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阳简历

　　张梦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男，1945年3月13日生于甘肃天水，祖籍山东临清。在北京二中读书六年，从韩少华、潘逊皋、陆庭栋等老师处受益颇深，196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革”中分配到农村教书。1979年在林非等老师帮助下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专治鲁迅学至今。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1-2001年历任两届中国鲁迅研究会副秘书长。主要学术成果是：《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主要编者)，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阿Q新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所属的《鲁迅研究书系》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悟性与奴性----鲁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获中南五省区人民出版社优秀社科读物奖；《“金扁担”?“狭的笼”?美谛克》，获湖南《书屋》奖；另有学术随笔集《静斋梦录》、译著《中国人气质》(与人合译)及长短文章百余万字。2003年由广东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三卷本、一百八十七万字的《中国鲁迅学通史》，海内外反响甚为强烈，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收入中国最高出版物《中国文库》。与研治鲁迅学同时，致力于中英散文的比较研究，已发表了《中国晚明小品与英国浪漫派随笔》、《中英散文比较美学刍议》、《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的比较研究----兼论鲁迅杂文在世界散文史上的地位》等文，对英语文学和中英比较文学具有浓厚之兴趣。2003年4月至6月应邀赴澳洲昆士兰大学从事合作研究，并在澳洲悉尼、布利斯班各大学作题为《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学术讲演；2004年7月赴加拿大出席《文明冲突与文化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作《文明冲突与鲁迅、胡适所代表的现代文化中国》的发言；2005年4月至7月应邀到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ICCS为博士班讲鲁迅，并到日本各主要大学讲演，作《现代中国的鲁迅与胡适》、《“竹内鲁迅”与“中国鲁迅”》等学术报告，受到热烈欢迎。在日讲稿，已集结为《鲁迅学在中国在东亚》一书，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现正着手进行三种版本鲁迅传的写作：文学版长篇小说体鲁迅传《苦魂》三部曲、学术版三卷本《鲁迅通传》和普及版《肩住黑暗闸门的人》，沉潜学海，终生不渝。

