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

　　7月11日，三联书店正式对外宣布汪晖和黄平不再担任《读书》执行主编，“换帅”传闻终于得到证实。

　　然而，作为事件的核心人物，汪晖却没有再露面。

　　关于《读书》换帅背后的种种，外界猜测纷纭，

　　这时候最应该站出来说话的汪晖却没有任何回应。

　　7月18日，卸去了《读书》执行主编职务的汪晖接受了本报独家长篇专访。

　　一个月之前，本报记者在六卷《读书》精选集出版之时专访过旺晖，

　　那时候他还畅谈了很多对《读书》的种种设想。

　　没想到，时隔一个月，我们的会面谈的却是他的离开，和对《读书》的总结。

　　南都周刊记者 甘丹 北京报道

　　我们担任了11年多的兼职编辑，如果按照现在的规定或领导意见，

　　不再允许兼职，也不是什么问题。我们从未提出过希望留任。

　　问题是为什么要采用这种不近人情，也不符合《读书》杂志利益的方式？

　　为什么明明知道这么做一定会造成震荡仍一意孤行，

　　到底有什么隐情？这个事情上我觉得很气愤，也不可理解。

　　1、回应“换帅”

　　《读书》在经营上并不失败

　　南都周刊：《读书》风格的这种变化，使得有外界评论《读书》的老读者逐渐丧失，这次换主编事件，也有外界猜测是因为杂志发行量下滑的原因。

　　汪晖：《读书》的作者和读者既有延续，也有变化，这是正常的。《读书》在经营上也并不失败。在我们编辑《读书》的十一年中，《读书》的发行量始终在十万左右波动。在这份杂志28年的历史中，是处于发行量高的时期，而不是低的阶段。就是今年，《读书》的邮局征订也是上升的，说明稳定的读者多了。所谓下滑，是自发部分，确有一点下降。且不是指发行量，而是零售回款缓慢。据了解，是由于内部调整，三联书店去年年底没有再给《读书》的发行定指标，今年发现问题后又没有及时调整，也曾出现个别回款错汇到其他账户的情况。这些问题需要多方面协调解决，不能一盖而论推到编辑工作上来。

　　有些以“好读”为宗旨的同类刊物，发行量始终无法与《读书》相比，这说明发行问题与他们所说的风格问题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种关系。说到底，《读书》并不是以发行量为目的的思想评论刊物，这是创刊伊始的宗旨。但如果要说发行量的话，在同类型的杂志中，《读书》是唯一靠着发行量就能赢利的杂志。当初董秀玉总经理规划定位三联的刊物，就明确《读书》是严肃的高层次的文化思想刊物，《新知》(待办)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的中等程度的知识刊物，《生活》则是文化大众刊物。她依靠广告把《生活周刊》支撑了起来，却小心翼翼地限定《读书》只许做一点书的广告，能不做更好。希望保留一个非商业化的纯粹的思想刊物。

　　现在有些人把经营问题与刊物风格问题混为一谈，我想是有人要为免除我们的职务找借口吧？

　　我从未提出过希望留任

　　南都周刊：三联领导们对外公布，说是因为编制问题，所以换掉你和黄平，那你接受这个理由吗？

　　汪晖：过去几年中，我们多次讨论过退出《读书》杂志的问题。在抵制前任总编辑汪季贤对《读书》的改组行动和出版所谓《读书》公务员版的荒唐举措之后，我们正式地与三联书店领导谈过离开《读书》的问题。为了稳定汪季贤走后的局面，三联书店领导希望我们能够留任，我们同意了，但建议三联书店在适当的时候提前告知一个过渡时间表，以避免因为我们的离开而造成不必要的震荡。今年我们编辑出版了六卷《读书》精选，部分的原因，也是为了回顾和总结这十年的工作，为过渡做准备。《读书》编辑部的年轻编辑早已成熟了。

