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首先我要声明，我不是托尔斯泰研究专家，我所使用的材料只局限于中文资料，我愿意和大家交流我读托尔斯泰作品的想法，这种想法不一定正确，也可能存在知识和材料上的错误。我的目的是要通过谈论托尔斯泰和他的《战争与和平》，使我们一起有兴趣重新理解一种历史精神传统，这种传统不是局限于俄罗斯的，也是中国现代精神传统的组成部分。
　　我们先谈这样一个话题：中国现代文化传统中的托尔斯泰。我要谈的是一种尚未得到真正解释的阅读经验。
　　从阅读经验角度来看，当我说托尔斯泰已经被深深地嵌入到中国现代文化传统中，估计表示异议的朋友不会太多。我们不要以为五、六十年代的阅读空间就是《人民日报》社论，就是各种各样的宣传品。肯定不是这样的。这不构成那时期中国文化的全部。有两大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容易遗忘。第一，那个时代的阅读视野里有重新阐释了的古籍经典；第二，就是翻译作品。当然，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古籍经典和翻译作品都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有效的组成部分。它们肯定需要经由中国现代的阐释、中国现代的接受。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检查，那些非现代的、非中国的作品被现代中国人持续地阅读，一代又一代，从中获得精神滋养，我们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托尔斯泰。俄罗斯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提到欧洲某个作家时说，由于翻译，俄罗斯人充分吸收了这个作家，所以他有俄罗斯国籍，托尔斯泰也是有中国国籍的，影响了漫长的时代，中国对托尔斯泰的兴趣从二十年代开始，它翻译的高潮到八十年代，没有中断过。
　　当然，大而言之，俄罗斯文学似乎与现代中国文化有较强的亲和性。1990年代初《读书》上有文章引用勃洛克的诗句，“为什么我们同受煎熬”，来感叹中国人和俄罗斯的共同命运。但是，如果细分一下，也不是说所有的俄罗斯作家作品都在中国文化中享受同样的地位。就拿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相比较，我们和前者更亲近一点，后者离我们比较远——这种感觉鲁迅也有，一面感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一面想“废书不看”，对他敬而不爱。在我看来，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人性观并不太能被以前的中国人所分享。后来情形有点反过来了。大约是在1985年左右，那时候中国文学界开始闹“现代主义”、“存在主义”，通过西方人的介绍，我们了解到现代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诸多祖宗里有一个就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大学里也开始流行阅读他的作品，后来巴赫金理论传到中国，他的复调诗学理论让很多人着迷，我本人也是从1985年开始热衷于阅读陀斯妥耶夫斯基。相形之下，托尔斯泰似乎离我们远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我不太听说有人在阅读托尔斯泰，也不太听说有人在阅读陀斯妥耶夫斯基，甚至不太听说有人在阅读俄罗斯。大概这些都已经离大家非常遥远了吧。与此同时，我们其实也离中国现代文化非常遥远了。刚才提到《读书》上的那篇文章，是介绍伯林的著作《俄国思想家》的，那文章在感叹中国以前与俄罗斯同命运的同时，也在批评中国人和俄国人的盲目，而强调要用伯林的自由观来清醒地审视这一切。这不是中国人以前感受俄罗斯的方式。但这种方式1990年代初很流行，知识界忙于用伯林的自由观来审视一切，包括审视中国现代文化。