《野草》的精神分析

　　一  精神环境

　　我爱夜读《野草》。
　　是在深夜里，万籁俱寂，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似乎是华老栓抖抖地去买“药”的时分；是在孤独中，一人独倚小屋床头，除一盏孤灯和一本《野草》之外，什么都没有，似乎体悟到一种独处宇宙中的大孤独、大寂寞。
　　我感到，只有在这种大孤独、大寂寞中才能苦苦嚼出《野草》的滋味，体悟出《野草》的真精神，因为鲁迅正是在这种精神环境中写出《野草》的。
　　研究一位作家，绝不可忽视他所处的精神环境，特别是鲁迅这样的“精神的人”，《野草》这种“精神的人”在特殊的精神环境中蕴育的精神之花。
　　鲁迅描述过自己这时的精神环境：“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 “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散漫的刊物”、“随便谈谈”和“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正是鲁迅创作《野草》和《彷徨》时期的精神环境。从政治思想上说，当然有进与退、好与坏、热与冷之别，但是从创作心境上说，《野草》《彷徨》时期其实是鲁迅处于最佳状态的时候，散淡、无拘束——是从事文学创作的最佳精神环境。
　　除了精神环境之外，还需要物质环境，也就是生存空间与创作空间。1924年5月25日，鲁迅移至北京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胡同21号居住。这是经鲁迅亲自设计改建而成的一座小四合院，北屋由外间向北延伸出去一间平顶的灰棚，这就是鲁迅先生的卧室兼工作室——“老虎尾巴”，亦称“绿林书屋”。这间书屋，虽然房顶低矮，形似“斗室”，但因北墙上部全是玻璃窗，既可看到大片碧蓝的天空，又可以射进充足的光线，所以，房间虽不过方丈左右，但并不给人闷促的感觉。窗外是一个小小的后园，园正中有一口小井，周围沿着三面墙根，栽植着几株青杨、花椒、刺梅和碧桃等。再向园外望去，是两株钻天的枣树。鲁迅在这里一直居住、写作到1926年8月26日。《野草》中的散文诗，除了后两篇和《题辞》之外，有21篇是在这里写的。许广平回忆《野草》产生过程时曾这样说过：“因为工作繁忙和来客的不限制，鲁迅生活是起居无时的。大概在北京时平均每天到夜里10—12时始客散。之后，如果没有什么急待准备的工作，稍稍休息，看看书，2时左右就入睡了。他并不以睡眠而以工作做主体，譬如倦了，侄在床上睡两三小时，衣裳不脱，甚至盖被不用。就这样，象兵士伏在战壕休息一下一样，又象北京话的‘打一个盹’，翻个身醒了，抽一支烟，起来泡杯清茶，有糖果点心呢，也许多少吃些，又写作了。《野草》，大部分是在这个时候产生出来的。”
　　这个时候，正是夜深时分，是独自一人在孤寂的小屋中。因而也不能不想到人们讳莫如深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性的苦闷。鲁迅1906年、25岁时与朱安完婚，没有同居即很快离去，以后一直是有名无实的夫妻。因此，鲁迅从青年到中年的漫漫20年间，实质上是过着“古寺僧人”式的独身生活。深夜里，没有夫妻恩爱，然而正值情欲壮旺的青壮年时代，他该怎样度过那漫漫长夜？特别是1925至1926年的创作《野草》时期，是他冲决家庭羁绊与许广平实现爱情结合的前夜。黎明前的黑暗最为浓重，这时的性压抑与性苦闷是最强烈的。这强烈、浓重的苦闷该如何舒解？这真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了，然而多少年来成为无人正视的禁区。有人做过鲁迅与羽太信子有私情等等胡乱猜测，我认为都不属实。鲁迅作为一个极其深刻的“精神的人”，是不会做这种浅薄事的。他是将性的苦闷转移与升华为精神作品了，这正是《野草》具有一种独特的深度、甚至阴森气象的重要因素。长期的性压抑这种人间的大苦闷锻铸出鲁迅的独特风骨，《野草》是鲁迅风骨的突出代表。
　　总之，如果不是在团体散掉、自由散淡的精神环境中，而是在组织严密、集体行动、理论拘束过死的条件下；不是在“老虎尾巴”这间独处的小屋里，而是仍在八道湾那种纷扰的大家庭中；不是在深夜时分、孤独一人的性压抑之下，而是在温馨香暖、夫妻恩爱之中，是绝对不会产生《野草》的。

　　二  精神根柢

　　我主张正视鲁迅持续大半生的性压抑问题，但是并不同意弗洛伊德将一切归结为性问题的泛性欲主义错误观点。这种脱离人的复杂和广阔的社会性的分析方法，用以分析一般人尚且有误，对于鲁迅这种“精神的人”就更不完全适宜了。性压抑是鲁迅精神形成独特风骨的重要因素，却不是他的精神根柢。鲁迅的精神根柢是彻底的反主奴精神，主张从人类社会根除主奴关系。鲁迅说过：“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 透过《野草》，可以清彻地洞鉴他的这一精神根柢。
　　梦，是人在睡眠时由于超我监督的松弛、被压抑的冲动和愿望乘虚而出所形成的一种精神现象。在梦境中，人可以不遵循醒觉时的思想逻辑法则，冲决时间、空间的限制，自由自在地进行精神创造。如果说鲁迅这时在醒觉中思路也较无拘束的话，那么在梦境里就更其无拘无束了。《野草》中有9篇是写梦的，占三分之一强。深夜时分，在“老虎尾巴”中梦醒后，翻身起来写梦，的确是在情理中的。
　　写梦的篇章，最能反映鲁迅反主奴的精神根柢。其中最为警拔、透辟的，则是仅有百余字的《狗的驳诘》。“我”梦见在坠入困顿的“隘巷”中遇到了狗，“我”叱咤狗势利，狗竟说“愧不如人呢”，并发了一番尖刻的议论：

