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阿尔都塞的政治哲学思想曾经在西方发达国家和拉美第三世界产生过直接而强烈的影响，至今这种影响还浮现在社会文化批判的各个领域。在法国，学生们曾将阿尔都塞看成精神领袖，追逐他的演讲，讨论他的著作，并将他的思想贯彻到其他各门学科（如政治学、语言学、符号学等）的研究中去。在英国，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不仅影响到对政治、经济和法律研究，而且广泛影响到电影、文化研究、历史写作、艺术史、音乐学和文学等众多领域。拉美的学生则将阿尔都塞的几千本著作带回古巴、墨西哥、玻利维亚等国，分发给追随阿氏思想的青年人，阿氏的一些政治哲学论文有时会首先发表在在西班牙、墨西哥或古巴等国的报刊上，足见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阿尔都塞曾不无得意的写道：“如果你想分析一个人及其著作对党的影响，就不要将自己限制在丑恶的法国政治当中。你必须考虑在世界其它地方发生的事情。”[1] 对于任何一位认真探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家来说，远在东方的红色中国必然是不能忽视的对象，何况阿尔都塞这样明显具有毛主义倾向的法国人呢？由于种种原因，阿尔都塞没有来过中国，但他凭着独立思考的勇气和洞察力，从未放弃过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他与中国的关系甚为曲折，期间充满着理解的渴望与偏差，也充满着向往和无奈。
　　
　　　　阿尔都塞对中国的理解和论述，在今天看来尽管有许多缺陷和误读之处，但依然是相当深刻而独到的。在大多数西欧共产党向苏联一边倒的形势下，他曾经把自己的新作《保卫马克思》寄赠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对中共的立场和实践表现出同情和尊重态度。他十分看重毛泽东的《矛盾论》，认为毛对矛盾多元决定论的论述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尤其对毛著作所体现的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建构的理论实践精神极为赞许。在1962年还专门写出《矛盾与多元决定》一文，认为毛泽东关于矛盾的无处不在、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区分和论述，不只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列宁的革命理论，而且正确地阐明了矛盾在本质上是多元决定的，而不是黑格尔所言的那种单线发展的简单矛盾。[2] 正因为有这种深刻的理解，阿尔都塞不象许多西欧共产党那样跟着苏共的权威宣传对中国说三道四，而且对当时在苏共和欧洲出现的普遍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浪潮持谨慎态度。他认为斯大林在理论上没有多大的创造性，根本称不上所谓的“斯大林主义”，而对“斯大林偏向 (deviation)”[3] 进行了冷静的理论分析，而不是象一般理论家那样以提倡“人道主义”简单批判“斯大林主义”。但由于法共持亲苏立场，阿尔都塞作为一名忠诚的法共党员，并没有明确表白自己对中国和苏联的态度。
　　
　　　　阿尔都塞对待中共的认可态度和对斯大林偏向的分析，由于与当时的潮流不合，招惹了党内外的激烈批评和争论。随着论争的深入，尤其是英共老党员约翰·列维斯(John Lewis)1972年2月在英共机关刊物《今日马克思主义》上发表《阿尔都塞事件》，对阿氏的“理论反人道主义”及其引发的政治文化事件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评。阿氏写出《答列维斯》的长文，分两部分发表于10月和11月的《今日马克思主义》上，引发了更为广泛而激烈的争论。为了更为深入地探讨斯大林“偏向”的理论失误，阿氏在此文中再次提到中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认为中国问题可以作为自己理论的证据之一。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一直是有意识地反人道主义和反经济主义的，一九六六～一九六九年的文化革命肯定是这样（然而它在西方被广泛地误认为是一个乌托邦的、人道主义的构想；不管它是什么，它绝对不是这种东西）”。[4] 这意味着，中国的理论既避免了“斯大林偏向”的经济主义本质（中国拒绝生产力占第一性的论点），同时也不致于堕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中国进行着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革命）。他甚至认为中国人以他们独特的实践不动声色地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如果我们回顾我们过去四十多年的整个历史，我觉得，要算帐的话（这不是一件易事），唯一可以找到的历史上存在著的对‘斯大林偏向’的基础所做的（左的）批评——而且还有，它是与这一偏向同时代的，因此绝大部分是二十大以前进行的——是一种具体的批评，即存在于事实情况中，存在于中国革命的斗争中、路线中、实践的原则和形式中的批评。这是一种沉默的批评，它是通过它的行动，通过从长征到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而表达出来的。这是一种从远方进行的批评，一种‘从幕后进行的’批评。需要仔细察看，需要细心译解。而且这也是一种矛盾的批评——哪怕只是因为行动与作品之间存在著差异。但是不管你愿意与否，这是一种我们能从中学习，有助于我们检验我们的假设，也就是说，有助于我们把自己的历史看得更清楚的批评。”[5] 这段话表现了典型的阿尔都塞“症候阅读方式”，即从人们经常忽视的地方读出真正有断裂性影响的“症候”，从那些发生过真正重大变革（实践）的角度去探讨影响理论根基的重大症结问题。不论所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这种敢于冲击流俗的理论勇气和吸纳真理的严谨态度和谦逊精神，都是值得借鉴的。
