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革命到底是不是有理，需要从“国计”和“民生”两个方面接受最严格的检验，革命后是不是促进了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

中国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全部思想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力的发展有了相当水平的积累之后，变革生产关系才是合理的，在他们看来历史演进过程绝对不能离开那个被说成是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公式“五阶段论”。有且只有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时候，革命才会发生。这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完全违背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也不符合共产党人对于中国社会和革命经验的理论概括。按照他们的说法，共产党革命是错误的，革命后新政权的探索是“超越了历史阶段”的。

在干革命的那一辈共产党人看来，妨碍生产力发展的主体是旧中国的统治阶级，以及符合旧统治阶级利益需要的各种陈腐社会关系和落后制度，不废除旧统治阶级的政权及其竭力维护的社会关系样式和制度，就无法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具体说来就是不能实现工业化，就不能改善中国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换言之，共产党人深刻地看到，一切旧中国的统治阶级，从晚清王朝到蒋介石政权，都不能完成工业化事业，不能改善绝大多数人口的生产和生存条件，而且正是旧中国的统治阶级及其所维护的狭隘利益，阻碍了中国的生产力进步和民生的改善目标。

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大国和穷国，农业人口很多，虽然人均剩余很少，但是从直接劳动者手上转移出来的农业剩余在总量上却很大，这足以支持一个快速工业化战略的完成，也就是说庞大的农业人口和总量农业剩余足以支持“大跃进”战略，这个战略未能实现乃是由于旧统治阶级的狭隘利益及其实现方式的障碍。旧的地主豪绅阶级在攫取了农民的剩余之后，却不能有效地转用于工业化事业，而是用于抽鸦片、养小老婆等等，巨大的农业剩余被无效地耗费了，与这个统治阶级的“惯习”相对应，旧统治阶级中间的开明分子在工业化道路上努力了一百多年，成效寥寥，从洋务派开始就谋划着要富国强兵，兴办实业，后来更有所谓的“实业救国”派系，他们从鸦片战争之后前赴后继地努力了一百多年，到1949年为止所积累的资产不过120亿元而已。

共产党人取得新中国政权之后，恢复三年期间一边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投资就高达78亿元，一五计划投资总数高达588亿元。这个投资能力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仍然是中国农民以极其落后的生产方式所生产出来的，所不同的是，从前的统治阶级拿到这些农业剩余之后就挥霍掉了，共产党人掌权之后把这些农业剩余就被谨慎地收集起来，用于新中国的工业化事业，所以取得了完全不同的成效。一五计划的短短五年时间，新形成的固定资产就高达490亿元，相当于旧统治阶级百多年努力的四倍。而且在此期间，共产党人还与人类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同盟，在朝鲜战场上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并最终战而胜之，提高了中国民族在全球格局中间的地位——再也不是那种可以任人宰割的肥猪肥羊的地位了。当然，这样的革命性变化，在国内国际都难免让从前的既得利益者感到伤心和失望，这个失望群体的意思在1980年代之后开始公开表达，至今已经成为一股潮流。因为建议吗没有办法拔高旧统治阶级在私有制条件下的表现，就只剩下一个公然造谣的选择，所以什么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什么几十年没有多少发展等等谣言都出笼了，很多网友对于精英们专门造谣怀有愤怒情绪，我个人则对精英们表示极度同情：你换位思考一下看看——所有的事实都不利于精英们捍卫他们需要的制度和阶级，只留下一个说谎的空间，他们是多么的可怜啊！如果再想想谎言的说服力远远抵不上事实，那精英们的可怜就是双倍的了。人家垄断舆论，那也是因为造谣很容易被揭穿，不得不尔。

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光荣和正确，不是说共产党人在文化水平和管理经验上多么高明，恰恰相反，共产党人开始执政的时候，绝大多数干部群体来自从前的被统治阶级地位上，文化水平很低和管理经验少是一个共同的特点，所以，共产党人的正确和伟大，不是因为他们在技术上很高明，而是因为他们超越狭隘私利的局限，为整个民族的大多数人谋利益，有且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人才可以被说成是伟大的和正确的。在国家有困难的时候，共产党人最先为此担当，抗美援朝战争可以说是共产党干部群体用自己的工资作为战争经费打赢的，在战争期间，虽然农民获得了土地，工人也涨了工资，留用的旧人员一直得到原职原薪，但是“得了天下”的共产党干部却一直维持“供给制”——仅仅从国家财政中取得一份最低限度的生存资源。共产党人的伟大不是靠自己文化水平上高明，不是靠自己管理上经验丰富，而且靠他们在国家有难时率先担当，所以，共产党人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拥护。