　　“我惭愧：我终于还不知道分别铜和银，还不知道分别布和绸；还不知道分别官和民；还不知道分别主和奴；还不知道……”

　　不可小觑这段狗的议论！俗话说：“旁观者清，于事者迷。”大凡与特定事物保持一定距离，从旁冷眼观之，倒可能看得清楚。鲁迅也选了个旁观者。入选者，不是人，而是人所蔑视的狗，旁观的并非是细微琐事，而是对整个人类社会作整体性、根本性的哲学和伦理的思考。是的，主奴关系是人类社会脱离野蛮状态、出现私人占有制之后才确定的。历史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一种罪恶现象的产生。人类一方面拥有了科学和文明，脱离了蒙昧状态；另一方面也知道了分别铜和银的贵贱，布和绸的好坏，官和民的尊卑，主和奴的上下。这种不自由、不平等的主奴关系，正是人类社会产生“势利眼”的根源。所以，就这一点而论，狗的驳诘实在是无懈可击的，人的确不如狗。“我”只能“逃出梦境”。
　　“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 鲁迅称得上是有天马行空似的大宇宙精神，他不仅从空间上想到以狗为旁观者从整体上对人类的主奴社会进行根本性的观察与思考，而且从时间上、以梦境中的“死后”的感受为基点进行审视。死后，不能反抗了，旁人也再无顾忌。死人被芦蓆卷着放在棺材里。放之前，有人责备死人：“怎么要死在这里？……”在主奴社会里，处于奴隶地位的人，连凄惨的路毙也不对了。而奴隶主则死后也要住“地下宫殿”，有奴隶和天下珍宝殉葬。死者在棺材里同样也只能是“六面碰壁”，然而即便在这样的境地，“勃古斋旧书铺的跑外的小伙计”，竟然还硬要他买昂贵的珍本书《明板公羊传》，商人赚钱赚到了死人身上，至死还要剥削。难怪“我即刻闭上眼睛，因为对他很厌烦”。这是对主奴社会的极大厌烦和强烈憎恶。“现在又影一般死掉了，连仇敌也不使知道，不肯赠给他们一点惠而不费的欢欣。……我觉得在快意中要哭出来。”表现出作家对死的态度：即使死了，也不会消除对主奴社会的痛恨。这种态度贯串于鲁迅的终生。
　　鲁迅也从正面以寓言形式刻划了人类的主奴社会。《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里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聪明人叹息着，流着假惺惺的眼泪，说几句“你总会好起来”的空话，而傻子听了奴才关于狭小破屋的诉苦后，却要动手给他“打开一个窗洞来”。结果呢，奴才哭嚷着喊人把傻子当作“强盗”赶走，因而得了主人的夸奖。聪明人跑来祝贺，得了奴才一番感谢：“你先前说我总会好起来，实在是先见之明……”聪明人因而高兴，主奴社会因此也就年复一年地延续下去。
　　做人难！在这样的主奴社会里实在难于做人。《立论》里的“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结果只能说：“呵唷！哈哈！Hehe！he，hehehehe！”
　　这样不合理的主奴社会真令人厌恶，鲁迅在梦中编织着“好的故事”，梦寐以求地向往好的社会：“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象一天云锦，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同时又展开去，以至于无穷。”
　　这种好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呢？鲁迅这时并不清楚，因此写得纵然极美，却并不具体，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是一个根除了主奴关系的没有人奴役人、人压迫人现象的无阶级社会。
　　但是，“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 ，是打倒旧奴隶主、自己做新奴隶主的“取而代”式的革命罢了。鲁迅对这种所谓的革命是极端憎恶的，早在1919年5月发表的随感录五十九《“圣武”》中就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古时候，秦始皇帝很阔气，刘邦和项羽都看见了；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羽说，‘彼可取而代也！’羽要‘取’什么呢？便是取邦所说的‘如此’。‘如此’的程度，虽有不同，可是谁也想取；被取的是‘彼’，取的是‘丈夫’。所有‘彼’与‘丈夫’的心中，便都是这‘圣武’的产生所，受纳所。”后来，鲁迅一再阐明这一思想，并把这一思想升华为散文诗《失掉的好地狱》。
　　《失掉的好地狱》形象地概括了人、鬼、神之间互相争夺地狱统治权的所谓革命：魔鬼曾经战胜天神，掌握了主宰一切的大威权，然而又被人类所推翻。人类完全掌握主宰地狱的大威权之后，不仅没有解放欢呼他胜利的鬼魂们，而且“那威稄且在魔鬼以上”，把反狱的鬼魂们当作“人类的叛徒”，予以“永劫沉沦的罚，迁入剑树林的中央”，对阿谀成性的牛首阿旁却给以“最高的俸草”。魔鬼呢，则又“去寻野兽和恶鬼”，准备反扑去了。这真是一幅“取而代”式革命的绝妙缩影。诚如鲁迅在写这篇散文诗之前一个月所说的：“称为神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过去，有的研究者把这篇散文诗的象征意义理解得过于狭窄，认为仅仅影射当时的军阀混战，甚至因为鲁迅说过因为“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 而作该文的话，就断定“还未得志的英雄们”是指国民党右派，甚至蒋介石。这都未免牵强，缩小了鲁迅思想的深刻意义。还是把这篇散文诗理解为“取而代”式革命的缩影，更符合鲁迅的原意和思想本质。对这种争夺“旧椅子”、打倒旧奴隶主、自己当新奴隶主的“取而代”式的革命，主张从人类社会根除主奴关系的鲁迅先生是极端憎恶的。彻底的反主奴精神，正是他最深层的精神根柢。