　　但这次三联书店对《读书》的改组却完全没有先兆。六月中旬，他们约我和黄平谈话，由于黄平出差，我们约定六月二十一日会见。但这天上午《新京报》登出了“《读书》换帅”的报道，让我们十分惊讶。在这篇报道中接受了采访的副总编辑樊希安事后对我说，他从未接受采访，那完全是媒体的炒作。7月3日和7月10日，三联书店党委书记和副总编辑约我两次见面，所谈内容大致一样，即根据新的规定和出版集团领导的意见，不再允许兼职主编的存在。在第二次的谈话中，他们又特别强调说，集团领导高度重视《新京报》的报道，担心媒体炒作，因此要求尽快处理此事，立刻交接。黄平和我从未对离开《读书》杂志表示过异议，我们唯一的希望是从保护《读书》出发，完成平稳过渡，但三联领导和他们的上级显然觉得哪怕晚一天完成过渡也会带来不测，实在让人费解。

　　我们担任了11年多的兼职编辑，如果按照现在的规定或领导意见，不再允许兼职，也不是什么问题。我们从未提出过希望留任。问题是为什么要采用这种不近人情，也不符合《读书》杂志利益的方式？为什么明明知道这么做一定会造成震荡仍一意孤行，到底有什么隐情？这个事情上我觉得很气愤，也不可理解。在我看来，这种做法遭到绝大多数编辑的反对是必然的。

　　南都周刊：那真正换掉你和黄平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

　　汪晖：我不清楚，也并不在意。董秀玉退休之后，除了与潘振平先生较为熟悉之外，我们与三联领导层、甚至分管领导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流。汪季贤时期在发稿问题上限制较多，我们有矛盾；现任领导的风格也大致如此，但我们之间并无直接冲突，主要是在稿件问题上出现分歧，在撤稿上，他们都是直接向编辑部发指示。我们不是三联书店的编辑，对于主管领导而言，感觉“不好管理”大概是确实的。

　　三联书店是一个有文化传统的出版社，历任的总编辑都注意与知识界、文化界的人沟通，但这样的状况自从董秀玉离开后就发生了变化。上面派来的负责人往往与知识界完全无关，他们也没有与学者或知识分子沟通的意愿，对于《读书》这样的杂志既无理解，也无尊重。说起来也有趣，现任党委书记与现任主管《读书》杂志的副总编辑与我们之间的第一次会谈，就是讨论我们离开的事情，时间是今年7月3日，也即三联社委会改组方案落款的那一天。这种管理方式的效率实在是高。

　　《读书》有自己的传统和独特的空间，我们发表文章的尺度相对而言是比较自由的。董秀玉担任总编辑的时候，只要碰到困难，她就会设法帮助我们解决，没有她的支持、理解和默默奉献，《读书》杂志不会有后来的局面。但这样的默契在后来的领导者那里就完全没有了。他们按照规定做事，但我们也不大懂得那些规定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感到不满，因为这对《读书》的讨论势必造成伤害；他们感到为难，因为我们不那么好掌控或管理，可能给他们添麻烦。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吧。

　　就像大家都知道的，《读书》在过去十年中发起过各种讨论，也时时引起争议。就像《新京报》的报道所显示的，不同的力量是一直在运动着的。但三股力量有无直接联系，或者是怎样汇聚到一起的，我并不清楚。我说的三股力量是：官僚体制加强统一管理的力量，总想夺取或取消《读书》这个思想平台的某些人物的力量，以及诸如《新京报》这样的你弄不清是官方的还是市场的媒体力量。

　　“组织解决”让人悲哀

　　南都周刊：也有不少人认为你离开《读书》是好事，你怎么看？心里会不会不太能接受？

　　汪晖：对我个人而言，有更多的时间做研究，这是好事吧。过去十年中，为了《读书》的讨论，黄平和我都付出了很多辛劳。《读书》成为某些思想讨论的发源地和中心舞台，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地区，都产生了影响。有人为这样的讨论而兴奋，有人不喜欢这样的讨论，也有人希望取而代之，这在过去十年中已经是一次次发生的事情，我们早已习以为常。对于今天的变局，有人感到痛心，也有人弹冠相庆，大概都是自然的。我为思想讨论最终诉诸“组织解决”而悲哀，但对离开这件事情早有准备。这一切既出乎意料，又在预感之中，熟悉《读书》是多年来的风雨道路的人，可以轻易地发现这里面的某种逻辑或轨迹。

　　南都周刊：对于《读书》的未来发展会担心吗？

　　汪晖：《读书》编辑部的各位编辑与我们共同奋斗了十一年多，经历了这一时期最为激烈的争论和风雨。他们不但是优秀的编辑，而且也是对思想讨论和文化事业抱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为守护这个思想空间而努力。潘振平先生长期主持《三联生活周刊》的工作，与学术界保持了密切联系，由他来主持《读书》，我乐观其成。我会一直关注着这个空间，关注着他们的工作。

