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现为《人民文学》杂志社编辑。著有长篇小说《午夜之门》、《夜火车》，小说集《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曾获第四届春天文学奖、首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

    和则臣认识也算有些年头了，当时，他刚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啊，北京》。我在《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打工，想和北京大学邵燕君老师主持的论坛进行栏目合作，认识了还在北大读研的则臣，随后很快熟悉起来，并且迅速成为要好的朋友。我们相互鼓励，相互打气，也对各自小说中的问题相互批评，并由惺惺相惜向臭味相投转变。那时候则臣只有二十五六岁，给我一种“横空出世”的感觉，这种“横空出世”感与所谓的有无名气、火与不火无关，我惊讶的是他小说的成熟和写作的能力。平常他不太吭声，一旦说起来，又锋芒毕露，有理有据，常常一个挺大的问题他用一句玩笑式的修辞就能打发得很彻底。则臣从内到外透露出来的老到，让我觉得和他年龄、经历很不相称。

    在我看来，他几乎没有经历一个作家漫长的成长期，就直接进入了成熟。后来和很多朋友聊天，他们也都有这样的感觉。的确，则臣的作品质量相当整齐，没有忽高忽低的感觉，他的每一篇作品都经得起反复阅读。这很不容易。这跟他的人有点像，做起事情来一根筋，要做就尽力做好，让它经得起推敲。用他自我美化的话说，这是“顽固的理想主义”在作祟。但他自诩是悲观的理想主义者。我不知道这“悲观”到底有多少种意思，但看他的文章和人，总有种悠远和苍凉的东西在，所以就想，这悲观和理想主义在他身上还是可以和谐共处的。

    认识则臣的人大概都知道他的谦逊，他长了个好人相，浓眉毛，国字脸，笑的时候有点天真，也有点憨。所以，作为朋友，不用担心他给你惹麻烦，相反，很多事他都会替你考虑到，若是真受了委屈，他就大大咧咧地说:“没问题，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曾两次邀请他到沧州一次到石家庄参加活动，师友们都觉得这小伙子好，来了就像自家人。但他玩“杀人游戏”时你可得提防一点，他也会像自家人一样深藏不露。眼看人民群众一个个被“杀死”，笨警察急得满头大汗心乱如麻，一脸正义、为警察着急的则臣却暗地刀刀不落空，好在，我们经过选举决定先冤死这个好人，让他伏法去也。

    在当下诸多的写作路数中，则臣操持的是名门正派的身手，招法清楚，句句落实，浑然大气，有一种饱满的气韵充盈其间——在这里，我也泄一下底:则臣的“横空出世”多少也是假象、错觉，后来我才知道他也经过了相当漫长的“地下写作”，废稿三千。他在学校里待了二十年，还做过两年大学教师，跟文坛不搭界地写，写完了放下，不满意的扔掉。现在拿出来的都是他觉得还能看的作品，他对自己的要求有点苛刻。这种自律和实力应该是得益于他对经典营养的汲取。

    则臣是一书虫，在“70后”的作家中我自诩是读书多的人，相比差我六七岁的则臣，却又不得不佩服。现在，我离开北京，每次回到北京都会让则臣给我推荐，列出书单以便我按图索骥。其实我不让他推荐都不行，奇文共赏，疑义相析，他忍不住要跟你说那些好书，说得你不看都不好意思。他的推荐已经成了我藏书中重要的一部分。和则臣在一起最高兴的也是和他谈读书，分捡那些埋在文字内部的光和妙处。

    则臣有一篇文字，《把大师挂在嘴上》，在文章最后他说:“要改变目前平庸懈怠的文学现状，我以为首先要在作家们空荡荡的内心树起高于‘现实’尘埃的经典的‘塔’，让文学复归到它最基本的品质上去；不惮于把大师挂在嘴上，时时检点和测量自己，精神抖擞地回到作家该去的地方。”

    ——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则臣主张将大师挂在嘴上，是因为他觉得一个好作家应该见贤思齐，时时精进，怀抱和那些文学大师同样庞大深厚的“野心”。自古年少多奇志，我怀疑他私下里也在期冀将来自己能够在世界文学的星图上闪闪发光。这当然是好事。当下，有高远文学理想的人太少了，甚至我们已经不信任理想，并对它进行着种种嘲笑；他们只有当下的生活，只注意当下名声利益，所以则臣的这种长线坚持更加可贵。当然，这一理想也是由知识智慧和能力来支撑的，我对则臣有着相当的信任。我相信他能走得更高，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