内心。

　　南方都市报:就是说,跟阶层这些是没有关系的。

　　徐则臣:没关系。即使你腰缠万贯,你照样可能觉得自己是个异乡人。

　　南方都市报:但你毕竟不是卖盗版光碟的,也不是办假证的,这些不是你的经历,你怎么把它们写得像真的一样?

　　徐则臣:靠经验同化。如果经历什么写什么,我怀疑写作会变得很痛苦,因为一个人的经历毕竟有限。与“写经历”相比,我可能是偏于“写经验”的那类。目睹可以写,耳闻也可以写,想象的人事也可以写。只要你有能力深入,把自己带进去,感同身受,就没问题。同化。将别人的同化为自己的,把想象同化为现实。这样的写作路子相对更宽一些。同化的前提是有“我”,然后再寻求独特。

　　南方都市报:这个对你来说困难吗?

　　徐则臣:还好吧,写多了感觉会逐渐完善。很多人看了《跑步穿过中关村》,问我是不是卖过碟,被人这样问的时候,我就有底了,这小说里的“同化”做得应该还可以。

　　南方都市报:是的,很多人觉得,作家要有类似的经历才能写得这样贴切。

　　徐则臣:有切身的经历当然会写得更好,因为你知道这中间要害在哪。写好一件事、一个职业,最要紧的不是把尽人皆知的东西写出来,而是将最独特的那部分找出来。让它“是其所是”,而不会和别的串了味。能够有机会深解其味,那当然再好不过了。所以我希望得到的生活多多益善,但那种可能接近于不可能,只好锻炼自己同化别人生活的能力了。

　　南方都市报:他们的故事被你写得很感人。

　　徐则臣:他们身上有我很喜欢和羡慕的品质。跟正襟危坐的人、道貌岸然的人、装腔作势的人、委曲求全的人相比,他们还残存着人类最基本的美德,那种生机勃勃的、原始的、本色的、朴素的东西。可能由于各方面的限制,他们很多事做得不“美”,但他们很少虚伪、矫饰地生活,总体上比较坦诚。有点坏心眼和小伎俩,也放在脸上让你看。我接触到的朋友中,很多人都还没学会狡猾、世故地生活,也不屑去学。如果说写得还能感动读者,那也是我在尽量向他们学习,不虚美、不隐恶地写出他们的本色来,写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来。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都可以感动人,甚至更感动人。

　　南方都市报:好像是李敬泽评论说,你的作品流露着对底层人群命运的悲悯和思考。你对他们抱着怎样的感情?

　　徐则臣:“悲悯”这个词不止针对底层人,物质和财富的匮乏不是悲悯的唯一源头,甚至都不是最重要的源头。它对所有阶层的人和事都适应。小资、中产阶级、官僚买办都可以被“悲悯”。我生长在乡村,对底层人群的感情和我对街坊邻居的感情是一样的,这里有我的亲人和朋友,包括我自己。对我的写作来说,当悲悯成为我情感中必要的品质后,我更愿意把自己的思考带进他们中间。

　　南方都市报:写这些人物的时候,你有没有带着一种“可怜”他们的心情?　

　　徐则臣:没有。我平视。比如《跑步穿过中关村》里的主人公敦煌,我写他时觉得就是在写我自己。他就是我。因为如果我是他,他做的事我一定也会做。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自己没有俯视他们的理由?

　　徐则臣:谁都没有这个理由。他们常常让我自惭形秽。跟他们接触了你就知道,他们身上有一种很本色的东西,恰恰是我这个读了很多年书的人日感稀少的。我很奇怪,读书本该让人明理通达,为什么念了这些年的书反而越发把自己包裹起来、隐藏起来了呢,反而把那些最质朴的、最本能的东西慢慢抹杀掉了呢。

　　纸上的故乡都是内心里的故乡

　　南方都市报:“本色的东西”具体指哪些?

　　徐则臣:一个自然、坦荡的人该有的东西。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曲里拐弯；不两面三刀,逢迎拍马和落井下石等等。他们跟你在一块的时候,他可能会说,他有压力,因为文化水平不一样,“社会地位”不一样。他们直接跟你说。我们很多人不这样,喜欢酸溜溜地转那么多的弯,斤斤计较,小心翼翼,见到不喜欢的人,打死也不会当面说出来的。他们不管你这套,不像我们那么虚伪,表面你好我好,还美其名曰尊重别人,调过头就去写匿名信打小报告。他们做事情直来直去。咱们就做不到彻彻底底的放松,总活得比较拘谨,活得很紧张,没有那种从容、放松的状态。我觉得那种放松的生活状态才是一种健康的状态,我自己一直达不到。那种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最放松的状态,心向往而不可至。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生活环境、教育程度造成的吗?