　　三  精神矛盾

　　然而，从人类社会根除主奴关系谈何容易，这简直是一场绝望的抗争。
　　在鲁迅看来，绝望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反动统治者的强大，而在于旁观者太多。因此，他在《复仇》中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竞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既不拥抱，也不杀戮，以致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永远不可能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主奴社会也因而凝固、僵死，长此不变。
　　旁观的庸众是怎样造成的呢？鲁迅在《淡淡的血痕中》象征性地归结为既反动又怯弱的“造物主”：“他暗暗地使天变地异，却不敢毁灭一个这地球；暗暗地使生物衰亡，却不敢长存一切尸体；暗暗地使人类流血，却不敢使血色永远鲜秾；暗暗地使人类受苦，却不敢使人类永远记得。”而且为“人类中的怯弱者”设想了一套苟且偷生的办法，使这些可怜的庸人，看见华屋的安适生活而忘记了废墟和荒坟，用流驶的时光，冲淡了血痕和苦痛，在一杯微甘的苦酒中，过着如醉如醒的苟安者的生活，使他们在咀嚼着“人我的渺茫的悲苦”，同时还“各各自称为‘天之僇民’，以作咀嚼着人我的渺茫的悲苦的辩解，而且悚息着静待新的悲苦的到来。”对于“新的悲苦”，他们处在“恐惧，而又渴欲相遇”的矛盾心态中。这真是绝妙地画出了中国相当一部分人的风貌与心理。“造物主”其实正是依靠这种人的广泛存在维持这人吃人的主奴社会的，所以需要这样的“良民”。
　　面对这样的“造物主”和“良民”，先觉者只能遭到厄运。鲁迅深刻预感到这种厄运，并一再加以痛切的表现。在《复仇（其二）》中，他以基督耶稣被钉杀的故事象征了这种厄运：人们“打他的头，吐他，拜他……”“他在手足的痛楚中，玩味着可悯的人们的钉杀神之子的悲哀和可咒诅的人们要钉杀神之子，而神之子就要被钉杀了的欢喜。”在《颓败线的颤动》中以一位妇女年轻时以自己的肉体的牺牲养育女儿、垂老后却被女儿一家抛弃的故事象征了这种厄运：“她那伟大如石像，然而已经荒废的，颓败的身躯的全面都颤动了。这颤动点点如鱼鳞，每一鳞都起伏如沸水在烈火上；空中也即刻一同振颤，仿佛暴风雨中的荒海的波涛。”
　　前景是绝望的，然而又必须抗争，鲁迅感到巨大的精神矛盾。《野草》中最难懂的两篇散文诗：《影的告别》与《墓碣文》，集中反映了这种精神矛盾。
　　《影的告别》早已引起了鲁迅学界的浓厚兴趣。李何林认为这篇散文诗的中心思想是：“人的影子，向人告别，就是它不愿意跟随人了；它不愿意做一个不明不暗的影，偷生苟活于不明不暗的境地。” 孙玉石认为：“这一篇《影的告别》主要是剖析自己内心深处的矛盾和阴影”，“向虚无和失望的阴影告别” 。而钱理群则对这篇散文诗里所说的黄金世界，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所有这些见解都是非常可贵的。我则感到汲取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与荣格原型批评学说的合理成分，可能会提供一条分析这篇散文诗的新思路。
　　弗氏认为：“潜意识是一个特殊的精神领域，它具有自己的愿望冲动，自己的表现方法以及它特有的精神机制。” 也就是说，凡是人类社会的道德、宗教和法律所不能容许的本能冲动，都蛰伏在潜意识之中。当负有监视、严防和压抑潜意识闯进意识领域职责的“检查员”（“自我”）稍有松懈、疏忽，原来被禁锢的性的本能冲动就会趁机而起，寻隙而出，或改头换面，蒙混过关。梦，就是这种被压抑的欲望的伪装的满足。当然，弗氏理论也有谬误处。他把本能冲动完全归结为性欲，就是一大谬。他的学生荣格批判了这一谬误，创立了“集体无意识”学说，认为有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超个性心理“原型”，普遍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这种“原型”来源于人类各原始民族、部落的心理经验，其中之一就是潜伏于人格后面的“阴影”。荣格指出：“阴影是个性的有机部分，因此它希望以某种形式与个性聚合一体。它的存在是不会因为人们对它有所争辩就能够加以排除的，它的危害也不会因为把它理性化就可以消灭掉。”
