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学批评家谢有顺获庄重文文学奖，近日接受本报专访称：

　　写作应从闺房走向旷野

　　[编者按]日前，中山大学教授、博导、青年文学批评家谢有顺获得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成为广东文学界的新年喜讯。谢有顺的头衔前经常被加上“青年”、“新锐”等词。2001年,29岁的他成为第二届冯牧文学奖得主，被评为“当代中国最年轻的文学批评家”。颁奖词如是评价他：“写作保持着文学批评的批判性品格，以鲜明的立论和泼辣的论辩介入纷繁的文学现状，表现了提出问题的眼光和勇气。”

　　在中国文学评论界要么“快意骂人”要么“无度赞美”的混乱局面中，谢有顺在接受本报专访时直言对“当下文学表示失望”，认为当代作家缺乏写作的专业精神、耐心和活跃的感受力，作品经不起“实证”的推敲，题材一旦脱离个人世界便显得离奇失真。他呼吁作家保持“将写作当作孤独的事业来经营”的专业精神。
　　德国汉学家顾彬曾“隔岸观火”地指出，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差别如同“五粮液”和“二锅头”的分野，引来纷纷议论。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到底存在哪些弊病？中国青年作家应何去何从？网络文学和80后作家的崛起给文坛带来了浮躁之风还是新鲜血液？饱受诟病的文学批评界是否真的混乱不堪？广东文学如何摆脱平庸与惰性？一直处在中国文学现场的谢有顺，或可带来更真切的意见。