　　在《读书》二十八年历史的每个阶段，这份杂志都在回应时代变化，完成自己的不同使命。变化是必然的。

　　最为重要的是：社会在变迁，《读书》做过的许多工作已经生根，一切都不会倒转的。

　　插图：1996年第五期《读书》封面。从这一期开始汪晖接替沈昌文担任执行主编。

　　2、回顾历史

　　现实的声音让一些人不舒服了

　　南都周刊：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思想界越来越多争论，这一点在你接任《读书》之后似乎表现得也很明显。

　　汪晖：9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化，许多新的社会问题随之而来。如果80年代的主调是改革开放的话，现在我们面对着改革过程带来的各种新问题。没有反思，便不可能有进一步的改革。在效率与公平、发展与生态保护、私有化与劳动权利、市场化与社会保障体制，以致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如何理解现代的历史，如何判断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角色等一系列问题上，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重要的分歧。

　　归根到底，这些问题的核心就是中国究竟走什么道路？1989年以后，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关键所在。

　　许多知识分子认为全球化会把我们带向大同社会、永久和平，但如何解释今天全球格局中的垄断、霸权和战争，如何解释全球化过程所产生的新的不平等？也有知识分子对俄罗斯和东欧改革的全面肯定，认为我们仍然应该“走俄国人的路”——这里说的是叶利钦时代的俄国道路，也就是自发私有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如何看待叶利钦时代的改革？《读书》就曾发表过一系列文章，分析自发私有化过程引发的社会分化，也讨论过如何才能避免民主化过程被少数寡头所操控的问题，这在资本与权力的关系日益密切的条件是必然会发生的问题。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中国知识界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来。不但对于东南亚国家的危机说不明白，对于中国为何能够幸免于难也没有给出真正的解答。这个状况在我看来是新的教条主义的结果。我们约请许宝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等学者做了比较透彻的分析。这些文章的观点与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主流看法很不一样，但事后证明他们的分析是最有解释力的。

　　1998年以后，围绕着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角色问题，《读书》也曾发表立场截然相反的文章进行争论，那个时候火药味已经很重了。到2004年前后，知识界围绕私产入宪、物权法和国企改革等问题的争论趋于白热化，《读书》也发表了观点和立场都很不一样的讨论文章，其中一些文章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南都周刊：而当时思想界争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分化。简要地说：你觉得造成这种分化的原因是什么？

　　汪晖：我一直不同意“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这个两分法，这个说法是误导性的。我认为这场争论是批判的知识分子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争论。自由主义的左翼如果不被这个思潮所裹胁，也就可能对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行批判和抵制。许多知识分子简单地将市场化、全球化、私有化视为普遍的、绝对的价值，拒绝对这一过程所产生的问题进行反思，其结果不但是忽略了而且是掩饰了这一过程带来的严重社会分化、环境灾难。

　　我前面谈到对俄罗斯的自发私有化的讨论，这个讨论其实是与对中国的私有化过程的反思密切相关的。从理论上看，批判的知识分子关注资本与权力、市场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分析两者在现实进程中的实际关系；而新自由主义者则从古典经济学的信条出发，强调市场、私有产权的绝对道德优势，而忽略市场化过程和所谓产权明晰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他们强调效率优先，强调国家退出，强调面包做大，却无法面对现实生活中资本与权力之间的复杂的关联。这些口号的简陋和由此引发的问题，在今天大概已经看得十分清晰了。

　　从1998年起，《读书》开始持续地讨论教育改革的问题；1999年底，《读书》开始了三农问题的讨论；2003年以后，《读书》发表了对于医疗体制改革的批评文章，与此同时，有关生态环境、私有产权、劳动产权、国企改革、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也在展开。你们大概会记得温铁军、李昌平、陆学艺等有关三农的讨论，记得王绍光、陆广莘等有关医疗改革和中医问题的讨论，记得崔之元、甘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产权问题的分析。他们的声音影响较大，但并不在于声音高、数量多，而在于触到了敏感的神经。通过公共讨论，这些想法对于国家的社会政策也产生了影响。我想这是许多自居为主流的人感到不舒服的原因吧。