　　我们现在与中国现代文化中断了紧密的联系，也告别了俄罗斯，告别了托尔斯泰。1990年代初，来自知识界的“告别”词很多啊。当然我不是说知识界要为我们告别它们承担责任。这肯定不是知识界的作用。知识界只为这种中断说了一通道理，将它合理化了。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包含着俄罗斯、包含着托尔斯泰的中国现代文化成为历史了。
　　这到底是预示着危机，还是显示出新的希望？当我们中断了与它们的血肉关系之后，我们如何重新铸造自己的精神传统？或者说，我们的精神传统里还有没有俄罗斯、托尔斯泰的位置？这些问题只能作为问题存在着。而我们首先需要回答的是，托尔斯泰，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化之中的？
　　但是，在我看来，要回答这个应该回答的问题，也是困难的。托尔斯泰构成中国现代重要的阅读经验，这是肯定的，但如果阐明这种经验，却并不容易。好像这种阅读经验是隐秘的，尚未被知识化的，尚未得到充分理解的。一般而言，我们要理解历史上人们如何接受一个作家，应该去阅读那些历史材料，那些阐释这个作家的文字材料。但这种方式并不一定充分。阐释作家的文字材料，在我看来，也不能有效说明阅读经验。相反，这些阐释性的材料也有待我们重新阐释。
　　托尔斯泰和中国最直接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06年，托尔斯泰给辜鸿铭写了一封信。辜鸿铭把他的一本书送给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写了一封比较长的回信。托尔斯泰临死之前很严肃地说，我一辈子写的书都可以不看，都没什么价值，惟有我给中国人写的一封信非常重要。当然，事实并非如此。在中国现代文化、政治历史上，没有任何位置可以留给他这封信的。这是大话。据梅烈日科夫斯基记载，陀斯妥耶夫斯基说托尔斯泰对某种无意识的洞察力非常厉害，可是他在智力方面很一般，只往前看，盯住什么就是什么，他要向旁边看的时候，得转动他庞大的身躯才可能看得到。几乎是一根筋。托尔斯泰还晚年在从事乡村教学活动，做得非常投入，而且自编教材，把俄罗斯的、欧洲的一些儿童故事、童话，自己一个字一个字重新写、编。第一个读本编得不是很好，第二个读本成为俄罗斯人很喜欢的一本书，广为传播。托尔斯泰还教学生写作文，学生是农村里的乡村孩子，托尔斯泰居然这样说学生的习作：“他写的东西比我好，比歌德好。”这话谁信啊？可托尔斯泰是认真严肃地说的。当然如果我们不把这个看成笑话，也许我们还能领悟出一点值得深思的东西来。
　　这回信里，托尔斯泰很客气地批评了辜鸿铭。辜鸿铭有两层想法：第一个是尊王，第二个是攘外。托尔斯泰说尊王也不好，攘外也不好。他说一攘外，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就中断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就在于她勤劳朴素，在于她的非常和平，而由于欧洲的侵入，使中国人遭受了灾难，中国只能去忍受这种灾难，而不是去反击它，因为一反击，你就和它一样了，因为当对方出来用暴力，我也用暴力，在这个关系当中，对象也在改变你自己。托尔斯泰是希望中国人保持几千年农耕文化流传下来的勤劳朴素，这是他构想当中的，他通过阅读中国的典籍，他爱好中国典籍，孔子啊、庄子啊、老子啊他都读过，构想出这样一个非常和平的中华民族。欧洲来了，你一旦攘外，以恶抗恶，不行。第二个，尊王，他觉得也不行，中华民族一定要慢慢看清楚，一定要跟自己的政府不合作，只有跟政府不合作，才有可能使人民摆脱政府对他的制约，这是托尔斯泰主义。
　　托尔斯泰晚年在宣传这种思想，他身边聚集了一批托尔斯泰主义者，托尔斯泰的太太烦透了这批人，而这批人也讨厌他太太。托尔斯泰死后，有不少文字说他太太如何对丈夫不好，大多出自托尔斯泰主义者的手笔。这种思潮影响在俄罗斯影响很大，以至于列宁多次写文章批判它。可是在托尔斯泰传播到中国来的漫长过程当中，中国不怎么批判托尔斯泰主义，也没有把它作为一种精神遗产接收下来。现代中国文化中有托尔斯泰的位置，可没有托尔斯泰主义的位置。中国的阅读对这种主义并没有什么兴趣。而且去除这个部分，并不意味着去除了托尔斯泰人格、精神和道德。1928年，中国出现一场革命文学的论战，冯乃超写了一篇文章，引用了列宁的话，说托尔斯泰是一个卑污的说教者。鲁迅一看就愤怒，马上就反驳他，这个卑污的说教者敢于狠狠地批判俄罗斯的政府，你说他是卑污的说教者，可我们这儿胆怯得连这种事情都不干。这也引发了巴金的愤怒，也写文章骂冯乃超。但骂冯乃超并不说明鲁迅和巴金在为托尔斯泰主义辩护。托尔斯泰以托尔斯泰主义的方式给辜鸿铭写的这封信也不构成中国语境当中的托尔斯泰传统，我们完全可以把他忽略掉。
