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对于我来说，其实有三个名字：欲望困境孤独———
时间：2007年6月23日
地点：浙江图书馆二楼报告厅
演讲人：著名作家苏童
演讲主题：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写作？
演讲者小传
苏童，不姓苏而姓童，本名童忠贵。之所以取笔名苏童，据说一个原因是苏童觉得本名像个地主的而不是作家的名字，另一个原因是“苏州姓童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为江苏作协副主席，小说《米》、《红粉》先后被搬上银幕，《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大奖，《妇女生活》改编为电影《茉莉花开》后，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金奖。
编者手记
部门选题会报上这个选题时，一位十分喜欢看小说的同事听了以后说：“不知为什么，苏童的小说，写妻妾写得不错，写其他的不好看，他就擅长写妻妾。”一时，这位同事的评语被我们评价为真正的“酷评”。
旁观者清，同事说出了苏童创作里程中的困境。还好，当局者没有迷。在这次演讲中，苏童就坦言：成名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处于生活与写作的夹缝里，自己的生活经常在否定自己的文字。
我不记得这是我第几次到杭州了，这是一个我非常喜欢和热爱的城市。前几次来很轻松，只有这次来带着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所以前两天我也很辛苦，在家写讲稿。问题是我写了讲稿，在现场的时候，经常会任意改变，今天恐怕也会这样，我确定的题目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写作？也许其中有种种暗喻，这个暗喻大家很清楚，因为今天的文学跟10年前、20年前比，渐渐被边缘化了。今天，文学变成少部分人的事业，或者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的文学黄金时期，渐渐已经进入到公认的萧条时期。
这个哭泣的作家一抹眼泪，他鄙夷地瞪着我们，说我什么时候落到这般田地，跟你们这帮文人呆在一起！他是刚从部队退役的，出身于军人之家，兄弟姐妹都是抓枪杆子的。
写作是欲望的表达
确定今天这题目有由来。多年前，我去参加一个类似作家笔会的活动，几个作家在一起，大家晚上喝点酒，其中有一个作家喝醉了。大家知道，醉后的表现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有的是很欢乐，有的人是沉闷。这个朋友很奇怪，他在哭。哭泣的原因，我们之前猜想可能是因为失恋，但是当时他是中年人，似乎可能性不大。后来便进他的房间去安慰他，不知道谁说了一句话，说你怎么哭了？这个哭泣的作家一抹眼泪，他鄙夷地瞪着我们，说我什么时候落到这般田地，跟你们这帮文人呆在一起！我不好说这个作家的名字，因为涉及个人的隐私。他是刚从部队退役的，出身于军人之家，兄弟姐妹都是抓枪杆子的，只有他写作。我当时听到这话有点蒙了。
很多人对文学非常狂热，但是种种原因阻止他走上文学道路，他因此哭泣，但我从来没有碰到这种因为走上文学道路而感到这么巨大的遗憾和愤怒的，这对我刺激非常大。我细细想，其实从某一种思维来看，我这个朋友的哭泣蛮正常。说到枪杆子对笔杆子的歧视，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说，我认为也是正常，枪杆子对笔杆子的歧视是一种强大对某一种弱小的歧视，或者说是某一种强权对一种文化的歧视，对一种思想的歧视。这个事情过后我经常会想自己、想别人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到底谁需要文学，文学需要谁？
我走上文学之路，开始把狂热的文学梦一点一点变成现实，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文学对我的第一个名字，就是欲望。
这个欲望分两方面说，第一个是听的欲望，第二个是说的欲望。听，就是听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声音，那时候我经常背一个书包在校园，甚至去北大，去美术馆，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在听的种种欲望的驱使下，我听得多了，自己就说了。
“文革”时期很多人都经历了创伤，创伤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我一个刚从中学走上大学的学生，没有什么可说的，有时候不免是青春期的躁动，一种无病呻吟。但无病呻吟到比较好的时候也有它的内涵，在无病呻吟时期，无意和偶然之间进行的哲学思考，对我来说是一次最好的作业。