　　产生这些争论的根本原因是现实的变化本身：三农危机、生态危机、贫富分化、改制过程中的大规模腐败和不平等，以及全球化过程中的霸权构造、战争和动荡等等动摇了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形成的一些乐观信念。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变化。

　　《读书》不是某一派的阵营

　　南都周刊：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这些变化，不同观点的学者也有分化，这个特点也表现在了《读书》杂志上，这是否也是《读书》在你接手后，遭遇很多讨论的原因？

　　汪晖：分化是必然的，争论也是必然的，但我不大喜欢简单地用派别的观点来对待争论。分歧最好在具体的问题上展开，一旦化约为派别，就往往是在争输赢，不是在讨论问题了。《读书》有自己的取向，但并不等于说就是某一派的阵地。你只要看一看这十一年中为《读书》写作的人的名字就可以了，他们不可能被划在一个单纯的派别里，以经济学而言，杜润生、吴敬琏、张维迎、樊纲、梁小民、汪丁丁、秦晖、崔之元、王绍光、瞿宛文、许宝强、左大培、温铁军、盛洪、张曙光、茅于轼等等能说是一个派别吗？以人文领域而言，金克木、黄裳、李泽厚、钱理群、甘阳、孙歌、刘禾、李零、何怀宏、陈来、葛兆光、张汝伦、陈嘉映、李陀、赵京华、曹卫东、杨念群、刘健芝、戴锦华、陈顺馨等等，能说是一个派别吗？以社会科学而言，费孝通、王铭铭、朱苏力、信春鹰、钱永祥、夏勇、梁治平、郭于华、陆学艺等等，他们算是一个派别吗？的确，崔之元、甘阳、温铁军、王绍光的文章都引发过讨论，但以比例论，他们发表的文章并不比其他的一些作者多。与其问为什么我们要发表这些文章，不如问为什么恰恰是他们的文章能够引发争论呢？其实，如今媒体和各类学报充斥了主流的声音，为什么就不允许《读书》发表一点不同的声音呢？对我来说，能够提出真正的问题的文章就是值得发表的文章，无论有多大压力，无论这样的声音是多么孤立，我们都坚持发表。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发表文章讨论，但绝不应该扼杀这样的讨论。

　　南都周刊：实际上，你接任《读书》后，在让它风格转变后，并且积极地谈论社会问题、思想问题后，它势必要面临这些纷争。所以说，这些讨论和批评是不可避免的，会不会觉得这是你为自己和《读书》挑上的一个沉重的担子？

　　汪晖：我觉得这是《读书》应该承担的使命，我也愿意面对这样的挑战。在过去十多年中，有几家杂志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我的不满也包含对自己的不满

　　南都周刊：你说到你对当时知识界的状态不满？

　　汪晖：我的不满也包含了对自己的不满。我希望拓展思想视野和知识视野。如果没有三农问题的大讨论，中国乡村和农民的命运很难进入知识分子有关市场化、全球化的讨论，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吧？我们谈全球化，眼睛里面就是西方，主要是美国，我们有多少人从印度、越南、尼泊尔、非洲、拉丁美洲的角度回望中国呢？我们的开放是单向的开放，它的另一面就是封闭。这个格局要打破。《读书》杂志发表了许多关于亚洲的讨论，也发表了一些关于拉丁美洲、俄罗斯及东欧国家、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讨论。我们希望从一个世界性的眼光来判断中国的状况，也希望通过对中国问题的探讨，理解当代世界的状况。为了扩展我们的视野，《读书》邀请了日本、印度、韩国、东南亚、欧洲、美国以及台湾、香港的学者与大陆的许多重要学者一道讨论，并发表文章。这些讨论从一些侧面正在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但我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这些工作需要大家一起来做。

　　南都周刊：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思想界面临着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很多西方的理论也在这时被陆续介绍到中国。新的问题、不同问题的争论使得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也处于一种迷茫期吧，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个过程，也许并不是知识界不想去解决和讨论它？