　　将弗洛伊德与荣格的理论结合起来进行思考，鲁迅在《影的告别》里所说的“影子”，可以理解为垫伏于潜意识深层的“阴影”。这个“阴影”并不是什么“虚无和失望的阴影”，恰恰相反，倒是未被传统道德扭曲过的人类心理原型中的良知。鲁迅说过：“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 所谓“违心之论”，正是违背人类心理良知的种种道德、准则。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人类在原始社会时期并没有人奴役人的现象，也没有种种从属于主奴关系的法律和伦理束缚，而是人人平等的。只是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才出现了主奴关系和维护这种关系的意识形态。社会虽然进步了，人却被异化了，日益出现了“似乎一身，分为二截”的分裂人格。鲁迅是人，不是神，他也处在极其复杂、激烈的人格二重性矛盾的纠缠之中，而且比一般人尖锐、深刻得多。在写《影的告别》的同一天夜里，他在给一位青年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 所以“影的告别”，恰恰是蛰伏于潜意识深层的“阴影”，向自我灵魂里的毒气和鬼气告别；是人类心理原型中的良知，向维护主奴关系的传统道德告别；是自由的天然原始的个性，向被扭曲的“彷徨于明暗之间”的异化了的分裂人格告别；是执著于“现在”的现实主义精神，与“希望将来”的自欺欺人的种种幻觉——基督教来世赐福的“天堂”诱惑、佛教来世报应的“地狱”恐吓、特别是“黄金世界”的浪漫谛克幻想告别；是宁愿“被黑暗沉没”的大无畏牺牲精神，向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的“彷徨”情绪告别。
　　《墓碣文》更是难懂。其难点在于不仅反映了鲁迅的精神矛盾，而且表述了鲁迅的充满深刻辩证观念的矛盾哲学。如果说鲁迅的哲学都包括在《野草》里面的话，那么最集中反映鲁迅哲学的篇目就是《墓碣文》。
　　先分析墓碣阳面的碑文——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这正是鲁迅思想中最可贵之处！他多少次在人们浩歌狂热之际保持极其冷静的头脑啊！最著名的要算是《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了。当人们沉浸在庆祝盛典之际，鲁迅却提醒胜利中的人们警惕“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如果听到这种提醒就“扫兴了，那就是革命精神已经浮滑的证据”。的确，倘使从浮滑的角度审视鲁迅，也肯定不会懂得鲁迅，甚至会把鲁迅思想与个性中真正坚实、深刻的东西当作谬误抛弃。“于天上看见深渊”，就是从天真者或各类骗子预约给人们的“黄金世界”和“天堂”中看见“深渊”，看见黑暗。鲁迅曾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说：“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 《失掉的好地狱》里面，主宰地狱的“人类”不就把反狱的鬼魂们打成“叛徒”，予以“永劫沉沦的罚”吗？“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就是从这类“浩歌狂热”、“黄金世界”、“天堂”等等一切表面的实有中看见“无所有”，看见虚无和伪善。鲁迅在给许广平的另一封信中说：“在中国活动的现有两种‘主义者’，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们的精神，还是旧货，所以我现在无所属”。 对一切人物都无不进行深刻的洞察，“研究他们的精神”，正是鲁迅的突出特点。“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就是于对一切现实中的虚伪的东西“无所希望”中、即绝望中，脚踏在现实的硬地上，切切实实为生存和发展奋斗，只有这样才可能得救。