　　1914年《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文章谈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文章把托尔斯泰思想定名为自由的共产主义。这个说法很奇特。在俄罗斯，列宁在跟托尔斯泰主义进行争论的时候，他强调了托尔斯泰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面。而《东方杂志》说他是自由的共产主义，理由在于，他反对私人所有制，说他是社会主义的施行家。这文章大概是在中国最早最早阐释托尔斯泰的文字材料了。把托尔斯泰所追求的东西和当初中国语境当中所想象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叠合在一块了。可这不是托尔斯泰自己主张的，托尔斯泰在晚年的时候对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批评非常厉害，对革命批评非常厉害，可在中国语境中人们对两者的相似性更感兴趣。这是以中国特有的方式理解托尔斯泰。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面写了一篇文章，讲现代欧洲文艺史。陈独秀说托尔斯泰尊人道、恶强权，批评近代文明，其宗教道德之高尚，风动全球。这里边，陈独秀注意到了托尔斯泰对近代文明的批判，这个角度值得注意。托尔斯泰大量作品内在地包含着对近代欧洲文明乃至文化的猛烈批判，对它的哲学、它的唯物主义、它的科学倾向猛烈批判。
　　中国人接受托尔斯泰，是把他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批评近代文明连在一块来讨论的。道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样一种理解方式被后人们继承下来了。当然，后人们不会继续把他当成自由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但人们往往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他的作品。他对近代文明的批判，是一个持续的话题。但我们这样谈论托尔斯泰在中国的位置，并不有效。这和他的诗学方式构成什么关系呢？很多翻译家很重视托尔斯泰的艺术特色，但并不重视所谓的艺术特色与他作品的主题，与他的世界观到底构成什么关系。而如果我们不理清这些关系，我们的阅读经验还是不可能得到说明。
　　二
　　在我看来，要理解这种隐秘的经验，需要将目光转向托尔斯泰与西欧文学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都很认同西欧文学的价值标准，以至于非西欧的文学也要通过西欧文学灯光的照引才能被我们看到。而在托尔斯泰的时代，也是这样的。简言之，一方面，托尔斯泰身边有一种西欧化的文学力量，这种力量的代表人物是屠格涅夫，力图向托尔斯泰施加影响，而托尔斯泰并不领情，一直抵抗这种影响。另一方面，托尔斯泰走向世界，也是通过屠格涅夫的作用，他向西欧推荐了托尔斯泰第一部伟大作品：《战争与和平》。
　　这部作品经过屠格涅夫之手传递到了欧洲杰出作家福楼拜那儿，我们看一下福楼拜读《战争与和平》的感觉。福楼拜给屠格涅夫的信是这样写的：“谢谢您恳请我阅读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这真是一流的杰作，他是多么擅长描写，是何等高超的心理专家。前两卷精妙绝伦，但第三卷则一落千丈。他说话重复，哲学议论太多，最后这位先生——作者和俄罗斯人才露出真面目。”福楼拜肯定了一半，否定了一半。同样，这也成了屠格涅夫看待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眼光。屠格涅夫一开始看《战争与和平》的时候，评价比这个还低一点。不知道是不是福楼拜这么一说，他改换了自己的看法。