　　汪晖：迷茫是探索过程中的常态，这不是问题。问题是新的思想封闭症的出现，也就是在讨论中不承认自己的迷茫，总想拿自己的常识当绝对真理，甚至对别人的思想探索采取敌视的态度。我在这里只是做一点假定：假定十多年前，知识界的主流不是否定或扼杀有关自发私有化及其危机的讨论，我们的国企改革也许不致产生如此众多的问题？假定在我们反思发展主义问题时，知识界的主流不是将这些思考当做无关痛痒的胡言乱语，我们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分化也许不致如此严重？假定我们早一点对全球化过程的霸权的和垄断的构造进行思考，也许我们在许多方面上会做得更好一点？我提这些问题的意思不是别的，而是强调心灵开放的重要性。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有些知识分子不愿意面对问题，而总是将矛头对准展开讨论的思想平台。在我看来，扼杀思想空间和拒绝反思是危险的。

　　南都周刊：这些是你对知识界的一些不满意，你非常关注的一些话题。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换一个人当《读书》的主编，可能这些问题就不会被关注，或者就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你个人的色彩在《读书》……

　　汪晖：这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问题。杂志就像人一样，也有自己的个性，这不是问题。如今没有个性的杂志，千篇一律的杂志到处都是，他们或者是大众性文化读物，甚至也可能是核心期刊，但我们很少听到有人发表批评和不满。《读书》有这么多优秀的、杰出的作者，它的色彩来自这些作者，而不是来自编辑，编辑工作说到底只是一种服务工作。除了在与编辑工作相关的场合，黄平和我很少以《读书》编辑的身份活动；如果不是许多攻击直接地针对我们个人，我们实在不愿意以现在这样的方式接受采访。我们更愿意安静地做点服务工作，如此而已。

　　3、面对批评

　　“长江读书奖”是一个悲剧

　　南都周刊：你接任《读书》之后，《读书》和你本人都经历几次重要的风波，比如“长江读书奖”事件，比如高默波事件和哈贝马斯访华引发的编辑手记事件。导致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很多人把它们看成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

　　汪晖：这些事件背后有思想争论的因素，但事件本身不能被归结为所谓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长江读书奖”是一个悲剧。本来是一个正常的也是相当认真的评奖，偏偏因为我的得奖而遭到攻击和非议。程序是由大家制订的，结果是根据这个程序产生的，如果认为程序有问题就检讨程序。我人在美国，没有参与这个奖项有关的任何工作。现在评奖的公信力差，任何巧合都可能引发怀疑，这是正常的；但不正常的是有些参与其事的人有意误导舆论，对我个人进行攻击。坦白地说，我本来是准备起诉这些人的，但考虑到思想讨论的气氛可能因为诉讼而遭到进一步的打击，我没有这么做。但这些事情使我对这些所谓知识分子的动机产生了根本的怀疑。

　　发表高默波的文章本是很平常的事情。高默波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他的英文著作《高家村》是仅见的从农村的角度研究“文革”的著作。我读过他对“文革”的研究文章，是深入的思考和反思，从未回避那个时代的悲剧。“文革”发生迄今四十年了，我们的研究集中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反思的视角大多也是国家的、高级官员的、知识分子的、下乡知青的，我们很少听到从农民的角度叙述的“文革”，也很少听到从工人的角度叙述的“文革”。我们只是希望通过发表这样的文章引发进一步的讨论。结果文章发表之后，《南方周末》发表了一大版文章，有位所谓“自由主义者”指控我们要为“文革”翻案。这些人不是就事论事地讨论，而是将矛头对准发表文章的思想空间。他如愿以偿了：有关方面的文件中提到了《读书》的文章，我们不再能够继续这样的讨论了。

　　更可笑的是利用哈贝马斯这样的公共人物之口，攻击《读书》杂志为“专制”辩护。与他们的观点不同就是为“专制”辩护？这样的逻辑未免过于荒谬。我当面问过哈贝马斯先生，他对这些人利用他来攻击我们十分不解；曹卫东先生、黄平先生等在场的学者也专门写文章证明他们的说法不过是造谣和谎言。他们攻击的并不是黄平或我个人，而是作为《读书》杂志主编的我们，为了保护杂志的声誉，我们当然有必要对流言加以澄清。我实在不明白，这就是他们讨论问题的水准吗？这是对思想讨论的伤害。

　　十一年中，围剿《读书》的事情发生过多次，为了打倒我们，那几位似乎什么事都可以做的。但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他们自己在讨论中到底提出过什么重要的问题，做过哪些认真的研究？他们的精力更多放在攻击别人上。我觉得他们看起来更像是思想的宪兵，与自由主义毫不相干。

