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法国女性作家葆拉·康斯坦、马克丝·蒙内和王安忆对话

王安忆（左二）在同来访的两位法国女作家交流。  (解放日报 金定根 摄)

王安忆 (上海作协 陈贤迪/摄)

法国女作家葆拉·康斯坦 (上海作协 陈贤迪/摄)

法国女作家马克丝·蒙内 (上海作协 陈贤迪/摄)

    昨天下午在上海作协大厅，专程来沪的两位法国女作家葆拉·康斯坦和马克丝·蒙内与上海作协主席、著名女作家王安忆展开了一场主题为“向妇女文学致敬”的对话。尽管双方的交流需要翻译“传话”，但是，共同的女作家身份以及所从事的文学创作，还是使三人的对话“火花四溅”，不断互动出“共同语言”。

　　关于“女性主义”

　　作为女作家，总免不了被问及“女性主义”的话题。法国作家葆拉· 康斯坦的小说《心心相诉》在1998年荣获龚古尔奖，这本小说的封面被打上了“真正的女性主义作品”。对此，康斯坦说，这是编辑加上去的，自己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小说的故事背景放在美国，自己试图表现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女性发展处于让女性主义者失望的状态，涉及到的是女性生存中的痛苦。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刚被译成法语在法国出版。王安忆认为，作为一个小说家，很少会想到“主义”，更多的是想到具体的生活。“我今天坐在这儿想到的是英国作家简·奥斯丁，她在作品中始终在想怎么把女儿嫁出去。女性的出嫁是女人的归宿，这话会遭到女性主义者的反对。但我觉得女性的婚姻关系到她的幸福。《长恨歌》中王琦瑶最想嫁出去可最后还是没有嫁出去。”

　　马克丝·蒙内是法国新生代作家，26岁时，就以第一部小说《克里斯蒂娜的囚徒》令人惊叹，并包揽了2006年第一小说奖。她表示自己在写作中丝毫没想到“女性主义”这个概念，因为看到太多的描写女性受到男性压迫的作品，所以想创新，在作品中描写一个受到女性迫害的男性的生存状态。她认为，对新生代作家来说，“女性主义”更多的是外界刺激造成的。

　　写自己经历的东西

　　作为一个用法语写作、百分之百的法国作家，康斯坦小说的故事却总是发生在法国之外的非洲或美国。康斯坦解释说，这和她从小跟随父亲旅居非洲、亚洲的经历有关。她认为，一个作家对自己所生活的地方非常理解并且产生感情，才能写出好作品来。

　　对此，王安忆也表示，自己确实只擅长写自己经历过的东西。虽然《长恨歌》得到不少好评，但在王安忆看来却是写得最糟糕的。她说，《长恨歌》写的是上海的四十年代，这个年代我没经历过，但我的人物又必须从四十年代写起，所以，我必须面对。我不是一个对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完全可以靠想象写出来的作家。为了躲避风险，今后不会再写了。

　　至于是否会把上海作为今后创作的主题，王安忆表示，上海对她来讲是没有选择的，毕竟是自己生活的地方。但是，上海对一个艺术者来说不是一个好舞台，它的历史太短，还来不及成熟它的文化和语言。中国的书面语是北方语言，上海话就更排不上了。“上海物质太多，和来自农村的作家相比，我离自然是那么遥远，这是先天的缺陷。但我在这儿住惯了，我要找一个和上海相近的地方才能去，对我来说，这又是矛盾的。在写《长恨歌》时，我总是尽可能站在高处，看看遥远的地方。写作，是为了解决沮丧的心情，是一个释放的渠道和过程。”

    昨天，上海作协大厅，“向妇女文学致敬”文学对话现场，听众济济一堂。（作协 陈贤迪/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