　　“……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

　　这是鲁迅的自我写照。他来到人世间，的确象高尔基笔下的丹诃那样，掏出自己的心，当作火炬，照亮道路，引导众人走出森林。而众人并不理解他，甚至诅咒或扭曲他。他则象“化为长蛇”的“游魂”，虽然“口有毒牙”，却从来是为他人着想，自己虐待自己，终要身亡。鲁迅的这种自虐心理，与周作人的自恋心理是相对立的，这正是鲁迅与周作人两兄弟走上不同道路的深层次的个性心理基因。

　　“……离开……”

　　这两个字很难懂，有的研究者解释为：“……我离开了人间……”看来不确。我以为这其中一个意思是说：众人太麻木，人世太黑暗了，我还是离开吧！另一个意思是说：象我这样的“游魂”，本属于别一世界的人，世人还是离开我吧！可能还有其它深意有待挖掘。阳面的碑文主要说的是鲁迅对外界的哲学。
　　再分析墓碣阴面的碑文——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答我。否则，离开！……”

　　“抉心自食”，正是鲁迅的自我感受。他把自己当作历史的“中间物”，通过无情面地解剖自己，使青年人得到教益，离开黑暗，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然而他也总感到矛盾和痛苦：“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 所以，他面临是“创痛酷烈”时食心还是“心已陈旧”时“徐徐食之”的矛盾，要旁人予以回答，“否则，离开！”阴面的碑文主要说的是鲁迅对自我的哲学。
　　《墓碣文》写得阴森可怖，读来令人毛骨竦然，艺术上反映出作家受到“安特莱夫（L.Andreer）式的阴冷” 的深刻影响，的确“神秘幽深，自成一家”。 这种“阴冷”和“神秘”，促人震惊，竦然，从而深思其中“幽深”之意。于深夜孤屋中读之，倍感鲁迅精神矛盾之深。