　　南都周刊：比如“文革”这种话题，它是充满很多情绪性在里面的。而且尤其这个问题跟知识界、思想界是紧密联系的。讨论这样的话题的时候，不是应该有更多的考虑吗？

　　汪晖：可以有更多的考虑，但不能变成思想的禁忌。为什么“文革”的研究最多的是在国外？因为我们的禁忌太多，有些是来自国家的禁忌，但也有很多是来自知识分子自身创造的禁忌。不同的人对历史的体验可以是不一样的，但并不代表哪一种就是正确的。我们只有把多方面的东西呈现出来，才能够看得更全面一点，也才能把握住问题的关键。当然，打破禁忌不但需要勇气，也需要思想的能力和深入的研究。

　　《读书》选择了承担

　　南都周刊：范用先生曾经说过，《读书》杂志创办之初，根本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创办之初的《读书》所肩负的内容好像要轻一些。而在你接任之后，我觉得你似乎给《读书》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它所担负的内容越来越重。

　　汪晖：这种责任从《读书》创刊一开头就有。《读书》杂志从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到王若水等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讨论等等都是严肃的理论探索，80年代中期关于存在主义和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也同样如此。在80年代，《读书》还起着一个介绍新知的作用，这个功能仍然在持续，但发生了变化，原因是在如今的翻译格局和知识状况下，只是一般的介绍恐怕不能起作用了。90年代前期，适应着当时的社会转化，《读书》的取向有一些变化，但不能说这份杂志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面貌。相对而言，在80年代，改革开放就是基本意识形态，而随着社会的分化，到90年代改革共识面临危机，这是需要独立思考的时代，也是许多知识分子展开了他们的思想探索的时代。《读书》必须反映这些思想探索。

　　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真实的大转变。迅速的发展也伴随着社会危机的积累，没有反思、一味地将所有文化空间当作文化消费的场所，这是很危险的。我不但认为《读书》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而且还希望出现更多的讨论空间。老实说，大部分媒体对于《读书》的报道从未真正触及到底我们做了怎样的讨论，为什么需要这样的讨论。他们纠缠的就是什么“好读不好读”或者“新左派”的话题，可悲的是，连许多学者也跟着这些话题起舞，实在让人费解。

　　我从来没有觉得满意过

　　南都周刊：然而一直以来你的很多观点，还有《读书》发表的一些观点却遭到很多人的批评，这些批评难道不是代表着一部分人的声音？

　　汪晖：有批评难道不是正常的事情吗？知识分子的讨论都和大众传媒一个调就是好事吗？鲁迅当年用“无声的中国”描述当时的社会，所谓“无声”不是没有声音，而是只有一种声音。听起来嘈杂得厉害，但其实大同小异。今天的中国不是声音太多，而是声音太单一，那就是发展的声音，消费的声音，争权夺利的声音。中国有那么多杂志，能够引发讨论的并不多，这样就好了吗？批评总是代表着一部分人的声音，如果这种声音写成了有质量的文章，我们就乐意发表。思想讨论要追究的是谁对谁错，不是有没有不同意见。不同意见再多，对的还是对的，错的还是错的。如果知识分子的思想讨论都要用大众传媒来评胜负，那不是知识分子文化的沉沦吗？

　　前两天有一个记者问我，某些作者的一些看法还没有得到大众社会承认。但是，大众社会是谁呢？它是根据自己的报纸来判断这个大众的吧。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报纸面对的所谓大众只是很有限的一部分人，主要是城市居民中的白领阶层，这个大众概念就很可疑，因为它是把绝大多数的大众排除在外的大众。你们调查过几亿的农民什么看法吗？你们调查过工人什么看法吗？以我有限的经验和调查，工人、农民的看法与如今媒体中“大众观点”相差实在十分遥远。我在谈论这一点的时候，也没有把《读书》排除在外。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局限性。