　　徐则臣:原因有很多,我也理不清头绪,我就觉得这种状态让我非常难受。小时候在农村,端一碗饭可以吃很多家,见到谁都打招呼,都可以聊天。但现在我要考虑防盗门,锁一道还不够,要两道。而你根本不知道小心谨慎地防备的到底是什么,成了一个集体无意识:要时刻提防着这个世界,他人即地狱。不知道这是不是现代社会的通病,人把自己搞得紧张兮兮的,防贼防得自己都像贼了。哪还敢心直口快不好好培养所谓的城府。

　　南方都市报:你很怀念以前在家乡的那种朴实自然的生活状态?

　　徐则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时间关系,让我把那时候的生活理想化了。希望不是。可能那会儿根本没有那么好。我当然希望现在生活有巨大改善的情况下,人们依然可以保持那种比较直接、和谐、亲近、自然的状态。但也不是一厢情愿地要回到桃花源,闲得抽筋了要在这里唱田园牧歌。我当然知道桃花源并不存在,我也不相信所谓的桃花源。只是希望大家都能放松点、自然点。

　　南方都市报:那你写“故乡”系列的小说可以看作是你对故乡的一种怀念吗?

　　徐则臣:是。可能有些好东西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怀念。说到底,无论写的是好的还是坏的,写的是好人还是坏事,终极目的都是希望这世界越来越好。

　　南方都市报:在“故乡”系列里,“花街”是一个不断出现的地方,一直是小说里“我”的故乡。这是一个现实存在的地方,还是你的想象?

　　徐则臣:现实中有“花街”这个名字,在我工作过的地方,有这么一条街,也是在一条河边上。离开那里后,我回去看过好多次,但看也是抽象地看。除了名字,这条街上其余的都是虚构出来的。开始它不是我的故乡,我老家水没有那么浩大。但因为喜欢“花街”这地方,慢慢地就把故乡的东西搬过来了,于是很多人就觉得我的故乡应该是像“花街”那样的。“花街”这名字第一次用,是在短篇《花街》里,然后逐渐写开来。你仔细看,会发现开始它只是很短的一条街,现在越写越长了。最终能有多长,我也不知道。我要把一条街慢慢地建筑成一个世界,世上所有的事都可以在这里发生。

　　南方都市报:你为什么想把它写成内心里的故乡呢?

　　徐则臣:我喜欢水,人类的很多事都要在水边做。另外,我喜欢那种与水相连的艺术感,在这条水边街上可以发挥得比较彻底。我希望文字里有水的感觉,湿润,丰沛,又有点粘稠,还有就是稍微灰暗和颓败。像浪漫主义对夜的感觉。对文字感觉的把握,决定我能否将小说完整地写出来。所以我逐渐把故事都移到这条街上。在作家笔下,没有一个纸上的故乡是真正意义上的故乡,都是内心里的故乡。我现在想写一个新的小说,那里面“花街”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现代的地方,它依然会是我的“故乡”。

　　南方都市报:有人认为,从你关于故乡的一系列小说中,看到了沈从文的影子。他对你影响大吗?

　　徐则臣:我还真没觉得受沈从文的影响,有人看到了影子,可能是因为我也写了水和乡村。我挺喜欢沈从文的散文,对他的小说倒不是很喜欢。从气质和文学的味道上,我更喜欢鲁迅。鲁迅的文风、思考的方式和对小说的理解,更对我胃口。

　　南方都市报:《午夜之门》故事中没有明确的历史时间,但却处处有时代历史的影子。你当初是如何考虑的?

　　徐则臣:我的确是有意识地模糊了时间概念,也不想做真正的历史探讨,像历史学家那样抽象出某种结论。我只是想看看,如果真的经历这些事,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人和世界的关系会是什么样。让一个少年来经历,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到底会如何,这个世界在他心中会留下什么东西。有历史的影子是肯定的,无非就是那些事,历史的演进也遵循着相对有规律的模式,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像哪,那个像哪,但我最后想让你觉得的是:哦,原来哪个都不是,但历史竟可能是这个样子。

　　南方都市报:《苍声》的故事背景是“文革”时期。虽然你没有明确地说明是哪年哪月的事情,但是读者还是能感觉到,你有意识地把故事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包括“文革”。

　　徐则臣:是的,这个比较明显。我对“文革”的确很有兴趣,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也断断续续看了很多。我这个年龄的作家,涉及“文革”的写作不多,处理“文革”的时候也的确很难有新鲜的发现。现在即使很多名家处理的“文革”,其认知和结论,基本上也还没有脱出80年代的观点。我希望能从个体的角度,以当下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眼光去看历史、理解历史。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历史也都是个人史,那我就以“我”的认识看历史。尽力看,看到哪算哪。这也是我处理一些历史题材时的基本想法。

　　南方都市报:你的作品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游走自如,“京漂”写城市,“花街”写乡村,都很地道,人物场景如在眼前。那些过去的事情是如何真切精细地呈现出来的?

