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西方部分国家借藏独分子制造的“打砸抢事件”掀起反华高潮，不但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具有鲜明的倾向性，而且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也有对中国不利的言论和行为。目前的反华高潮，只是由特殊时机（奥运火炬传递）的特殊事件（藏独的活动）引发，还是有更深刻的背景、原因和影响？

　　王绍光: 这次事件当然是有更深刻的原因和背景，概括起来是西方对中国的三方面的莫名其妙的恐惧。首先是中华文明莫名其妙的恐惧，从19世纪中国被迫向西方敞开大门开始，西方对中国就产生了莫名其妙的恐惧，主要是惧怕另一种文明替代西方文明的可能性，在当时表现为“黄祸论”。因为中国距离遥远，西方对中国文明并不了解，加上中国是一个大国，文明历史悠久，西方突然面对中华文明就产生了莫名其妙的恐惧。这种情况突出表现在19、世纪，到今天依然还有这方面的表现。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认为，所谓文明的冲突，就是西方文明传播到其他地方，如果这些地方不接受，那么就是对西方的威胁。这种观点在我们看来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但在他们理所当然的。以宗教为例，我们中国的宗教是不传教的，但是基督教是要把教义推广到全世界，西方的文明有这样的进攻性的倾向。

　　其次，西方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有恐惧，害怕自身的体制受到威胁。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打了两场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两次战争都和遏制越南和朝鲜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关。冷战时期，西方害怕社会主义的力量的蔓延，担心会取代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心理到今天都依然存在。最近西方在担心“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中国的发展模式对于非洲、拉美和南亚，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这对西方来讲，也构成了一种威胁，威胁了西方的社会体制的优越性。

　　最后，西方对中国崛起有恐惧，害怕威胁他们的大国地位和生活方式。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取代苏联成为欧美的最大威胁。政治学里有关于“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关系的理论，说的是地位上升的国家一定会威胁到占据霸主地位的国家，冲突不可避免。这个理论在90年代一度甚嚣尘上，到现在都还有人用这个理论来质疑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最近几年，这种理论提得少了，西方关注批评的是中国的能源、环境问题，比如中国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是欧美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西方一些不是去设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将本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降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而是认为中国、印度等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对他们的构成威胁。德国总理最近竟然发表讲话，认为粮食价格上涨问题不是因为西方把粮食转化为燃料，而是因为印度人从一天一顿饭增加到两顿饭。真是岂有此理。

　　《21世纪》：在我们的印象中，近年来欧洲国家对于中国的态度相对而言比较友好，但英法德却成为这次反华高潮中的主角，美国反而显得比较平静，原因是什么？这会不会意味着国际环境的变化？

　　王绍光：不能通过这种差别来推断国际格局的变化。现在之所以欧洲国家出乎我们的意料，是因为我们以前对法国德国有比较美好的想象和期待。近几年和法国德国的关系一直比较友好，在贸易上中国政府也给了两国数额很大的订单。这次事件从媒体的报道和公众的主流舆论来看，欧美没有本质的差别。西方媒体一直标榜新闻自由，但是很少有人问“相对于什么的自由”？我看到的所谓“新闻自由”只是西方的媒体不归政府所有（也不是全然如此），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他们不受政府的影响、不受统治阶级的影响、不受偏见的影响。我们看到，这些国家的媒体，每当出现了重大事件的时候，都和政府、主流观点没有任何的偏差，九十年代以来的两次伊拉克战争是最好的例子。从媒体最近对中国处理西藏打砸抢事件的报道来看，欧洲和美国还是保持了一致性。当然，现在全球经济出现了特殊情况，发达国家有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欧洲一些国家的失业率很高，民众面对中国制造的大量进口，会有切肤之痛。自90年代以来，法国的失业率都在9-10％之间，德国的失业率都在9%左右；其中年轻人的失业率更高，由于无知或媒体的误导，这些人与他们的家属会把失去工作怪罪到外来力量上、如移民和中国的头上。

　　《21世纪》：近年来，中国融入全球化世界的程度在加深，比如不但引进外资，而且要投资海外；对全球化世界的重要性也在增加，比如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那么，中国在全球化世界中的地位将如何变化？