最典型的事例，我的一个同学跟我非常好，我从来认为他的写作才华不如我，但是有一次很偶然，在墙报上看过他写的一首诗，只有两行，题目叫《无题》，这两句话到今天还记得，“产房在太平间的天花板下”。我说这句话里有名堂。通过诗歌，他考虑到生和死的问题，而且用产房和太平间的天花板之隔断，后面的天地非常大。我一下觉得我那个朋友写出了一首非常好的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刺激，同时也觉得我应该写出更好的诗歌来。但是说起来比较伤心，我写了好几年诗歌，确实也发表了，现在看来有点矫揉造作不堪忍受（笑声）。但是我很珍惜那个时期，很珍惜那些东西，因为是一个倾诉的欲望导致我要说，哪怕这个东西是多么的浮浅，多么的苍白。所以在文学第一个时期，有两大欲望在我身上具体实践，导致我走上了所谓的文学之路。
《妻妾成群》艺术上后撤名声却前进了
1988年我出了第一本书，只印了3000册，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数字，但这已经超出了我当时的梦想，所以我天天把它放在枕头边上，临睡觉的时候看一眼，很满足地睡觉。文学给予我的已经超过我的想象，或者说，一切都提前给予我了。在《妻妾成群》之前，说到苏童，还是跟新潮小说、前卫小说联系在一起，但我那个时候脑子里没有潮流、流派的概念，甚至没有读者的概念，只有一个自我的概念。出于某一种原因，我比较喜欢折腾，觉得这个风格不要固定。我觉得写作首先不是深刻的事情，首先必须是一个有趣的事情，所以我在写作的题材上从不重复。也因为这，我的风格走到了非常奇怪的道路上，别人先老老实实讲故事，再渐渐在形式上做一些新的探索，我是倒过来，我是先抛弃故事，先剑走偏锋，突然过了几年以后，又开始学习讲故事，开始学习写人物了。
《妻妾成群》是我学习的产物，是一部艺术上搞后撤的作品，结果却是一次前进。电影成功了，我小说也跟风，算成功了，或者说一个导演获得了荣誉，我这个小说作者跟着拾到了无数的花环，当《大红灯笼高高挂》上演的时候，张艺谋在忙，我也很忙，有很多人没办法跟导演联络，我比较好找，经常有人找我。在这种情况下，我每天在接受一种荣誉，都是张艺谋给我带来的。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非常奇怪的越洋电话，是新加坡打来的，在电话里寒暄了半天，说《大红灯笼高高挂》电影里敲脚的工具很好，我们能否联合起来开发一个专利？他说告诉你，这个生意一定会很红火。没想到，多少年以后，这个敲脚的工具确实很红火。但是我告诉他，我小说里没有这个情节，是张艺谋加上去的，知识产权是他的。
这次写作的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原来的写作很简单，面对一个思维的想象空间，就是一匹马有一个房间，有一张纸就有足够的草原。现在一方面来说，我觉得自己的事业变得越来越大，但是另一方面我感觉到某种危险，原来自己的房子随时可以封闭，现在某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逼迫你去把门打开，不管是陌生的还是熟悉的人都要进来，你自己已经没有掌控自己生活的权利了。你自己生活的这道门被非常野蛮地打开了，这是写作要承担的后果，这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想到的。
我当时很像一家银行，我不提供钱，是提供文字的银行，但是感觉有了不良贷款。
《妻妾成群》是我学习的产物，是一部艺术上搞后撤的作品，结果却是一次前进。电影成功了，我这个小说作者跟着拾到了无数的花环。
成名后文学成了名利场
我一直在说，成功给人带来的好处都是相似的，但是成功给人带来的坏处却各不相同，这是我模仿托尔斯泰的那句话。成功带来的好处不用说了，从小我父亲就告诉我，人家表扬你，是鼓励你的，当你获得外界给予你的东西时，你要感恩。所以那个时候所有的编辑部的朋友，如果他跟你要稿子，你是不可以拒绝的，因为你一拒绝人家就会想，你以前发不出稿子的时候，你写热情洋溢的信，要我给你发稿子，现在就不给我写了？你知道那个时候全国有多少编辑部？这个是一个负担。
我感觉到被破门而入的最强烈的感觉，是完全不相干的应酬发生了，本来是跟我不相干的一些人、一些事，跟我发生了联系，因为你不肯说不，你自己牵涉越来越深。虽然在那段时间，我还写了像《红粉》、《米》等作品，以作品论英雄，我那个时期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遗憾，但另一方面我当时觉得自己很像一家银行，我不提供钱，是提供文字的银行，但是有了不良贷款，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被透支的感觉。你每写一篇作品都是在进行一次透支，写到最后觉得空，这种不是体力的消耗，是一种内心的空虚，感觉到要破产了，非常的疲惫。
于是开始想到了困境这个问题，文学已经不是你为自己建造的一座房子愿意一个人就一个人，你要应酬一个世界，不仅是文字的世界，还有非文字的世界，结构细节语言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文学对于我来说渐渐变成了名利，被名利纠缠，当然是一个困境。