　　◎文学出路:
　　写作应从闺房走向旷野

　　记者：你在谈到《风声》时引出了你认为文学需要经得起“实证”的观点，并认为当代中国会写个人世界，而不会写更广阔的生活，一旦触及个人生活之外的世界，就会显得离奇、失真。但事实上，这个时代的作家更有渠道和机会接触现实。为什么会这样？
　　谢有顺：这样的状况，我想至少说出了当代作家在三个方面的缺失：一是缺少写作的专业精神。作家对自己笔下的生活没有调查、研究、分析、比较，只凭苍白的想象或纸上的阅读这种二手经验，他就难以写出一种有实感的真实来。文学的实感，不是一句空谈，而是在一个个细节、一个个用词里建立起来的。你写历史，就得研究历史；你写现实，就得体察现实；你写案件，就得对法律知识有基本的了解；你写农民，就得熟悉农民的习俗、用语、心思。这其实都是写作常识，而现在的文学，常识被普遍忽略，这正是导致作品失真的重要原因。写作有时是要花一点笨工夫的，而这种笨工夫、常识感，在我看来，就是写作不可或缺的专业精神。二是缺少写作耐心。你看现在的小说，作家一门心思就在那构造紧张的情节，快速度地推进情节的发展，悬念一个接着一个，好看是好看，但读起来，你总觉得缺少些什么。缺少什么呢？缺少节奏感，缺少舒缓的东西。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有个特点，注重闲笔，也就是说，在“正笔”之外，还要有“陪笔”，这样，整部小说的叙事风格有张有弛，才显得舒缓、优雅而大气。所以，中国传统小说常常写一桌酒菜的丰盛，写一个人穿着的贵气，写一个地方的风俗，看似和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的关系，但在这些描写的背后，你会发现作家的心是大的，有耐心的，他不急于把结果告诉你，而是引导你留意周围的一切，这种由闲笔而来的叙事耐心，往往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想象空间。三是缺少活跃的感受力。一部好的作品，往往能使我们感受到，作家的眼睛是睁着的，鼻子是灵敏的，耳朵是竖起来的，舌头也是生动的，所以，我们能在他们的作品，看到花的开放，田野的颜色，听到鸟的鸣叫，人心的呢喃，甚至能够闻到气息，尝到味道。现在的小说为何单调，我想，很大的原因是作家对物质世界、感官世界越来越没有兴趣，他们忙于讲故事，却忽略了世界的另一种丰富性。
　　文学的真实是专业、耐心和感受力的产物，离开了这些，写作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造假而已。
　　记者：作家脱离现实，缺乏对现实发言的能力，是这两年讨论得比较多的话题。在《南方都市报》上思想界和作家之间关于此话题的论争中，两者的观点几乎南辕北辙、针锋相对。你的观点是？
　　谢有顺：这样的讨论其实有很多的错位，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现实，不同的人又有不同的对现实的理解。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承不承认有一种最低限度的精神共识？也就是说，我们是否认为，一切人文事业，包括文学，都必须有一个精神性的指向？如果这点共识都没有了，一切的讨论都是自言自语而已。
　　就着文学而言，的确存在一种把现实简化的趋向。文学写来写去，如果就那点私事，读者也开始腻烦了。一直这样写下去，已经没有路可走了。文学不如转身，重新回到灵魂的旅程中来，从而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确实，生活中那点经验，人性里那些欲望，早已不再是文学所专有，文学最重要的使命，应该是记录人心的呢喃、灵魂的叙事。木心说：“艺术到底是什么呢，艺术是光明磊落的隐私。”在我看来，“光明磊落的隐私”说的正是灵魂。今天，写身体隐私的作家很多，但能写出“光明磊落的隐私”的作家太少，因为缺少在精神上真正光明磊落的人。而灵魂的衰败、人心的荒凉，在我看来才是今日中国最大的现实。