　　王绍光：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尽管引进外资，但其实外资对中国的资本形成的起的作用一直不大。中国在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同时，一直在输出资本。从2006年开始，中国就取代日本已经变成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到2007年，中国的资本输出占全球的21.4%,美国是最大的资本输入国，其资本输入占全球资本总输入的一半。虽然美国向我们进行了直接投资，但是其实是我们把钱借给美国，然后美国再用直接投资的方式向我们输出。我们借钱给美国的回报很低，但他们投资中国的回报却很高。从资本输出可以看出来我们在全球化中的融入程度。曾经有人担心中国把美国的国债全部抛空，但是我们并没有这么做，这恰恰表明了中国是愿意承担责任的。同时在其他的方面，中国也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比如对非洲国家的经济援助、加大污染控制的投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中国在污染控制方面的投入现在占GDP的1.2%，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高于美国的水平。同时，自90年代以来，中国温室气体的GDP单位排放量下降速度也比OECD国家快得多。这首先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同时也是中国对国际事务负责任的表现。中国的崛起必须伴随着中国对国际事务承担更大的责任，这是中国崛起的一部分。

　　《21世纪》：世界会如何对待“中国的崛起”？我们能从这次的反华事件得到哪些启发？

　　西方发达国家以往主要是在汇率和贸易方面对中国提出更多要求，今后会不会有更多政治方面的行动？

　　王绍光：基于西方对中华文明、中国体制、中国崛起有莫名其妙的恐惧，我想在未来的时间里，并不是说中国自顾自发展，就会和西方国家相安无事。西方国家一定会提出更多的要求，但是我们也可以用西方的方式为自己以及第三世界对他们提出要求。比如说这次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们就可以要求美国在金融管制上更负责任。我觉得中国应该学习一下西方处理问题的方式，我们要少说“你伤害了我的感情”，西方不会理解这样的说法。他们觉得，我们即使伤害了你的感情，又怎么样呢？我们要告诉西方不要伤害我们的利益，尤其是我们的核心利益，如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否则我们也可以让你们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可以上街示威，表达自己的感情，我们为什么不能？我觉得有情绪就得表达，当然总得来说我们还要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但是并不是什么都不作为，有一些小的冲突可以让对方不要得寸进尺，从而避免更大的冲突。

　　《21世纪》：对于这次反华高潮，国内民众和海外华人的反应非常积极，原因是什么？如何看待和引导民众的爱国热情？如何应对文化上的全球化对本土性的侵害？

　　王绍光：我认为爱国民众的言行基本上都是理性的，除了极个别的现象以外，我认为都是理性的行为。与西方那些搞不清西藏与尼泊尔的政客比，与信口雌黄的西方媒体比，与西方那些不知道西藏在哪个方位就上街破坏奥运火炬传递的示威者比，与对金晶暴力相加的藏独分子比，中国爱国民众的表现可圈可点，是非常理性的，无可厚非的。西方对我们的负面评价是难以避免的，要敢与让别人来了解，敢与把真相暴露出来。另外，在和西方人打交道的时候，要敢与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要一味的迎合人家的观点。在西藏问题上，西方人批评我们援藏影响了西藏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如果抵制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批评我们闭关自守。这是一种非常莫名其妙的逻辑。全球化在商业往来上可能会有更多的趋同性，但是在文化上各个国家要保持多样性和独特性。近几年，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我们要有文化自觉，知道我们的文化的优点和特点在什么地方。同时要有文化自信，不要一味的认为西方的价值是普世的价值，我们的价值为什么就不能是普世的价值？在全球化的氛围中，越能够保持住自己的特色，世界才能丰富多彩。否则的话，全球化就只会带来“麦当劳化”，那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结果。

　　这次的爱国热情的迸发，是国民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表现。如果说80年代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开始的话，这次事件就标志着文化自信的开始。在中国人大规模的表达自己的看法之后，西方媒体的报道也产生了一些变化。

　　《21世纪》：马克斯·韦伯曾担心德国经济崛起之后“政治不成熟”，如何评估中国的政治成熟度？

　　王绍光：政治成熟与否，从来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是绝对的比较。中国改革三十年取得的空前成就，是与中国人善于学习、善于适应的特质有关联的。中国的学习，既包括技术领域的学习，也包括体制上的学习。对于政治成熟度，不应该用静止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体制如果能够不断的适应环境的变化，反而比评价体制在某个阶段的成熟程度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