　　徐则臣:我在农村出生长大,念大学后开始待在城市,至今。很多人跟我的生活经历一样,但是他不写东西,就不会逐渐地去开掘自己的五官、感觉、回忆和想象力。写作者不同。如果必须写一口早就不存在的井,那他就得很认真地去复原,不断地想,回忆之外,加上合理的想象,最后让这口井栩栩如生。见过这口井的人可能会说,嗯,写得跟当年那井一模一样。怎么可能一样呢,没准完全南辕北辙,但对一个很少回忆和想象的人来说,看起来有点像,他就觉得是真的了。我写当年的村庄和野地,可能早变样了,只是我写得很详细,信誓旦旦又煞有介事,由不得你不信了。

　　我希望我的小说里炫目的技巧越来越少

　　南方都市报:你是从什么时候真正开始写小说的?

　　徐则臣:1997年,当时念大二。这么多年从来没有间断过。我是典型的“一根筋”的人,做什么事都是一口气做到底。刚进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百分之八十都想成为作家和诗人,只是坚持下来的没几个。有才华的人很多。我们班当时有几个同学都有志于写小说,大伙儿一起看书,互相交流。可走着走着,别人就走丢了。因为各种原因,比如生活所迫,就放弃了写作。我坚持下来,最主要的是喜欢。兴趣牵着你走,赶着你走。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一直待在学校里。学校的环境相对单纯,没那么强烈的名利和追求成功的意识。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啥样,不知道文坛,谁也不认识。写完后如果觉得还能看,就寄出去,石沉大海。然后我就想,一定是写得不好,人家不要用。没觉得有多大打击。继续埋头看书,琢磨,写,抬起头时,已经上了轨道。十年哗的就过去了。十年都过去了,就继续写下去吧。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什么样的小说才是好小说?

　　徐则臣:我理解中的好小说是:形式上回归古典,意蕴上趋于现代。我不赞同在形式上搞得特别花哨。传统对我们的阅读和接受习惯已经部分地做出了选择,我们更易于接受那些形式上不是那么抽象和极端、不那么后现代的艺术。而且文学必须在自身的传统里生长,古典文学遗产理应成为当下文学最重要的源头活水。同时,作为一个现代人,生活在当下,你对生活对世界的理解跟过去完全不同。小说的理念随之不断更新,尤其在现代形态的小说出现之后。意蕴上趋于现代,主要也是指小说意蕴的无限可能性。它要求小说有一个开放的空间,意蕴丰厚,具有阐释的多种可能性,宽阔而且复杂。

　　南方都市报:那么好的作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你说过,好作家应该小于作品,能解释一下吗?

　　徐则臣:这是我瞎归的类。我觉得一个作家跟他的作品之间大致有三种关系:第一种,作家大于作品；第二种,作家等于作品；第三种,作家小于作品。第一种作家最失败,第二种次之,最好的作家是第三种。所谓作家大于作品,就是你的经验和思考,没有能力在作品中充分表达出来。你的所知和所思大于作品,作品可供理解的空间还没有作家本人大,那我觉得这个作品就是失败的。作家等于作品,你能理解多少,作品就传达多少,作家和作品的境界是划等号的。这已经是挺好的作家了。最好的,是作家小于作品。当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以小说的方式表达出来时,该小说不仅能表达他目前有限的认知,还能在广阔的空间里让你获取更多的发现,让“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莎士比亚的理解里,或许只有一个哈姆雷特,或者三到五个。但借助精湛的艺术经营,观众看见了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才是莎士比亚之为莎士比亚的根本所在。所以,作家应该小于作品。

　　南方都市报:你的小说里面,似乎并没有采用很多炫目的技巧。你怎么看待小说技巧的问题?

　　徐则臣:谢谢,我把这句话看成夸奖。如果小说中哪个技巧过于炫目,小说一定出了问题。高明的技巧都是低调的,让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比如《圣经》,没有玄而又玄,是老僧说家常话,哪一句你都能听懂,你看不到炫目的技巧。但化繁为简、深入浅出分明是大技巧。这和武林高手一样,风清扬的姿势绝对不会花哨,王重阳的动作也绝不会繁复。用简约质朴的形式传达出丰厚的内容,才是有意义的技巧。因为越是简约质朴,所受的制约就越大,用它实现丰厚,需要的技巧和能力就越大。所以,我希望我的小说里炫目的技巧越来越少。

　　本报记者　黄长怡　实习生　郑如煜

　　华语文学传媒盛典·二○○七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徐则臣

　　授奖辞

　　徐则臣的写作敏锐、正直、宽阔。他的小说,正视人类经验的复杂,体认卑微人生的艰难,也珍视个人成长史上的创伤记忆对自我的影响和塑造。他以一种平等的思想、冷静的观察介入当代现实,并以叛逆而不失谦卑的写作伦理建构个人的历史,使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拥有被理解的权利。他发表于二○○七年度的长篇小说《午夜之门》、中篇小说《苍声》、《人间烟火》、《把脸拉下》等作品,见证了一个作家的成熟,也标示出了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可能达到的灵魂眼界。他的叙事果决,但语言并不尖刻；他的内心沧桑,但感情并不孤冷。他对低矮的生活不轻慢,对重大的问题不怯场；对青春有警觉,也有向往,对人性有拷问,也有善意。随着徐则臣在稳重与冒险、写实与虚构之间的进一步抉择,他的写作也正在重新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