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1997年开始出现的“70后”作家，当时引起强烈的反响，迅速窜红。你认为他们当时能够吸引人们眼球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的创作有什么特点？人们对这一群体的关注点在哪儿？
谢有顺：文坛永远对年轻人有兴趣。几乎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批年轻作家崛起，这是艺术规律，也是文学不死的最好证明。现在回想起来，“70后”作家在上世纪末会成为一个热点，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表达出了比前一代作家更为强烈的个人经验；二是在面对这些个人经验、甚至极为私秘的身体经验时，他们有着更加诚实和大胆的话语态度。因此，对他们而言，经验、欲望和身体，一直是他们写作的主题词，也就是说，在他们的作品中，活跃着一个更加强悍、尖锐和赤诚的“我”——尽管这个时候，也有像魏微、朱文颖、金仁顺等人那种比较温婉的写作，但更多的人记住的是棉棉、卫慧等人那种比较激烈、同时大胆描绘直接的身体经验的作品。尤其是女作家，更是极力想模糊小说和个人生活之间的界限，像卫慧，她最著名的小说之一，题目就叫《像卫慧那样疯狂》，“我”在作品中，既是叙述者，也是现实生活的模型，这些都构成了他们的小说在当时的异端面貌，也带给了读者前所未有的想象。他们获得关注是必然的，因为他们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经验类型以及表达这些经验的不同的话语方式。
但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在我看来，他们迅速崛起，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们的才华。“70后”作家中，活跃着一批很有才华的作家。棉棉作品中的生命感受，卫慧、陈家桥、周洁茹等人的语言才华，魏微、朱文颖等人对叙事氛围的营造，丁天、戴来、金仁顺等人那种讲故事的能力，直到今天，都是值得记取的。
记者：几年之后，当初大红大紫的作家，比如被称为“美女作家”的卫慧、棉棉等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并最终沉寂。这又是什么原因，说明了什么？有什么经验值得现在的作家警惕？有人认为，70后是尴尬的一代，处在60后和80后之间，在文坛和市场两头都不讨好。
谢有顺：卫慧、棉棉等人淡出公众的视野，有时代的原因，也有其个人的原因。比如，《上海宝贝》之后，卫慧失去了在母语国家出场的机会，这就迫使她在国际上寻求发表和出版的空间，这对她改善个人的经济状况或许是一件好事，但我想，一个作家，一旦失去了和母语人群的密切联系，他（她）的写作走向苍白、衰落也将是无法摆脱的宿命。包括棉棉、周洁茹，都在写作激情刚刚迸发的时候，就开始旅居国外，这对她们的写作感觉都构成了致命的破坏，因此，我从来不赞成一个作家长时间地离开他的母语和故土，那将使他一直处于飘浮的感觉之中，找不到写作的根据地，他的写作也就无法扎根，无法一直朝一个方向挖掘下去，最后，就会流于肤浅和表面。我记得周洁茹出国前，我们通邮件，我就曾警告她，一旦离开母语国家，你的写作将毁于一旦，但那时她心里有一种被放大了的受伤感，她觉得离开才是一种最好的选择，现在看来，这是一种无法挽回的写作悲剧——她现在要再回到写作的道路上来，将是非常艰难的事情；而很多人都记得，周洁茹刚出道时，确实是才华横溢的。相反，由于坚持在母语国家写作，当年并不是最红的魏微、朱文颖、戴来、金仁顺等人，反而成为了优秀的作家。因此，写作固然需要有才华，但也不能在年轻的时候过度挥霍自己的才华，而是要学会经营、积累、滋养自己的才华，使它在自己的写作中能一直持续焕发生命力。
至于说70后是不是尴尬的一代，我不好判断，因为用代际来划分作家，本来就是很不科学的。写作固然关乎一个时代，但更重要的还关乎一个人的内心和禀赋。我们只能在个体与个体之间去作比较，而很难用一种整体主义的思维去对一代人作出统一的价值判断。我相信，70后作家面对的机遇和困境，60后作家和80后作家也同样需要面对。在文学面前，时间是平等的，它的差距只会出现在个人的智慧和才能之间。因此，70后作家不比别人幸运，但也不比别人有更多的悲哀。
记者；而还有一部分人，他们在数年积淀后，写作渐渐显现出实力，比如魏微、李师江、冯唐等，并得到主流文坛的认可。从中又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谢有顺：我想，他们的成功，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持续写作，并照着自己的内心写作；惟有如此，你才能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话语方式。至于是否得到主流文坛的认可，这倒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我看来，中国现在至少存在好几个不同的文坛——每个人眼中的文坛，都由不同的作家、不同的期刊、甚至不同的文学机构所组成，关键是看你以什么价值标准来判断文学。在一些地方频频获奖的作品，在另一些人眼中可能一钱不值；在民间获得很高赞誉的作家，在另一个评价系统里可能根本不予关注，这些都已成为文坛的常态，它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文学需要更多元、更自由的生长空间。你所提到的一些作家，像李师江、冯唐等人，包括盛可以，他们的作品还是具有异端色彩的，所谓的主流文坛要认可他们的价值，可能还需假以时日。但并不能由此就否认他们是优秀的作家。
记者：最近，在李师江新作《福寿春》的研讨会上，北师大张柠教授认为，“70后作家的激愤和冲动已经消失殆尽，他们过早地进入了中年写作甚至老年写作。”而李师江则说：70后这个概念实在没什么意义。这个群体大多到了30来岁，每个人走个人的路子，作为一个创作的群体已经不存在了。“歇菜的就歇菜了，而正在坚持创作的，一种成熟的创作态度刚刚开始，不但没有衰老，而且刚刚上路。”对于二者的观点，你怎么看？
谢有顺：张柠和李师江的观点，都从一个侧面点中了问题的要害，但一代人的写作问题，有时是很难用一种观点来全面概括的。张柠的提醒不无道理，他看到了70后作家身上某种潜在的写作危机，那就是过早就来临的暮气——这也是前几代作家之所以很快就丧失创造力的原因之一。生活的安适，工作的稳定，经济的宽裕，知名度的良性增长，这些因素都在助长70后作家身上的写作惰性，至少在艺术上，缺乏一种更为锐利的探索精神，这些都是事实。在一种精神的暮气来临之前，对自己的写作进行一次深刻的反思，是很有必要的。敏感的作家，应该能从张柠的警告中获益。而李师江的申辩，更多的是从写作个体出发，这其实和张柠的观点并没有本质的冲突，因为个体的差异永远是存在的，不可抹杀的。即便大多数人没落了，我相信也仍然会有一些人从废墟里站立起来，继续往前走，这就是李师江所说的“上路”。我个人对李师江的写作充满期待，他小说中那种叙事的速度感、语言的及物能力，以及对自身经验的锋利分析，都是很多后起的作家所难以匹敌的。他如果能把才华更好地集中起来，一定会走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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