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们会发现，小说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启蒙主义。几乎每部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其中都有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是社会变革的介入者，通常以启蒙者的身份介入，启蒙的对象自然是中国人的主体，也就是农民，而用来启蒙的工具，则是来自西方的理论和知识，启蒙的目的是要告诉人们，如果要变得富裕，如果我们这个民族国家要变得强大，那么必须走出一条与以往不同的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道路。

    然而，从1949年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突然变成了失败者的角色。这是知识分子始料未及的重大转折。知识分子一夜之间从启蒙者变成了被启蒙者，而原来的被启蒙者，比如农民，现在则变成了启蒙者。农民们对知识分子启蒙的主要内容，是要知识分子跟他们学会种地，不仅要在生活上而且要在思想上过集体生活，也就是放弃个人的所有感觉——当时的术语叫“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也放弃所有批评性的观念——众所周知，这是知识分子的基本职能。换句话说，农民们要求他们放弃知识分子身份。

    一直到“文革”结束，中国小说中的人物其实只有两类，他们形成了一个顽固的二元对立的格局:其中一元是农民和工人，他们可以被统称为大众，被认为是进步、无私、勤劳、朴实、欢乐的化身，充满着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集体主义精神；而另一元就是知识分子，他们被认为是落后、自私、虚荣、懒惰的化身，沉浸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腐化的情欲之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作家的小说，在表现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关系的时候，与其说是在向大众致敬，不如说是在自我贬低，是以向大众致敬的方式贬低自己。甚至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国作家实际上也放弃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起码职能。我曾经在一批小说中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生活在自身以外”，他无法忠实地表达自身的经验，无法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的写作，实际上是一种“自我阉割”。

    熟悉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1985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那一年开始，在中国小说中，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得到了重新审视和调整。在莫言、王蒙、张贤亮、张承志、韩少功、刘震云等人笔下，大众的面孔不再千篇一律，而是形象各异。当大众身上的弱点被重新暴露的同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开始被重新认识。但我们必须承认，直到今天，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与中国历史的种种复杂纠葛，并没有在中国小说中得到真实和相对丰富的呈现。

    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我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知识分子的命运。2002年，我发表了长篇小说《花腔》，希望这部小说对知识分子与革命、大众、历史的关系，做出某种探究。当开始写作的时候，我认识到，中国的现实状况和写作境况都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因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俗化浪潮已经席卷中国，西方发达国家的所有经济和文化产品已经涌入中国的大街小巷；而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历史依然带着强大的惯性在向前滑行。与此相适应，一方面中国好像已经进入后现代时期，与国际社会充分接轨，而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依然处于前现代时期。这是一种特殊的中国式的处境。

    因为处于前现代时期，所以一种可以被称为传统的痛苦，比如贫困、专制、暴力、愚昧、压抑，依然让中国知识分子忍受着良知的折磨。有良知的中国作家，都能时刻感受到这种痛苦的“重”，一种难以承受的“重”。波兰作家米沃什，曾经把波兰比作“另一个欧洲”，意思是说，波兰虽然属于欧洲，但是波兰人却依然生活在欧洲的某一段早已过时的历史过程当中，经受着那种过时的痛苦。中国目前的境况与米沃什曾经描述过的境况有很大的相似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也可以被描述成“另一个亚洲”，“另一个东方”。但是我想，无论是亚洲、非洲还是欧洲、美洲的作家，只要具有世界眼光，只要具有清醒的历史感，他都会认识到中国作家的那种“重”的痛苦，依然具有普遍意义。

    除此之外，中国已经被深深地卷入了全球化和世俗化的浪潮之中，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感受到另外一种痛苦，这种痛苦对中国人来说还比较新鲜。那就是在中国长达百年的乌托邦梦想破灭之后知识分子灵魂的空虚，由于现代技术对人的统治而带来的无力感，以及被压抑的欲望获得释放之后的困乏状态。这种新鲜的痛苦，如果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说法，或许可以称为“无法承受之轻”。更多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就在这两种痛苦之间徘徊，并为此发出悲鸣。

    我最后想说的是，对于“重”和“轻”的双重书写，对于“重”和“轻”的关系的繁复探究，有可能是中国小说的重要篇章。一个民族国家百年来的梦想和实践，中国知识分子百年来的成功和失败，也就在这“重”和“轻”的书写中得到呈现。

    李洱，1966年生于河南。作家。代表作有《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等。徐福生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