　　
　　　　在今天看来，阿尔都塞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肯定显然暴露出过浓的想象色彩和很大的偏颇性，但与其他左派哲学家相比，他分明看到了中国革命过程的特殊性和独创性。从中我们不难感觉到一个杰出思想家对待事物的理性态度，尤其是对深层问题的把握功力。直到今日，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革命和发展道路特殊性的讨论依然吸引着众多西方学者，西方一些左翼学者依然将中国看成是实现公正社会的“第三条道路”的最后的希望。至少，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革命和建设对世界所带来的重大影响是一个值得反省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阿尔都塞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实践问题，而在于发现了一些影响世界格局、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大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真正认真的思考，这些思考对今天依然具有重大的对话意义。阿尔都塞无疑是最善于发现问题的理论家之一，即使在被病魔和罪悔缠身的痛苦晚年，他还念念不忘对中国伟人毛泽东的怀念，公开承认自己当年强烈的毛主义倾向：“毛甚至曾经保证给我一次接见的机会，但出于‘法国政治’的种种原因，我犯了一生中最愚蠢（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的错误而没有去见他，害怕党对我的反对性反应。即使我和毛会面的消息真的以正式的、公开的联合公报方式为人所知，党又能怎么样呢？我确实不是那么重要的‘公众人物’！”[6] 能如此强烈地将中国问题放在关键性的位置，足以说明阿尔都塞所具有的非凡理论眼光和思维力。阿尔都塞的一生充满着对权威的怀疑和理论思考，他对中国问题的关注是其理论探索的迫切需要，绝不会简单是对毛泽东个人的崇拜。假若他真能和毛泽东会面，也许会更深一层地了解中国文革的残酷性和矛盾性，从而提出超越于简单认同和赞许的富有创见的见解。
　　
　　　　阿尔都塞对中国的论述，恰好说明了不同语境中的相互理解可能出现的文化误读现象。文化误读的有趣性源于它所具有的双重理论后果：既有可能获得精辟的洞见，也有可能无法逃脱偏颇的先见。阿尔都塞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将对中国的理解纳入到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从而推进了对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性之间关系的理解，尤其为讨论中国的革命与建设道路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
　　
　　　　[1] Louis Althusser, The FutureLasts a Long Time and the facts, Olivier Corpet & Yann Moulier Boutang ed. Richard Veasey trans. London:Chatto & Windus1993,p.234.
　　
　　　　[2]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78页。
　　
　　　　[3] 阿尔都塞一直反对使用“斯大林主义”这一概念，认为“它没有说明任何问题，而且什么都不让我们知道。……只能停留在政治效用利用的层次上”，无助于理论探讨。见阿尔都塞《自我批评文集》，杜章智、沈起予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第96页。
　　
　　　　[4] 阿尔都塞起初对中国“文革”的理解是以自己的理论为出发点，将“文革”看成了更高层次上的理论斗争，可谓是典型的文化“误读”现象。见杜章智、沈起予译阿尔都塞《自我批评文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第30页。
　　
　　　　[5] 见杜章智、沈起予译阿尔都塞《自我批评文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第109页。
　　
　　　　[6] Louis Althusser, The FutureLasts a Long Time and the facts, Olivier Corpet & Yann Moulier Boutang ed. Richard Veasey trans. London:Chatto & Windus1993,p.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