　　四  精神求索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精神矛盾纵然深刻，精神苦闷纵然沉重，鲁迅却始终没有消沉，始终在漫漫长路上苦苦求索。他绝不是论敌所说的绝望的虚无主义、悲观主义者，而是对未来充满希望，充满比一般盲目的乐观主义者深沉得多、坚实得多的希望。《野草》中的《希望》就是“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 而作的，全篇围绕希望与绝望之间的矛盾起伏展开，充满了深刻的辩证法。
　　开头一句就是：“我的心分外地寂寞。”“五四”以后，革命文学阵营急剧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呈现出一片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在这种深沉的寂寞感中，鲁迅的心很平安，由热情的呐喊转入冷静的沉思，他感到自己从生理到魂灵都苍老了。回忆起过去的“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既感到激愤，又反思到过去那种“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本身就包含着空虚，就是如此这般地耗尽了青春。但是，“虽然是悲凉漂渺的青春罢，然而究竟是青春”，仍然是值得怀恋的，难道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鲁迅虽然分外地寂寞，却并没有绝望，他感到：“只得由我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
　　于是，引出了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短诗《希望》之歌。有的研究者认为鲁迅是借用这首诗来否定“希望”。实质上，从全人全文来看，鲁迅所否定的并不是建筑在现实基础上的希望，而是那种“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那种“希望”，本身包含着空虚，所以必然导致空虚的绝望。这里有必要重提一下鲁迅对“黄金世界”的批判，他在小说《头发的故事》里，曾借用阿尔志跋绥夫的话，质问中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奉者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改革么，武器在哪里？工读么，工厂在哪里？”他一再嘲笑海涅关于“上帝请他吃糖果”的“神话”，忠告左翼作家说：倘不明白“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是“容易变成‘右翼’”的。并以俄国诗人叶遂宁的悲剧为例说明“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 “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 上。因此，鲁迅对那种希望的否定，正是对建筑在现实基础上的希望的肯定，是警告人们不要因为幻想而陷入绝望。
　　因此，鲁迅最后终止了徘徊，摒弃了绝望，肯定了希望，“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的青春”，“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
　　总而言之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个结论包含深刻的辩证法，说明希望与绝望是相互转化的：“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由于其本身的空虚而必然转化为绝望；在绝望之中的坚韧挣扎，拼死肉薄，则由于明白的理性和深沉的勇气而迎来真正的希望。
　　这一哲理在散文诗剧《过客》中得到形象的表现。过客、老翁、小女孩这三个人物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关于“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的争论，充分反映了不同的精神世界：老翁说“前面，是坟”；小女孩却说前面“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过客听了“西顾，仿佛微笑”，就是说他和小女孩都有过如花的理想，但是他经过风雨的洗礼，绝不那么天真，明白前面是“坟”，然而又绝不象老翁那么悲观，因为前面是“坟”就回转去，而是倔强地向前求索。诚如鲁迅1925年4月11日在致赵其文的信中所说的：“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
　　鲁迅的精神求索是无比勇猛，无比悲壮的。