　　梅烈日科夫斯基记载，有人回忆了在聂赫拉索夫办的沙龙里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关系：托尔斯泰在中间过道的山羊皮长沙发上面躺着，正在生气。屠格涅夫则拉开短上衣衣襟，两手插在口袋里，来来回回不断在房间里走动。有一个人走到托尔斯泰那里说：“托尔斯泰，您知道他对您评价很高，很喜欢您。”托尔斯泰说：“我不许他做伤害我的事！你看他故意在我眼前走过来，走过去，还摇摆那两条民主主义的大腿……”。托尔斯泰似乎很反感屠格涅夫，后来两个人差点决斗。太私人的恩怨我们不用感兴趣，不过托尔斯泰的反感里包含着对屠格涅夫的西欧化倾向的排斥。你看，那两条民主主义的大腿！而屠格涅夫对托尔斯泰的真诚和劝告又确实是西欧化的。屠格涅夫总是劝托尔斯泰，你写好你的文学作品，别管其他事情。托尔斯泰不干：我根本和你是两种人，你劝我这个干什么呢？如同福楼拜的看法一样，他最擅长描写，擅长表现人的心理，可为什么要这么罗里罗嗦地重复他一点也不擅长的哲学议论呢？还有更糟糕的是托尔斯泰总在做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事情，搞社会调查啊，或者想着怎么把田地给分了，怎么解放农奴，做这种事情。有时候托尔斯泰不堪忍受财产的罪恶，对太太说：财产是罪恶，我把财产让给你。太太说：那你是把罪恶给我了啊！他太太也珍爱作为一个文学家的丈夫，最担心丈夫干别的事，有时候闹得满城风雨，她不得不直接向沙皇求情。屠格涅夫临死前读了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极为真诚地给托尔斯泰写信说：
　　我已处于死亡的边缘。我现在亲自给您写信，为的是想向您表明，我成为您的同时代人是多么高兴，并且向您表示我最后的衷心的请求。如果我能认定我的请求能对您发挥作用，那我是多么幸福啊，我的朋友，俄罗斯大地的伟大作家，请接受我的请求吧！
　　屠格涅夫至死也有这种请求，托尔斯泰至死也不接受这种请求。他会说，谢天谢地，我没听屠格涅夫的话，他屡次向我证明，文学家应当只做文学家，这不是我的天性。什么才是托尔斯泰的天性？
　　一个极为普遍，几乎全球通行的处理托尔斯泰的方式是，把他一分为二。一个是伟大的艺术家，一个是说教者。由此，他的作品也可以一分为二，就是把他的议论部分和他的作品分开来。阅读《战争与和平》不太能忍受里面的大段议论，从第三卷开始，到第四卷末尾那一大段议论。这是从福楼拜的评价就开启的两分法。前者证明了托尔斯泰的伟大，后者则是浪费，在福楼拜看来是由于作者没有克服俄罗斯的特性。托尔斯泰自称的天性就是有待克服和超越的俄罗斯的特性吗？
　　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托尔斯泰作品与西欧作品的差异只是在于，托尔斯泰在作品中有议论，在作品之外有非常多的用西欧的眼光看来是非文学的行动，因而也是浪费文学才华的行动。那这种差异实在太容易看出来了。而且在中国的阅读经验中也存在这个倾向，愿意把他的从《战争与和平》到《复活》的大段议论撇在一边。这样的差异是皮相的。因为根本不涉及作品的诗学方式。
　　诗学方式的差异才是最关键的吧。仅仅从结构角度看，西欧文学对托尔斯泰的意见是很大的。让我们说一些有趣的细节，在《战争与和平》,这些细节遍地开花，布满整个作品。
　　从文学欣赏的角度来说，这部作品写得最有灵性的应该是娜塔莎和安德烈。娜塔莎一出场是拿着一个布娃娃四处乱窜。再出场是她发现自己的哥哥尼古拉和索妮娅两人在拥抱接吻，她想自己也尝试一下，拿着布娃娃对保里斯说，你亲亲它。保里斯莫名其妙。然后她站在台阶上亲了他一下。觉得自己已经爱上他了。这两对小情侣，被薇拉看到，很生气，薇拉是一个很刻板的人物。再后来的一个场景是哥哥尼古拉在军队寄信回来，娜塔莎跟索妮娅谈话，鼓励他们俩的爱情，但她自己已经想不起保里斯的样子了，她这个时候已经爱上一个会唱歌的艺术家了。再后来尼古拉回家同时带回来军队里的好朋友杰尼索夫。娜塔莎对这个杰尼索夫有点兴趣，这个兴趣慢慢在上升。到了一个大的舞会上面，人们在跳一种民间舞蹈，这是杰尼索夫的强项。可没人请他跳，他脚踩着节奏，手拍着军刀，心里直发痒，跟尼古拉说看，跳得很好！尼古拉才想起这位是跳舞的高手，马上对妹妹娜塔莎说你和他跳。杰尼索夫说，饶了我吧。可接下来两人就满场狂飞了。飞得娜塔莎开了花。一停下来就想，怎么回事？有点喜欢他了。后来杰尼索夫跟娜塔莎求婚了，娜塔莎缠着她母亲，晚上睡觉前跑到母亲的房间里，在床上打滚，说杰尼索夫喜欢我了，怎么办啊？（母亲说）你想怎么样？（娜塔莎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母亲说）那你就喜欢他吧，（娜塔莎说）那不行啊。（母亲说）那你别喜欢他，拒绝他。（娜塔莎说）不行啊，人家又这么喜欢我。她母亲只好出面，把求婚的事情中止了。杰尼索夫走了。到后面看到安德烈。