在旧中国，农民人口占据90%，由于人地关系紧张，劳动力严重过剩，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绝对下降，到了人不如牲口的地步。根据王亚南先生研究，在劳动力相对价格低下的中国农村，苦难和屈辱的境况使绝大多数人感到无法忍受，产生“各种落后的离奇的雇佣关系，……要列举其最基本的几种形态，首先似宜数到家长制的雇佣方式，在这种方式下，雇主不但可以在工作上，工作强度上，任意决定，就是对于被雇者的人格，亦有某种限度的权利。”“除了少数富农以外，雇佣劳力的人，差不多连必需简单农具都不齐备，生活一直在艰困中的中小农及佃农，他们并不是因为备了较好的农具，备有得力牲口，才雇佣劳动，反之，却正为是备不起这些劳动条件，才以劳力来补充代替的。这说明，劳动力的价格，平均要低在畜力以下，低在农具备置费以下，才有被雇可能。同时这也从反面说明，用劳动力比用农具畜力划算，谁都愿意雇佣可以任意驱使的‘说话的劳动工具’了。在经济科学上，由古典经济学者们发现了一个‘机械驱逐劳动’的法则，而在我们这种反常社会中，却竟存在着‘劳动驱逐工具’的法则。”（王亚南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247-248，287-288页）

虽然铁犁牛耕技术在战国就已经成熟，但是由于劳动力相对价格低下，牛耕的使用在部分人口密集地区业已受到排斥，费孝通调查的江村就主要是利用人力铁钉耙挖田的，与低廉的劳动力相比，养牛已经成为不合算的事情了，据曹幸穗先生的研究：“30年代，已有许多村庄完全不养耕牛，农田耕作全凭人力，从传统的‘牛耕’返回了‘锄耕’的落后阶段。只有那些种地10亩以上的农户才养得起耕牛，从而能保持传统的生产力水平。不过，这类规模较大的农户仅占全体农户的15%左右。在新式机器动力出现之前，畜力已被挤出农耕之外。人口超量增长不但排斥机器动力的使用，而且排斥传统畜力的使用。”（曹幸穗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30页）

一个饥肠辘辘的佃农显然愿意付出更高份额的地租，结果会把地租推高到很高的水平，以至于产生“饥饿地租”现象——佃农为了竞争租种地主的土地，交租之后的留粮低于温饱需要。旧中国各地的地租普遍高于50%的比率，这个地租本身是有“市场竞争”因素在内的。而且，在高地租所显示的地价高企的反面，是雇工工资也处于低水平，低至阻断人口再生产的正常循环，很像是“马尔萨斯抑制”起作用的表现：

“贫农的剩余劳力的扩增，造成了劳力供过于求的局面，而把工资压到约相当于劳动者所生产的总值的1/3的水平，即只够维持劳动者本身的生计，而不足以维持他一家人的生活。结果便产生了一种特别苛刻而又顽固的特有的生存方式：一个贫农既然无法单从家庭农场或单从佣工满足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他就只好同时牢牢地抓住这二条生计不放，缺一便无法维持家庭生活。”“冀－鲁西北的雇佣关系，迥异于一个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社会。此地人口增长与阶级分化的双重压力，使雇工工资低到只依赖佣工收入无法维持一家生计的地步。这样，一个完全从家庭农场分离出来的雇农，一般没有能力娶妻生子，他会成为白家最终一代的人。”（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第306、302页）

费孝通先生通过一个相对富庶地区的乡村调查结果，也让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36页）

农民的生活水平不仅极为低下，在基本的生存需要都很难满足的情况下，任何微小的风险都足以毁坏他们的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的稳定性。反过来，大部分农民的极度贫困，也使得提取农业剩余的过程，不可能完全顺利，为了确保农民在温饱不足的情况下，继续贡奉剩余，采取一些额外的强制性措施就在所难免了。没有经济上的剥削，大概就不太需要政治上的压迫了，而如果经济上的剥削过度占据了农民的口粮份额，显然，一个更高程度的剩余提取过程肯定得搭配一套更高程度的压迫措施，原本是夺取农民剩余的经济冲突，最终不可避免地转化为农民对抗“保护剩余夺取者”政权的政治冲突，费孝通先生清楚地看到了受压迫的农民是如何成为面对旧政权的反叛者的：

如果人民不能支付不断增加的利息、地租和捐税，他不仅将遭受高利贷者和收租人、税吏的威胁和虐待，而且还会受到监禁和法律制裁。但当饥饿超过枪杀的恐惧时，农民起义便发生了。也许就是这种情况导致了华北的“红枪会”，华中的共产党运动。如果《西行漫记》的作者是正确的话，驱使成百万农民进行英勇的长征，其主要动力不是别的而是饥饿和对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37页）

虽然民不聊生，但是劳动力相对价格低下和土地价格高涨，却是旧统治阶级发财致富并有效地让农民依附于自己的好世道，他们不仅有维持现状的意愿，也有着维持现状的能力，就这样，旧中国的一切统治阶级在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就维护了落后的生产关系，同时也维护了落后的生产力，以至于在那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条件下，连耕畜的应用都成为一种浪费。