这样的困境，简单说起来是一个创作问题，具体一点、复杂一点变成了生活问题，一个作家总得在现实生活当中生活。以我当时的年龄和资历，我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如鱼得水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以非常懦弱的心态生活，我的生活是在进行一种奇怪的防守。
好多人看我的作品，他首先发现我的小说时代是有问题的，他说你这么年轻，我还以为是一个老头！
写作的困境：没有勇气评价自己的时代
有一次我在楼上写东西，有人在楼下拼命喊我的名字。我说谁呀？一看完全不认识，是个20多岁的青年。他找我没说几句话，他说苏童我知道你是一个作家，你同情不同情诗人？他把后面的包转过来给我看，说刚到武汉参加一个文学的聚会，包被划破了。我说那怎么办，我给你一个包。他说不是包，我的盘缠没有了，说你能不能借我20块钱？我非常坦率告诉你们，我那时候没给他钱，因为当时我觉得这个人有点毛病，一个不认识的人，怎么跑上门来跟我要钱？那个时候20块钱不算很多，也不算很少，我没有借给他。我非常生硬地说，我不会借给你。这个事情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并不是我觉得自己吝啬，没有同情心，而是我要想想，在生活中，在创作中，我到底是谁？
从那开始，我开始学习梳理生活和创作的关系。我在想，我写了那么多年，我给读者一个一个精彩的故事，但是我并不知道读者需要什么？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或者说我知道写作是一种给予，给予自己也给予他人。给予自己什么我很清楚，但是给予别人那部分，我并不清楚。一次，我在火车上碰到一个女孩子，她正在读苏童的书，那个书很不好，但上面有一张我的照片，我们坐得非常近，我看到别人看我的书，我有虚弱的感觉，很怕别人来跟我探讨我的小说。因为他一旦探讨我的小说，必须要证明一个问题，就是你想给予我们的是什么？我自己在那儿写，其实更多的是满足我自己的目的，一探讨我就会感觉到某种虚弱，因为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我要给予他人什么？
很长时间我生活在这样双重的困境当中：第一个困境是生活在文字和生活的夹缝里，我觉得文字经常在否定我的生活。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好多人看我的作品，他首先发现我的小说时代是有问题的，他说你这么年轻，我还以为是一个老头！甚至有人以为是一个已故作家，因为我的小说都是过去完成时，过去进行时，最多也是现在完成时，那你的现在进行时呢？从文学角度我可以说，我们生活当中，每一秒钟其实都是在复制另一秒钟，每一页历史有可能在抄袭上一页历史，可以对时间的限制等找一个理由，过去就是现在，现在就是过去。但是这仅仅是一个理由，仅仅是一个来自于理论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如果再进一步，你对生活的态度，你对这个时代是什么样的态度？这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狄更斯在《双城计》里面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一个肯定一个否定。我的小说里面每个故事的发展都有结果，但是在真实生活当中我是在困境里。我的时代，我却并不知道是好是坏，或者说，我没有勇气说它是好是坏。
以前每次走过我住的小区的时候，我摸不准那些邻居的心情，我现在突然知道了，其实他们都是在等待，是在忍耐。他们是一群规模宏大的等待者。
保持着童真的倾听
这么多年我一直生活在一个非常平民的小区，住的基本上都是拆迁户、下岗工人、小商小贩，曾经有极个别的上层人物，但是没有一个人住过一年，就匆匆搬走。尽管我不怎么和邻居来往，但我住在这小区里面，天天听邻居吵架一点也不觉得讨厌。我确实需要一些矛盾，一些牢骚，一些愤怒，有些大学教授经常喜欢说，要对底层人文关怀，为什么要关怀？你算老几？其实不是关怀，是倾听，一种保持着童真的倾听。
我的邻居，以前全是高尚的、领导一切的工人阶层，十年一变，这个阶层中的某一部分没有任何说法就被时代所抛弃，抛弃在非常非常底层的角落里。从中我看到了历史的无情和没有遮掩的冷酷之处。一个社会发展，是什么人被抛弃，什么人被推在前面，什么人被落在后面，什么人成了英雄，什么人成了失败者，从这么一个社会大变迁，看人世沧桑。从什么地方看？不用去哪儿体验，就是从你的身边看。
我试图在摸他们的脉搏，但是这个脉搏是不好摸的，一个邻居非常节俭，他就要求说，苏老师你把报纸放在我家，我天天给你保管，我可以看看，他就为了节省订报的费用，因为他下岗了，没有收入。小区里有一群人，主要是以妇女为主，天天坐在小店门口东家长西家短，她们没有事情做，闲聊让她们感觉到自己的生命状态。但我觉得每天走过的时候，她们眼睛里其实是有光的，她们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很弱势，生活很凄惨，而是非常平静。在这种日常生活当中我摸不到她们的脉搏，我不能确定她们这种生活是底层，还是奢侈，我也不知道她们的精神世界具体是什么样的。