　　安德烈原本厌倦了日常生活，抱着野心上战场。野心非常大。奥斯特里茨战役发生之前他在狂想，什么都不管了，要追求荣誉，甚至狂想库图佐夫被皇帝解除了职务，让他成为总司令。刚开战，俄军溃退，他举着一面旗子带领士兵重新冲杀。非常勇猛。但是，托尔斯泰没有讲述一个英雄的传奇故事。接下来，一炮就把他给轰倒了。倒地后，看到了天空。天空是多么大、多么永恒，人的一切都非常渺小。他追求荣誉也是多么没有意义。拿破仑是靠土伦之战成名的，安德烈总是在寻找自己的“土伦”。奥斯特里茨战役来了，他的“土伦”也来了。但倒地后，真看到英雄拿破仑了，拿破仑形象一下子变矮小了。他回来时正遇到妻子也难产死亡，她睁着眼睛，很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受苦，为什么会死。从此，安德烈心情非常灰暗。春天来了，他经过一片树林，树林里叶子都发绿了、百花盛开，他看到一棵老橡树，老橡树说话了，我已经看穿这一切了。他跑到罗斯托夫家，晚上住在罗斯托夫家，听到娜塔莎唱歌，娜塔莎非常开心的，觉得这个天空这么美、星星这么亮，叫索尼雅快来一起唱歌，睡什么觉啊，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她要睡觉的时候会说，真美好，我可以睡觉了；她不想睡觉的时候说，真美好，睡什么觉啊。一唱歌，让安德烈听到了，安德烈心有所动，回去的时候经过这片树林，发现老树发新芽了。在卢卡奇的《叙述与描写》一文里说，老橡树之变化，显示出了安德烈心情的变化，所以景物和人之间体现了有机的联系。这叫“叙述”而不是“描写”。他和左拉相对照，左拉写赛马就仅仅是赛马。但《安娜·卡列尼娜》写赛马，构成事件的一个有效环节。看台上的安娜的心被骑马的渥伦斯基抓住了，她的惊慌被卡列宁看出来了。赛马就影响了以后整个事件的发展。所以这个赛马是一个有机部分。在左拉那里，赛马就是赛马，房子就是房子，这是自然主义的写法。而安德烈一去一来，去的时候老树和他一样的心情灰暗，回来的时候老树和他的心情一样也发新芽了。
　　接下来是两人正式见面。娜塔莎第一正式次参加大型舞会，但一开始没人找她跳舞。皮埃尔懂心思，跟安德烈说你跟她跳舞。又是一次满场飞。两人相爱了。安德烈跟皮埃尔说：我心中产生爱情了，你看我这么大年龄了，她又这么小，我是不是可以向她求婚啊？皮埃尔鼓励他。安德烈来到她家。那个场景大家印象一定深刻。母亲对忐忑不安的娜塔莎说他向你求婚了，你快去和他见吧。娜塔莎出来了。那种渴望的眼神，那种急不可耐地说出我愿意我愿意的样子。安德烈有点不安，热情一下子有点凉。觉得这个女孩子还不够成熟。跟她相约一年后娶她，而这一年里，不订婚、不公开，你是自由的，随时可以解除婚约。娜塔莎一开始无论如何接受不了：不不，我会死掉的，我还要等你一年，如此漫长，怎么行啊。
　　回去后，安德烈跟自己父亲一讲，父亲大怒：你怎么要娶一个小女孩？你娶小女孩，我可以娶布丽安小姐。到后来他把对儿子的怒气发在女儿身上，还不断和布丽安小姐调情，一直到安德烈和娜塔莎中止关系了，他再也不和布丽安小姐调情了。娜塔莎后来和父亲哥哥们一起去打猎。跑到一个远房大叔家吃饭，那里所有的东西都很好吃。大叔弹琴，娜塔莎跳舞。托尔斯泰就非常感慨地说，这么一个受过欧洲教养的人，身上还有非常强的俄罗斯气息和味道，也是大叔他们非常喜欢的。可是她想念安德烈啊，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不知道怎么办，就支配仆人说，你给我抓一只鸡来，到后来就忘掉了，仆人说鸡抓来了，她说你把它放掉吧。
　　这些细节有些我们读第一遍能记住，但细节太多了，各种人物形象，都有细节伴随着。当差的、女仆、法国军官、外交官，等等。如果你不注意它们，它们会跑得无影无踪。依照刚才卢卡奇的判断，这些细节都应该是有效地参与到事件的进程中，但这里面更多的细节并不和主题、核心事件相连。这是托尔斯泰的写法，会不断延伸出去。有人说，这样的安排如同“置水在平地，东西南北流”。这个比喻用得好。水的自然流动，与托尔斯泰观念中人的自由意志有关。在作品的议论中，托尔斯泰说我们假如把一个历史事件往近处拉，变成现在发生的情况，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可是把它往远处拉，把整个事情的相关性联在一起判断，会发现所谓的自由又是一种必然。人的自由意志根本干预不了历史进程。拿破仑也干预不了。