新中国成立之后，就的统治阶级被推翻，他们原本掌握的各种特权被废除，他们从劳动者手上榨取的农业剩余现在被有效地转用于工业化事业和国家安全事业的需要。共产党人即便犯了那么多的管理上的错误，但是仍然以三十年的时间完成初级工业化事业，以区区40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就实现庞大国家的初级工业化，这些成就的取得不是因为共产党人在管理上多么高明，而是因为共产党人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旧统治阶级的狭隘利益。正是因为共产党人的这个关键性特点，使得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能够搞“大跃进”，能够穷尽实际的可能去最快地发展潜在的生产力水平。

与共产党人掌握政权的同时，普通劳动者不再像旧时代那样动不动就失去生产资料，失去工作条件而流离失所，而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实现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稳定结合，等于是获得了一份免费的生产资料保险。同时，劳动者获得生存资料的机会也大大增加了，国家通过执行统购统销政策，大多数劳动者都获得了一份更接近于平均数的生存资料数量。这是劳动者普遍感到“翻身解放”的经济现实，老田在数年的口述史访谈中间，经常有老工人不自觉地说到“得了共产党的好，得了毛主席的好”，这是对共产党执政后劳动力相对低下的市场价格被废除之后的切身感受。

1980年代之后，一些“精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林彪四人帮鼓吹出来的，按照他们的看法，是人民日报决定社会意识而跟社会存在的变化没有关系，个人崇拜的出现仅仅宣传效果有关。这些省部级专家教授们说是林彪四人帮等人通过“两报一刊”的文章，制造了一种虚假的社会意识，但是老田在口述史访谈中间发现的却是：共产党人在改变了工农劳动者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之后，工农头脑里的“社会意识”才得到改变的。值得提一句的是，共产党取得新中国政权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口还是文盲，换言之，在对毛泽东进行个人崇拜的大部分人中间，没有多少人能够看懂“两报一刊”，而且这些人中间绝大多数是工农劳动者，常年处在体力劳动岗位上辛勤工作，也很少关心那些人在报纸上说什么。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那些常常看报纸的上流社会中间，存在着广泛的“非毛化情绪”而没有多少个人崇拜，从这里可以看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本身与宣传效果是“负相关”的，但是与中国社会分化和阶层意识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劳动者地位的提高，就意味着精英阶层权力的下降；劳动者也获得了接近于平均水平的生存资料供应，就意味着精英们的富裕发达程度有了很大的下降，所以，凡是共产党人和毛泽东要做的事情，精英们的利益和权力就受到了很大的损害，他们不可能不反对，并在1980年代之后采取一种极度对立的咒骂和攻讦立场来叙述那段真正共产党人掌权的历史。

共产党人在1954年的《宪法》中间，明确规定新中国的阶级实质是“工农联盟”。工农劳动者的地位不再受到劳动力的市场相对价格的束缚，是工农联盟的经济内涵，这实际上意味着工农劳动者的劳动力价格被共产党政权“强行”提高到市场相对价格之上了，这精确地反应了新中国的“国体”。在工农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不受劳动力市场决定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社会管理问题，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人也在这个方面进行了艰苦的探索，虽然问题没有得到最后的完满解决，但是很多劳动者亲身参与了这个漫长的奋斗过程，正是在这一艰苦的奋斗过程中间，工农劳动者看到了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的伟大，看到了他们是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的，而且，正是在共产党人对人类历史上那个最难以解决的课题的勇敢探索中间，许多工农劳动者看到要实现自身最后解放的困难和最后的出路。换言之，工农联盟不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概念，她有着明确的经济内涵，工农劳动者获得了“吃大锅饭”资格——稳定的就业和工资福利保障——意味着政治上和社会管理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完全不同于私有制条件的那种方式，就必须要进行管理创新，这个创新的成果肯定完全有益于西方国家在私有制条件下的经验；真正的共产党人必须探索并解决在“大锅饭”条件下如何管理国家和社会，不同的国体（阶级实质）要探索相应的政体（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如何处理好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这个方面的探索由于中国有毛泽东这样一个不依不饶的顽固分子的坚持，一直进行到了非常深刻的层面，共产党高层的分歧、争论和1960年代混乱的实践，都为人们深刻地认识世界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材料。

在精英们越来越多地攻击中国革命和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事业的时候，人民群众会越来越多地想起毛泽东和解放这样的词汇。在精英们告别革命并清算革命“罪恶”一直清算到法国大革命头上的时候，底层民众越来越认识到真正的共产党人革命事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毕竟革命对于不同的人群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压迫和奴役的减少意味着精英们的权力和地位的下降，剥削和榨取的增加意味着少数人先富程度的上升，在这样的世界里要不产生不同的看法，那是很困难的。在少数精英们攻击真正的共产党及其革命事业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人产生对于革命的更深刻的理解的，这是历史和社会的辩证法所在。

二〇〇八年六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