　　记者：2007年的文学似乎有一种现象，就是现实性的作品得到了更大的关注。比如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贾平凹的《高兴》，还有郑小琼的作品。这些作家写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大量的真实生活素材。贾平凹深入了拾荒人的生活，杨显惠采访了三年，郑小琼一直在工厂工作。这种现象（假如能够称为一种现象的话）意味着什么？中国作家参与公共事务或许不能和西方作家简单类比，但走出书斋有很多的方式，为什么中国作家会比较少？
　　谢有顺：走出书斋是一件好事，这意味着作家开始感觉到“闺房写作”正面临着经验枯竭的危险。何谓闺房写作？它喻指的是作家的观察尺度是有限的，内向的，细碎的，它书写的是以个人经验为中心的人事和生活，代表的是一种私人的、自我的眼界。与闺房写作相对的是，我现在提倡一种旷野写作。所谓旷野写作，就是指在自我的尺度之外，承认这个世界还有天空和大地，人不仅在闺房里生活，他还在大地上行走，需要接受天道人心的规约和审问。闺房写作固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它使作家的个人经验获得了合法的书写地位，只是，这个世界除了闺房里的秘史之外，还有一个广大的、沉默的区域，它同样需要作家去观察和省悟。中国作家经过多年闺房生活的写作训练之后，现在或许到了重申旷野写作的价值的时候了；正如中国文学经过多年的“怎么写”的探索之后，“写什么”的问题近年又被重新提出来一样。长期来，中国作家一直较少参与公共事物，我想就跟过度迷恋一己之私，写作中缺少这种旷野意识、荒原意识有关。
　　记者：你在接受采访时提到，“真正的写作秘密，其实一直潜藏于作家那幽深的内心里”，同时你也认为，作家对现实生活必须具有活跃的感知。能否解释一下这两个字面上有点矛盾的观点？
　　谢有顺：现实不过是人心的镜像，而文学呢，则是对现实和人心的解析。作家首先要做一个有心人、一个有内心秘密的人，但除此以外，如果作家对现实生活缺乏活跃的感知，他就无法获得解析人心的材料和通道。有些作家，或许是心有所感的，但他找不到富有个性、形象的语言和细节来解析自己心中所想的，写作就变得千人一面——在一些人的笔下，张三的痛苦和李四的痛苦是一样的，都是掉眼泪罢了；草原和大海也是一样的，都是壮观罢了。这种似是而非的书写，抹平的是人类对世界的丰富感受，这样的写作，就是概念写作。因此，一个有心的作家，也需要通过他对现实活跃的感知来将他的心声翻译、解释出来。
　　记者：在天涯社区这样一些大型网站上，我们看到很多网友记述自己故事的长篇文字很受欢迎，它们的一般特征是文字风趣、内容真实生动，情感真切。相反，文学性作品的点击率很难跟这些纪实性作品相比。这一方面说明人们对文字阅读依然有相当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让人产生疑问：在真实生活比小说更丰富的时代，小说的难度和必要性主要体现在哪里？
　　谢有顺：确实，今天的文学，已经很难高于生活了，它甚至常常低于生活，因为生活本身的传奇性，大大超过了一个作家的想象。加缪说，传奇不是文学，只是故事。生活中的故事层出不穷，民众需要它，相比之下，文学的经验已经日益贫乏。新闻写作、手机短信和网络帖子，某种程度上正在取代文学叙事的传统功能。面对这种状况，小说为什么还要存在？我认为，小说的独特性，就在于它对人类内心不懈的追索，对现实和精神细节的精微观察和雕刻——这是小说之所以存在的重要理由，也是它的写作难度之所在。小说是在提醒我们：不在于活得更好，而在于活得更多；小说除了写现实之外，它还探索现实的可能性；小说告诉我们生活是这样的，也告诉我们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