波罗迪诺战役打完以后，库图佐夫后撤了，这个时候拿破仑兵临莫斯科城下。他说假如拿破仑这个时候要班师回朝，他会被士兵打死。箭在弦上，不能不发，这些在高处的人物，越高越不自由。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史观，而这个史观是在和西欧史观争辩的过程中出现的。所以这种细节安排，不符合西欧小说的方式。如果说它们是有机的，那我们首先得明白，这不是在西欧诗学意义上的有机。相反，西欧文学家倾向于指责他小说在结构上的散漫。托尔斯泰的不少长篇都受过这样的指责。保尔·布热尔说托尔斯泰根本不会安排他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只是一些报告，其中一件事接一件事，没有层次，没有透视，也没有计划，每一场与另一场都是同等重要。
　　但是，结构的散漫或者严谨，并不能准确表达出托尔斯泰和西欧文学的差别。这还只是西欧文学的一种说法。
　　我们需要从形式主义的诗学观念里解放出来，将诗学作为结构世界的方式来看待，也就是说，将诗学看作是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而不是纯形式的东西。也许我们可以更有效地找到两者的差异。
　　《蝇王》的的作者戈尔丁说《战争与和平》中任何六个人物都可以组成一部简·奥斯汀的小说。这样是挺有意思的说法。如果由简·奥斯汀以她自己的方式随意从《战争与和平》里选取人物，谁最可能成为她小说的主人公？简·奥斯汀的小说中会出现有道德感的、并不强势的平民，她赋予这样的人物以理想、道德，一个最后可以感动别人的人，同时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一个比较好的生存位置。在《战争与和平》哪个形象和奥斯汀小说这样的形象最相似？是索妮娅。她是一个非常克己的人物。她爱尼古拉，可是一旦家庭遭难了，需要尼古拉娶别人的时候，她就主动放弃和退出了。另外，由于她的存在使得娜塔莎和阿纳托里私奔的计划破产了，她无私无畏，奋力解救，中止了可能给娜塔莎带来灭顶之灾的行动。可在《战争与和平》中，索尼雅并不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并不处在奥斯汀小说中的核心位置，她最后的位置也很不美妙。还有一个人物可能成为简·奥斯汀小说的核心人物，是安德烈的妹妹玛丽雅。可托尔斯泰的方式和简·奥斯并不一样。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瓦西里带着他的儿子到庄园来向老公爵求亲，瓦西里很实在，老公爵家有钱啊，瓦西里爱财如命。老公爵一听说瓦西里要来非常恼火——这个庸俗人，这个牛皮大王！那天下雪，因为瓦西里公爵要来，仆人把路上的雪扫清。老公爵非常恼怒，打骂仆人——谁叫你们把雪扫清的？把雪再扫回来！玛丽雅出来，化了一下妆。老公爵说你不化妆还好，一化妆更难看。逼迫玛丽雅表态。玛丽雅的矛盾出来了，她知道自己父亲不喜欢，可是那个漂亮的小帅哥阿纳托里她挺喜欢的。后来她撞见了这个小帅哥和布丽安小姐——老公爵路上拣到的、成为玛丽雅女伴的一个法国女子——在后花园幽会，玛丽雅突然转变了——要成全他们的好事。这笔写得是有点生硬的，这么一来，她可以表态了：愿意跟父亲一辈子，不想这门婚事了。老公爵非常开心。这个细节和简·奥斯汀的处理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如果她笔下的有道德的女性形象一见帅哥而不考察他的人品就动心，怎么能承担起奥斯汀赋予她的任务呢？
　　很多人看过好莱坞版的电影《战争与和平》。电影中有一个细节：皮埃尔留在莫斯科不走，拿了一把枪，而且化妆成车夫的样子。一个晚上，莫斯科大火，前面来一批人，拿破仑骑在马上。皮埃尔（亨利·方达扮演）戴着一副眼镜，躲在窗子后面，端起枪，准备要杀拿破仑。突然听到拿破仑说，告诉军队去救火，他就把枪收起来了。这个电影我读本科的时候看的，看到这个细节我非常懊恼，我读小说的时候怎么没注意这个细节呢？怎么看得这么粗心？其实《战争与和平》是没有这个细节的。这个细节可以说是好莱坞模式的，我们拟想一下，在西洲的作家中谁有可能用这种方式来写？雨果。雨果的《九三年》革命者追杀一个反动派、一个恶魔，可这恶魔从火里救出一个小孩。革命者后来把他放走了，按照雨果的思想，革命之上得有人道主义，这个恶魔也是杀人无数，突然一发善心，顿悟或是其他，救出一个小孩来，那就不能杀他了。电影里拿破仑一说救火，也不能杀他了，这个模式是有点相似的。而且在西欧小说家里边，托尔斯泰说对他有重大影响的就有雨果，还有一个是狄更斯。我们再想一想，用狄更斯或者雨果的方式来写这个小说会是怎么样的？托尔斯泰没有用雨果的方式来讲故事，为什么？ 