在我那个小区里头，还发生过一件事，南京去年有一件特别特别大的事情，说起来是一个非常悲剧的事情：有一个邻居大概40多岁，炒股票，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做股票非常成功，所以好多好多人，不会炒股的人，都把钱交给他，让他帮着炒。过了不久，他的太太死掉，他带着一个女儿，后来股市进入很多年的熊市，他被套住了。于是，他家的门铃永远有人按，来自各地的人来要钱，大家都很闹。去年有一天，这个男人突然带着他的女儿去香港旅游，花掉了最后一点钱。之前他一直说股市一定会好的，他还是对自己的成功充满期待。但是最后一个客人按门铃的时候，他崩溃了，再也不能承受别人按门铃了。那天晚上他选择了死，又怕别人以后找女儿要债，就先杀死了自己的女儿，在自杀之前又后悔自己杀女儿，打电话报警让人救他女儿，但这个时候他女儿已经没救了，他自杀没死成，被抢救过来了。他在牢里，有记者去采访他。他说，我其实是很能忍耐的，忍耐这么多年的生活的不顺利。他也相信股市迟早回暖，因为股市一好，他很快就解放。他很能忍耐，但是就没想到，他如果再多忍一个月，股市就重新热了。他的痛苦在于忍耐得不够长。那邻居的采访记录让我震惊，以前每次走过我住的小区的时候，我摸不准那些邻居的心情，搭不到他们的脉搏，我现在突然知道了，其实他们都是在等待，是在忍耐。他们不是什么底层，当然也不是什么上层，他们就是一群规模宏大的等待者。
邻居们知道我是个作家，只是从来不知道我写什么东西。幸好他们并不怎么信任一个作家，否则还给我出了个难题：我对不起他们任何信任，因为我不能告诉他们是否值得等待和忍耐，因为我不知道要忍耐和等待多长时间。我自己在生活当中接受很多的鲜花，我个人有比较安逸比较好的生活，但是我对现实的解剖，无论如何尖利、冷静、冷峻，与他们有关吗？你一手拿花，一手拿刀，这个形象能让人信任吗？大家都知道，人类一思考上帝会发笑，这句话应该倒过来，人类不思考其实上帝更会发笑。思考不一定带来幸福，我的感受是思考给人类带来怀疑和痛苦，但是必须思考，什么阶段我想的多了，我写的就少了。所以思考其实对于创作来说，如果说有好处，是慢慢显现的，它的黄金是被掩埋在地下，是要被慢慢挖掘的。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对我来说，我写作大概10多年以后，才认真探讨写作对于我的意义，这是滞后的，写作对于我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巴尔扎克的一个说法好，他说写作是私人的民族史的版本。这个说法的好处就在于它强调了小（私人），强调了个人，但是同时他强调了一个大，一个民族，他把小和大对接起来，所有小里面有大。我比较认同这个宏观判断。
一部经典作品从来不会让人变得更好，也不会让人变得更坏，但是一部经典作品最大的好处其实是教会别人品尝和利用孤独
孤独是写作的精神财富
美国大学者布鲁姆对写作意义曾经做过界定，话比较长一点，比较复杂一点，他说一个作家写作，就为写出来一部经典作品，一部经典作品从来不会让人变得更好，也不会让人变得更坏，但是一部经典作品最大的好处其实是教会别人品尝和利用孤独。这句话听上去是非常费解的，但是细细一想太有道理了。其实从任何一方面来说，倾诉也好，写作也好，都有孤独的一面，但是孤独是被埋在深海下的黄金，你发掘到了才是黄金。孤独是一种生活状态，是非常有光亮的东西。为什么《百年孤独》大家非常认同？因为它帮我们捡起一个容易忽略遗漏的东西，那就是孤独感。孤独不是一个人的情绪，而是社会和个人共同堆砌的，一个人的孤独有可能是一个群体的孤独，甚至是一个民族的孤独，所以我们要掌握如何来利用这样的孤独。
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孤独带有非常非常强大的否定，孤独就是对社会现实的任何的不认同，我不认同这个世界，但是在生活当中我没有办法推翻这个世界任何的程序。当我写作的时候，我可以非常便捷地在小说里虚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我可以有某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权力，我可以调节和营造这个世界。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世界永远是纸上的海市蜃楼，但是没有这个东西，大家都不会用这个东西，其实就没有文学，就没有最好的文学，就没有最好的艺术。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阐述，文学对于我来说，其实有三个名字，第一个名字是欲望，第二个名字是困境，第三个是孤独和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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