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24日《南方周末》刊登了吴稼祥的《民粹主义的三只手》，根据他的说法，民粹主义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一股潮流，而且是一股让人害怕、极有可能引起社会走向倒退的潮流。如果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中国出现了民粹主义，那的确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本人历来不看好任何“主义”，例如“科学”本来是个在中国稀缺的好东西，但是一旦“科学主义”泛滥起来，整个社会系统就马上会面临崩溃的危险。但是，吴稼祥对民粹主义的反感甚至有时深恶痛绝同样也是存在着诸多问题的，因为任何“主义”即使存在，也并非是不可对抗的，只要有一个合理的社会机制，腐朽也有可能转化为神奇。

　　吴稼祥老师是国内知名学者，也是我触网以来认识的好朋友，但求真的做人品格应该是第一位的，因此，我在这里不惴冒昧和浅陋，谈谈自己的看法。我的看法基本上来自日常生活中对中国社会真实状况的观察，而不是来自理论。我总相信“事实胜于雄辩”，事实的真相只有一个，而辩解（解读和辩论）却可以是无穷无尽的。我的任务是尽可能接近事实真相，以避免不必要的理论误区，当然，本人的知识理论水平很低也是我不敢谈太多理论的原因。

　　吴稼祥对民粹主义的解读更多体现在他于4月2日在《中国青年报》刊登的文章《民粹一咳嗽 大众就发烧》中。这篇文章的论证过程比较繁琐而且逻辑混乱，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缺少严谨的推理，但得出的结论却基本正确。他在结论中认为：“效率主导型的市场化改革，既没有保障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也没有保障公民权利的公平分配。……正是这种情况，成为培育中国当前各种民粹主义的肥沃土壤。”他接着指出：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加快“公平主导型改革”。所谓“公平主导型改革”，有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要对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进行公正分配；其次，权利平等优先于利益平等。吴稼祥的这些结论，与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和内在诉求是相符的，本文没有必要进行批驳。但是，他在论证过程中，将结论是抛在一边的。

　　首先，有必要先搞清楚，究竟什么是“民粹主义”。在这里我无法引经据典，我就打开手机查英文词典，发现“民粹主义”（Populism）必然是一个舶来品，注释只有两条：“1、（美国的）人民党所倡的民粹主义；2、旧俄集产主义”。它们应该是“民粹主义”最初始的来源。吴稼祥还列举了其他类型的“民粹主义”，而且还将近现代历史上的暴政都归于其中。因此，他使用的“民粹主义”是贬义的。具体到中国，吴稼祥还认为，“民粹主义”是“人民”对精英阶级和政府的怨怼，以及对自身现状的不满。因此，“民粹主义”是危险的东西。这里暂且不论他是否正确。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英文单词Popularism，与Populism是同词根的，但是其意为“大众主义”。它较之“民粹主义”的政治色彩微弱得多，但其社会色彩则比较浓厚。我的看法是，中国有“大众主义”，但是尚未形成“民粹主义”。“大众主义”在中国的表现，说得难听一些，就是一种“贱民文化”。国人之所以“下贱”，主要原因不是遗传基因，而是历史惯性和传统政治制度导致的。贱民文化只是表象，反映的深层次的问题是，国人的人格、心态不健全。更本质地讲，国人的政治性格还没有完全培养、健全起来。因此无法形成“民粹主义”的大气候。

　　那么，在近现代中国有过“民粹主义”的社会实践吗？我的答案是，如果没有国家政权力量的引导，中国的民间社会不可能去实践什么“民粹主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曾经发起过一场“民粹主义”运动，其目的好象并不坏，而是为了建设一个平等的社会，但是阶级斗争的错误手法却最终导致了社会大悲剧。毛泽东之所以喜欢斗争哲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因为“贫穷者聪明，富贵者愚蠢”。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是一场不正常的社会运动和实践，是真实的，而不是虚构的。但吴稼祥在文章中列举的种种“民粹主义”，所谓“左手”、“右手”和“后手”等，从来都是发生在政权阶层和社会精英中间的，都是“精英话语”的体现，它们并没有扩散到民间社会。这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和历史进程是一致的。自从毛泽东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使得“民粹主义”也丧失了政治土壤。应该说，这也是好事，因为“民粹主义”这个舶来品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它是万万实践不得的，要存在，也只能让它停留在思想斗争的领域。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社会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由于吴稼祥在文章中不能正确认识“民粹主义”在思想与实践上的差异，偏离了中国社会的真实状态，所以，必然导致他将社会变革的力量仍然寄托在社会精英身上。其实，中国社会的破坏性并非来自老百姓，而是来自所谓的“社会精英”们。因为后者掌握着资源以及分配资源的权力，而且，他们往往是通过所谓的“制度建设”达到这一点的，即他们的利益是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上的，只不过他们各自打的旗号有所差别罢了。实际上，吴稼祥在文章中也谈到了这些问题，但是，他却忽视了“民粹”（而非“民粹主义”）的存在，即，他没有认识清楚，平民百姓在中国社会中究竟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而存在。

　　对这么一个大问题，我的看法很简单，中国的“形而上”政治的意识形态必须终结，政治应该从理论还原为可以操作的现实，还原为13多亿人的日常生活以及生活中的任何一件小事，让每一个人可以自由、平等地进行真实的意思表示。这样就必然要求重新合理地分配政治权力。从技术上讲，这样的政治理念，现在已经开始自下而上地付诸实践了。例如，2008年以来，在中国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中，平民百姓的表现都是积极的、有为也有效的，最关键的是，它们几乎成为了全民参与的社会实践运动。但是，可喜的是，在这些社会运动之中，平民百姓并没有表现出“民粹主义”所包含的所谓“整体主义”的东西，即并非只允许一种声音的存在；它们没有集中的运动发起人，而完全是自发的。这是网络时代的社会特征的体现，中国终于有希望走向一个扁平的世界了，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社会权力分配不均衡的弊端。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对“民粹主义”可能出现的苗头掉以轻心。在今年发生的社会重大事件中，的确有很多让人担忧的“潮流”涌现出来。但是，我们最终看到的还是一个好的结果，中国社会并没有在这些“潮流”中损失什么，相反，这些自发的社会实践运动教育、启蒙了平民百姓，它让我们看到，政治完全是可以自己操作的东西，而不应该被垄断于所谓的“社会精英”们手中。只要每个社会成员的意思表示是自由、平等和真实的，社会实践运动就可以自动地博弈出一个合理的结果。因为，世界是平的，权力也应该是平的，“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一样，对中国社会都不会有什么好处。我们需要的是平等的对话，而不是对社会成员意思表示的封锁。中国是幸运的，因为有CNN，因为有“愤青”，因为有吴稼祥充满激情的文章，等等，语言在本质上是无害的，害处只会发生于盲目的行动或者不作为，最可怕的就是沉默。最后，对吴稼祥老师，我致以真诚的敬意，因为他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让我们学习和批评，这比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只知道捞取政治资本和物质利益的伪“精英主义”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