　　假如奥斯汀或者雨果来写娜塔莎和皮埃尔的故事，会怎样写呢？会怎样处理处理娜塔莎的结局？《战争与和平》中，经过一次沉重打击的娜塔莎慢慢在领悟生活。后来她做的事情越来越有德性了。拿破仑兵临城下了，莫斯科大火，罗斯托夫举家逃离莫斯科。她一开始用了非常巧妙的办法使得家里的好东西能够装得更好更多。她本来不干家务，现在她能想出办法在地毯里面裹上东西，裹得严严实实的一卷，又不占空间，女仆都很佩服她。到后来伤员们要求搭这个车一起走，面临破产的罗斯托夫老头是很好心人，跟老婆商量，老婆说：不对啊，我们家里已经很穷了，你要把我们的家产全都搞没了，我不同意。这时候娜塔莎第一次顶撞母亲，斥责了母亲：这太荒唐了，应该士兵带走。结是留下一辆车带士兵，再后来把什么东西都搬下来，装着满满的士兵走了，娜塔莎这个人物已经不太只考虑自己了，是顾及他人的。安德烈受伤回来，她跑过去看他说，请原谅我。安德烈说，什么原谅？我爱你，我比以前更加爱你。然后娜塔莎伴随着他，而且非常考虑安德烈的情绪。以前听人们说，陪着伤员、陪着病人的时候最好是打针线活，病人看了你，会有一种非常安宁的感觉，娜塔莎就不断地打针线活。安德烈正在死去，而且他自己感觉到在慢慢死去，睁开眼睛看到娜塔莎非常安静地在打针线活，他在宁静中死去。这以后是娜塔莎的弟弟战死，消息传来，母亲悲恸欲绝。娜塔莎日夜陪伴母亲，寸步不离。成了这个家庭的精神支柱。
　　皮埃尔不是在娜塔莎达到这样的精神境界之后才爱上她的，也不是在娜塔莎堕落的时候为了阻止她堕落而想娶她的。这种宗教式的故事也许是雨果或者陀斯妥耶夫斯基愿意讲的。《白痴》里的梅什金公爵就想娶一个受苦而堕落的女子，把那女孩吓坏了，她说他爱的是苦难，不是我。陀斯妥耶夫斯基与雨果的差别是，他小说里的圣徒虽然四处奔忙，但再也没有干预事件的能力了。好莱坞电影版的《战争与和平》让皮埃尔包揽了全部阻止娜塔莎堕落的行动，俨然是一个英雄，但在小说中他只是做了一件奇怪的事，为了保护娜塔莎的名节，用钱让阿纳托里走人。但皮埃尔爱上娜塔莎却与苦难和堕落的主题无关。娜塔莎在事故之后灰头土脸。她参与了宗教仪式，有一回在家里一个人唱歌，皮埃尔进来听到了，娜塔莎有点不好意思，说总得活下去吧，所以唱唱歌。皮埃尔一看到她，就爱上她了。又觉得不对，表示要走了，以后不来了。娜塔莎说，为什么连你也要离开我？皮埃尔在心里说：假如我有很好的长相，假如我是自由的，那我一定娶你。这种爱情无法上升到宗教意义。
　　小说结尾娜塔莎的形象，让宗教徒甚为失望，宗教哲学家梅烈日科夫斯基很讨厌托尔斯泰这样安排人物的结局。她变成一个没有个性的普通女子，养了一大堆孩子，也不唱歌，也不打扮了。客人在的时候，会拿着有黄斑的尿布跟客人讨论小孩的身体问题。她披头撒发，好吃醋。她要求丈夫皮埃尔以后不要跟别人私下约会会，别吃饭。而丈夫看一下别的女子，她就不高兴。她妒忌心就很强，妒忌索妮娅，妒忌女家庭教师，丑的美的她都妒忌。她拼命地生孩子，照料孩子，管住丈夫。她完全回到了家庭。这哪里是奥斯汀、雨果等人的方式？托尔斯泰和他们大相径庭。为什么托尔斯泰这样处理人物？
　　皮埃尔这个形象，可能令人想起雨果小说《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这也是托尔斯泰非常喜欢的一部小说，在雨果那里，冉阿让是善的化身，拥有巨大的感召力量，不仅能宽容恶，还能克服恶。那个一直在追捕他的警长沙威，后来落到革命者手里，面临死亡。冉阿让却把他放了。沙威非常困惑，“你为什么放了”？冉阿让说“你不明白？不明白。我太遗憾了。”这个原本坚定、坚决、冷酷的警长被震撼了，在赛纳河边走来走去，思来想去，想不通，跳河自杀了。这种力量在《战争与和平》里并不存在。雨果赋予他小说中的最杰出人物以干预某种事件发展的进程的能力。狄更斯的小说里也会出现一些善人，这些善人可以收留、解救一些处于苦难的人。使得世界好像还可以让人活下去，从简·奥斯汀到狄更斯再到雨果，小说家坚持使用德性的原则来评判小说中的人物，在善和恶的界限里表态、说话，也在小说中用有德性的人来影响事件的进程。可是，狄更斯的后期，会发现他这样的努力越来越不行了。狄更斯越来越绝望。而雨果越写越抽象。直到后来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把这个维度放弃了。作家不再直接说话了，作家自己的声音慢慢沉默了。小说只能是客观地记录外在事件和人物，或者，应该是像科学家研究科学一样，对人物和事件抱纯客观的态度。不存在作家用自己对人物的独立判断写小说的可能性，自然主义的宣言就是放弃这个，只是客观的、像科学一样研究这些事物。