　　在《读书》十年精选中，我们编了一本《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为什么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这么重要？因为我们的分歧不仅发生在具体的问题上，而且更发生在我们看待这些问题的不同视野之上。一个了解三农危机的人就不会对于城市的发展一边倒地叫好，一个对俄罗斯和东欧改革当中的经验和教训做过研究的人，也不会对国企改革、土地私有化抱有那么不切实际的(或过于实际的)幻想，一个研究了民主制度在不同社会中的经验的人对于政治改革的看法大概不会停留在奢谈“三百年来人类的共同道路”的层次上。重构的过程是多元的、多样的，不是一律的，但这个重构过程能够扩展我们的视野，造成一个新的思考的空间。我们做得很不够，但这是《读书》努力的方向。

　　如果有人批评我们的片面性、局限性，或者指出我们的讨论不够深入，我完全乐意接受，也十分欢迎。但要是有人试图取消这样的讨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南都周刊：回顾十一年来看的话，总结一下你在《读书》自己做的东西，大体上满意吗？

　　汪晖：我从来没有觉得满意过。我们讨论的深度有待开掘，还有很多问题没有真正地触及，也希望在文体上不断改进。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和我们的年轻编辑：我们在讨论重大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也只是在一部分人当中关注的问题；我们讨论三农问题，也不等同于我们已经把几亿农民的声音带了出来。但认识到这些局限不是否定这样的讨论，而是要深化这些讨论。在90年代以来的潮流和媒体环境下，《读书》把这么多不同的声音推出来，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老实说，已经非常不容易。这不是《读书》或者我们这些编辑有什么功劳，而是那些真诚的思考者和研究者的贡献。我在这里要向这些思考者和研究者致敬和感谢！

　　就像做人一样，最重要的是不要丢了基本的格调。在今天的环境中，哗众取宠很容易，讨好这样的那样的势力很容易，趣味向下滑落很容易，但要坚持自己的思想格调反而是件很难的事情。我对《读书》的编辑们在风雨中的认真和坚持有点儿自豪。

前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读书》换主编一事我实在看不懂

南都周刊记者 甘丹

　　《读书》换主编一事，自公布以来就受到了学界以及许多读者的关注，很多关于《读书》的讨论此起彼伏。前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是邀请汪晖担任《读书》主编的人，而直到2002年她退休之前，她一直也管理着《读书》的相关工作。并且，她是从《读书》创刊一开始就参与其中的人。因此，本刊独家专访了董秀玉，就《读书》换主编事件以及《读书》过去所经历的争论采访了她。而董秀玉也在接受采访后，对一些问题做了自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表示自己对《读书》换主编的事“看不懂”，她也肯定了汪晖和黄平在《读书》的11年的工作成绩。

　　首先，对《读书》换主编的事情我真是不想讲什么。我这样说也并非刻意回避，只是因为“实在看不懂”它。我不懂为什么太正常的一个主编交替的事，会搞得那么不正常？社领导雷霆手段像办大案要案；学术界笑的骂的一通乱仗。真不知是为什么。

　　而对于和《读书》有关的很多争议我怎么看也看不到具体观点上明确的讨论或争论，满眼都是“新左派”、“自由派”。这些从西方引进的派别观点是否契合中国，我尚有疑问，更不懂为什么别人不承认，也一定要先给人家扣上这帽子。这使我想起反右，给右派分子扣帽子，不管你承不承认，你就是右派！这是很可怕的情景。为什么现在党不给知识分子扣帽子了，有的知识分子自己反而要给不同观点的人扣帽子，并一副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样子？我真的搞不懂。

　　《读书》最近编的六本书，集中表现了这10年汪晖黄平主编期间的一些观点，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放在那里。有哪些错误的、不同意的观点，文风如何，都可以讨论和批评，这样的批评才是正常的、必须的。《读书》创办期间陈翰伯、陈原同志就再三强调，有不同意见可以批评、讨论，但“只用批评的武器，不用武器的批评”，“反对打棍子戴帽子，反对废话空话、帮腔帮调。”

　　至于“长江读书奖”，这更没什么可说的了。这件事是由我主持的，如果说程序等等有缺点，或者事先应考虑回避问题，这都对，我都可以接受和检讨。但如说这是阴谋，那是诬陷；如果说是汪晖以权谋私，那是典型的无中生有、人身攻击。对这些我非常不齿，也随时可以依靠法律还《读书》一个清白。

　　对《读书》的未来。我很奇怪为什么有些媒体的大标题都不提新任主编潘振平。潘是一个正派的学者型的出版人，他是一个有学术能力的人，在思想性和敏锐度上再有加强，应当会把《读书》编好，我对他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