　　五  精神升华

　　在这种无比勇猛、悲壮的求索中，鲁迅的精神得到高度的升华。
　　他的反主奴精神是这样彻底，无论主奴意识存在于哪里，是别人头脑中，还是自己心灵深处，都要根除干净。然而他是世界上真正从主奴意识中解脱出来的很少的几个伟人之一，既没有拥占资产奴役他人，也没有爬上官位役使下属，甚至连制驭妻子的事也没有做过，他该从何解剖自己的主奴意识呢？唯一使他感到内疚的事，是长幼有序的社会里，他少年时代也曾无意识地偶尔压迫过自己的小兄弟，这就是所谓的风筝事件。1919年9月他曾就此事写过一篇题为《我的兄弟》的小文表示忏悔，1925年1月24日又写成蕴藉深厚的散文《风筝》。多数研究者认为这篇散文表现了鲁迅严于解剖自己的沉重的自责精神，有的研究者却认为散文中的“我”并不是鲁迅本人，鲁迅是不会做这种压抑孩子的事的，他“不过是借一个虚构的故事，来抒发他对于正在威逼着他的‘严冬’的憎恨，对于压迫、摧残正在生长的事物的旧势力、旧教育、旧学说、旧手段的憎恨。” 这位研究者维护鲁迅的心情是好的，然而沿着这条思路去阅读《风筝》是不可能获得正确理解的。鲁迅后期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一文中说过：“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这种“萎缩”的过程，就是奴化的过程。鲁迅毕生研究、解剖这一过程，为了从人类社会根除主奴关系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难道还会隐藏心灵深处的些微污点吗？无须为贤者讳，鲁迅在《风筝》中的沉重自责，不仅丝毫不会有损于他的崇高形象，而且正反映了他反主奴精神的深刻性与彻底性。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可能正确把握《风筝》所包含的精神机制，也才可能体验出中国几代知识分子所沉重负荷着的原罪感。
　　正是出于彻底的反主奴精神，鲁迅对奴隶式的求乞表示了极端的憎恶。在《求乞者》中，鲁迅描绘了一幅灰暗颓败的社会图景：“四面都是灰土”，“我顺着剥落的高墙走路”，“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反映出这是一个人际关系冷漠酷冷的社会。求乞孩子的出现，则又标志着这是一个贫富不均的主奴社会。那么，为什么鲁迅丝毫不怜悯求乞者，反而既反对求乞，又反对布施呢？鲁迅的这种态度，在《过客》等文章中也一再表现过。他说：“我所憎恶的太多了，应该自己也得到憎恶，这才还有点象活在人间；如果收得的乃是相反的布施，于我倒是一个冷嘲，使我对于自己也要大加侮蔑”。 其意是说：自己向主奴社会掷出“憎恶”的匕首与投枪，必然“也得到憎恶”。这倒“象活在人间”，符合主奴社会的现实状况，也说明自己击中了要害。“如果收得的乃是相反的布施”，则只能说明自己没有击中主奴社会的要害，布施与求乞这种主奴关系制驭下的人际往来方式仍然堂而皇之地存在，仍然维护着主奴社会，并给这种不合理的社会涂上一层迷惑人的假慈悲色彩。这对于主张根除主奴关系的精神界之战士，岂不是一个冷嘲，使他对于自己也要大加侮蔑吗？因此，鲁迅既反对布施，又反对求乞，憎恶一切奴颜与媚骨。他竭尽全力启发人们根除奴性，以不惜与“大石车”偕亡的牺牲精神，激励“死火”跃出“冰谷”，使曾经高昂的革命精神重新高扬起来，即便“死火”烧完也甘心情愿。在他的笔下，所有正面出现的物象都无不具有这种高昂的革命精神，连《秋夜》中的枣树也“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有着铮铮硬骨；《雪》中的“朔方的雪花”也“蓬勃地奋飞”，“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没有丝毫奴性。《题辞》中的“野草”即使“将遭践踏，将遭删刈”，也绝不屈服，直至奔突的“地火”喷出，将一切烧尽。整部《野草》中，占主导地位的形象，是为从人类社会根除主奴关系而韧性战斗的“过客”、“这样的战士”与“叛逆的猛士”。正因为如此，鲁迅时时感到“荷戟独彷徨”的大孤独与大寂寞。这是先觉者的大孤独，思想家的大寂寞。倘若品读《野草》时，能够于这种大孤独、大寂寞中体悟出鲁迅精神的深刻性与独特性，那么自己的精神也会随而升华。
　　我爱夜读《野草》……

　　1990年夏秋于“土屋书巢”

　　作者附记：本文是笔者正在撰写的《精神之谜——鲁迅个性心理评传》中关于《野草》的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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