　　◎中国作家:
　　会写绝望而不会写希望

　　记者：中国作家的“中年危机”是包括您在内的很多评论家的共识，大多数作家最优秀的作品都完成于其青年时期。但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状况似乎很少有人阐述，你认为的原因是？
　　谢有顺：从作家自身的角度看，我想还是由于他们缺少一种远大的写作志向，小富即安，有了声名之后，自我重复、不思进取的作家，我们见得太多了。笔墨从一个人的胸襟里来，一个人一旦丧失了对写作的郑重之情，也不再把写作当成一种孤独的精神事业来经营，写作的可持续性必然堪忧。
　　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国文化往往暗示成功的人应该走向逍遥和闲适，在这个背景里，中国作家一进入中年，普遍都显露出一种逍遥和闲适的精神气质，这无形中就把很多严峻、尖锐的生存问题轻化、虚无化了，缺乏一种像存在主义者那样的一直往存在的深渊进发的勇气，一切都是可以和解的，精神追问的力度就减弱了。这种文化勇气的缺失，我想也是造成写作的“中年危机”的原因之一。
　　记者：你曾说，“很多评论家都对现有的文学秩序感到失望，觉得太陈旧，无法有研究的空间”。自从先锋小说后，除了朱文等少数几人，青年作家中因文学品质而引起普遍关注的作家和作品越来越少。你曾经专门评论过格非、余华等人的作品，但现在很少看到你就某一部作品著文，会否觉得很难看到值得评论的作品？你对年轻一代作家的总体评价是？
　　谢有顺：可以一评的作品还是有一些，但令人眼前一亮的大作品，确实太少。因此，许多时候，我更愿意做一个在观察中等待的人，而不是一个到处作评的人。至于年轻一代的作家，我觉得文字的天赋普遍比上一代人好，他们正处于一个上升的通道中，值得期许，但远未定型。只是，年轻一代作家必须警惕：一种只有现在、没有历史感的写作是不会持久的。他们轻易斩断了和传统、经典的联系，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相反，我认为，谁能最快地接续上传统和经典的文学血缘，谁最早意识到重新激活传统叙事资源的需要，谁就有可能成为他们这一代人中的先觉者。
　　记者：你同时说，当代中国文学更多的是写绝望，而不会写希望。会写平庸和琐碎，写不好英雄和理想。这一观点只是你对文学现状的客观概括，还是含着你的文学“更应如何”的认识？每个批评家都有理想中的文学，你的是什么？
　　谢有顺：确实，中国当代文学惯于写黑暗的心，写欲望的景观，写速朽的物质快乐，唯独写不出那种值得珍重的人世。为何写不出“可珍重的人世”？因为在作家们的视野里，早已没有多少值得珍重的事物了。他们可以把恶写得尖锐，把黑暗写得惊心动魄，把欲望写得炽热而狂放，但我们何曾见到有几个作家能写出一颗善的、温暖的、真实的、充满力量的心灵？苦难的确是存在的，可苦难背后还会有希望；心灵可能是痛苦的，可痛苦背后一定还有一种坚定的力量在推动着人类往前走。如果只看到了其中的一面，那就是对生活的丰富性的简化。
　　小说只写苦难，只写恶、黑暗和绝望，已经不够了。在这之上，作家应该建立起更高的精神参照。卡夫卡也写恶，鲁迅也写黑暗，曹雪芹也写幻灭，但他们都有一个更高的精神维度做参照的：卡夫卡的内心还存着天堂的幻念，它所痛苦的是没有通往天堂的道路；鲁迅对生命有一种自信，他的憎恨后面，怀着对生命的大爱；曹雪芹的幻灭背后，是相信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情感的知己，存在着一种心心相印的生活。相比之下，现在的作家普遍失去了信念，他们的精神视野里多是现世的得失，内心不再相信希望的存在，也不再崇尚灵魂的善。作家的心若是已经麻木，他写出来的小说，如何能感动人？又如何能叫人热爱？
　　记者：悲观是充斥在我们生活中的一种状态，尤其在网络上到处可见。现实的生存境遇很容易让人感觉到叔本华“一切只听命于生存意志的摆布，追求人生目的和价值是毫无意义的”那种悲观甚至绝望。作家这时候应该有什么态度？你作为批评家又如何对待这种现实？
　　谢有顺：悲观是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精神的重要表征，也是文学作品的基本母题。问题是，我们面对这种境遇，是一种屈从的态度，还是有所警觉，有所反抗？鲁迅也悲观、绝望，但他一生都在努力，他还在想，站在虚无上面有没有反抗虚无的可能，在绝望里还有没有反抗绝望的力量。所以他笔下的“过客”，并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他只管往前走。这就是一个作家该有的态度。唐君毅说得好，我们没有办法不肯定这个世界。只要我们还活着，就必须假定这个世界是有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你只能硬着头皮相信，否则，你要么自杀，要么麻木地活着。如果你还没有自杀，那就意味着，你的心里还在肯定这个世界，还在相信一种可以变好的未来。鲁迅为何一生都不愿苛责青年，也不愿在青年面前说过于悲观和绝望的话？就在于他的心里还有一种对生命和未来的肯定。我想，在这一点上，作家和批评家是一样的，不能放弃肯定，不能不反抗。
　　记者：很多评论家都认为90年代以来诗歌取得的成就比小说、散文更大，你认为是“随着消费文化和商业主义的兴盛，小说写作越来越受市场和印数的支配，多数的小说家都变成了故事的奴隶。……这种一味投合读者的写作趣味的转变，损害了小说的精神内核”。但其实在网络上，有很多作者不为发表而写作，希望写出具有艺术难度的真正的小说。你是否了解这样一群作者？对他们又如何评价？
　　谢有顺：我了解得很少。惭愧。但若有机会，我很愿意更多地了解他们。我一直相信，好文学在民间。

　　◎文学批评:
　　无知有时比失德更可怕

　　记者：你在《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1期上的《对话比独白更重要》里，说一些人的批评只有“排他的观点”而没有“最广阔的视野”。这个时代更多的是求疵的批评，而缺少寻美的批评。但这两种批评应该都是在理性、客观、智慧的前提下的，我们面临的更主要的问题是不是“求疵的批评”变成骂人的批判，“寻美的批评”变成溢美的表扬？也即首先是缺乏你所说的批评的专业精神，即独立的见解、智慧的表达和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
　　谢有顺：批评的精神应该是自由的，不盲从的，反奴性的，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而它的专业基石正是理性和智慧。把“求疵的批评”变成快意的骂人，把“寻美的批评”变成无度的表扬，这都是审美无能和良心瘫痪的表现。批评家的勇气，首先不是体现在你敢不敢骂人、批评人上，而是体现在你懂不懂文学，是否站在文学专业的角度作出合乎理性的解释上。
　　记者：那专业的良知和道德孰轻孰重？
　　谢有顺：在文学批评中，我认为专业的良知高于道德的良知。李敬泽说得好，文学写作最大的罪过，不过是愚蠢和无能，不值得我们动用杀伤性的道德武器来对付作家。以专业的态度，指出作品中的艺术得失，这就是一个批评家的专业良知；而在批评文字中对作家的人格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以“利己的打算”极尽攻击之能事，这看起来是一种道德的批评，其实恰恰是最不道德的——因为他丧失了一个批评家起码的专业精神。因此，无知有时比失德更可怕。对一部作品没有起码的鉴赏能力，在一部作品面前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明显的审美瘫痪，这才是批评家的耻辱，这样的批评文章，即便有着再庄严的道德字眼，我也是不屑一读的。说句实话，除了少数几个朋友的文章以外，我已经多年不读同行的文章了。一个批评家要赢得我的尊敬，首先要让我看出他是一个有专业智慧的人，而不是一个精神猥琐之人。
　　记者：网络是青年批评者最集中的发布平台，他们有时需要更直接、尖锐的方式引人注意，你对他们了解多少，有什么忠告？你自己当年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引起了评论界的瞩目，但不知你认为你有没有走过弯路，或你觉得在你评论生涯初期最大的经验是什么？
　　谢有顺：我只向智慧的人学习，我的注意力不会在猥琐之人面前停留哪怕半秒。或许，这就是我的人生经验。我不留意那些网络议论，但我想，网络作为自由精神的一种载体，许多时候是被过度使用了。年轻的时候，尖锐是必要的，但尖锐有时也意味着狭窄，要警惕自己不要被尖锐所奴役。真正自由的人，反抗一切的奴役，包括尖锐和愤激。比起价值之判断，同情之理解也很重要。我对自己至今感到满意的是，任何时候有人批评我，哪怕是尖锐地批评，哪怕是人身攻击，我都有容忍和倾听的气度。我是一个郑重地对待批评的人，但我本身并不害怕批评。
　　记者：你说过，“在批评界谁的名声大，谁权威，不是看他有没有写出真正有分量的文章，而是看他有没有占据一个发言的高地”。评论界被人诟病良多，在众多批评的声音中，你认为哪些是最需要澄清的？而你自己认为最需要批评的又是什么？
　　谢有顺：抽象地谈论一个批评群体是没有意义的，批评是一种个人写作，只有个人是真实的。我从来对一种作为群体的文学和批评感到失望，但我对一些个人的写作却充满信心。失德之事一旦发生，其实已经不仅关乎批评的写作本身，而是关乎一个人的人格可信度了。我看到一些人，为了讨好作家，谁出书他都写书评，极尽赞美之能事，那时我就想，何苦呢？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何必把自己弄得如此委屈？因此，我很少给人写书评，也很少加入某本新书的造势运动，除非我确实喜欢的书，否则我不会轻易下笔的。我把一些作家或编辑寄来的审稿费原封不动地退回去的事，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很少有人能像我这么骄傲地说，我从来没有收过任何人的审稿费。因此，批评界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好，也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肮脏，这就是我认为最需要澄清的。而批评界最需要批评的，一是存在太多有失专业水准的文字，二是一些人的人格信任度正在破产。
　　记者：你在接受信息时报采访时说，“平庸正在成为广东文学所面对的最大的敌人”。你认为广东文学似乎有一种“精神惰性——作家缺乏鞭策的力量，易于陷入自大；批评家缺乏介入文学现场的自觉，失去了助推本土文学发展的众多良机。”摆脱这种平庸，是否只能等待时间和奇迹？文学很难用外力推进，但还是想问，你认为广东批评界、作家和媒体需要做些什么？
　　谢有顺：批评界应该向作家充分展示出文学的标高在哪里；作家应该多一点自省和失败的感觉，也就是说，当大多数人都在渴望一种世俗成功的时候，你是否愿意在世界的另一端独自享受自己的“不成功”？媒体呢，最主要的任务，我想是要在主流价值尺度以外，为文学建立起新的评价尺度。广东这些年来，评价文学的尺度还是太单一、太老套了，要改变这一点，只有通过媒体，因为它是目前广东最自由、最具全国视野的文化平台。
　　记者：你接下来的研究和写作计划是？
　　谢有顺：最近主要的研究课题是两个，一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一是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精神演变史。最近，我对一种史论性的写作有了浓厚的兴趣，这或许也是对当下文学表示失望之后的一种反应吧。

　　谢有顺简历：

　　1972年8月生于福建省长汀县。先后在福建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就读本科和文学博士。著有《活在真实中》、《话语的德性》、《先锋就是自由》、《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等著作10种。主编有《中国当代作家评传》等丛书多套。曾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等多个奖项,并被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推选为“2005年度青年批评家”。现任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专题撰文：本报记者蒲荔子  实习生 许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