　　从西欧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角度看，假如是巴尔扎克或左拉，会对《战争与和平》中的什么故事感兴趣？也许巴尔扎克会对一心往上爬的保里斯的故事感兴趣？但我们阅读《战争与和平》的时候，保里斯太容易被我们忽略了。如果用左拉写《娜娜》的方式，对《战争与和平》里的哪个女性感兴趣？娜塔莎不合格。这里边比较相近的应该是海伦，海伦和娜塔莎完全是两回事。假如左拉要写这样一个海伦的话，他肯定会说海伦是被托尔斯泰妖魔化了。海伦坐在那，手搭在靠椅上面，然后摇着扇子，微笑地看着别人，一副贵妇人的样子：瞧我多么美啊，我可能会属于你的，也可能属于别人。我们看小说的人要喜欢海伦绝无可能。可在小说里边海伦被很多人所喜欢。托尔斯泰没有兴趣在感性层面上展现海伦如此大的魅力。皮埃尔向海伦表达爱情场景，处理得很滑稽。两个人坐着，没什么话，皮埃尔想着，她很美，我是不是爱她呢？后来他要拿什么东西，不经意靠近了她的胸脯，闻到了她胸脯散发的某种气息，晕眩了一下。这晕眩并没有被大写特写。我们读小说的时候一点也没感受到任何晕眩。后来被瓦西里太生硬地促成了：哦，孩子啊，我很高兴，你爱上我女儿啦！然后皮埃尔想，我是爱她的。这太滑稽了。肉欲、身体的需要，托尔斯泰不是不知道，但没兴趣去展开，用卢卡奇在《小说理论》的一个概念来说，没有兴趣去赋形。它没有感性的形式和内容，只有观念。比如在共济会的时候，皮埃尔反思自己说，我目前还不太能过的就是美人关，情欲。可在小说中，皮埃尔的行动并没有受情欲的支配。惟一一次大概就是娶了海伦。但我们根本不知道皮埃尔究竟如何被海伦吸引，与海伦有什么样的肉体欢乐。小说根本不这样写。我们也都知道，阿纳托里和娜塔莎的关系就是情欲关系，但这关系也没有被赋形。娜塔莎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热爱生活，非常新鲜地面对一切新鲜的人和事。但她不是一个散发着情欲气息的人。海伦应该是这么一个浑身散发情欲气息的人。但任何读小说的人都不会嗅到这种气息。我们只知道她爱和男人调情，她生活不检点，我们也知道很多男人被她吸引，甘心拜倒在她裙下。可我们读小说的时候根本不会被她吸引。海伦的死写得也很滑稽。海伦有丈夫，她困惑的是，现在有两个求婚的人，我应该嫁给谁？嫁给一个，可另外一个也很好；嫁给另外一个，可这个也很不错。外交官跟她说，你嫁给老的，等他死了以后，再嫁给那个年轻的。最终，郁闷而死。这种写法，从自然主义角度看，岂不是太妖魔化了？托尔斯泰写情欲，完全是一副高高在上，不屑一顾的姿态，根本没想仔细描摹，客观探究，这和自然主义不一样，和西欧的后期浪漫主义也不一样。《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情欲描写还是挺充沛的。它讲述一个人物的成长史，到最终人老了，情欲也差不多没了，然后他获得安宁了，做一个梦，渡过去了，这个形象完成了。可是中间他遇到很多很多的情欲事件。少年时候，教一个小女孩弹钢琴，忍不住吻了小女孩的手指头，从此情欲开始，一发而不可收。后面是一长串的情欲史。最终升华。情欲和财产欲望，都被滑稽化了。比如瓦西里的荒唐行动，他在别祖霍夫老公爵临死时与老公爵的外孙女搞了一个阴谋，想一同占有遗产。另外一个人又参与进来了，是保里斯的母亲，她发现通过帮助皮埃尔就可以从皮埃尔那里拿到钱。接下来是公爵小姐和她抢公文包，抢遗嘱的故事。
　　近代世界包含的两大欲望，财产的欲望和情欲，它们在托尔斯泰这部小说里存在，但没有被赋形。这却是西欧小说处理的核心问题。换言之，从简·奥斯汀开始，已经发现有这么一个近代欲望出现了，而这种近代欲望需要通过某种道德的或宗教的力量去克服它。她派小说里的理想人物去跟它对撞，克服它；到了狄更斯、雨果那里，不断地寻找高尚的善良的力量，不断寻找克服的方法和途径。但是，这种力量似乎越写越抽象，越写越不能说服人，而欲望的力量却越来越庞大。在简·奥斯汀那里这种力量能够被赋形。所谓道成肉身，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能看到这种人，或者说，作者和读者都相信在生活中有这样的人，而且这样的人还能影响别人。奥斯汀写的是相对独立的庄园。到了狄更斯笔下，是大城市环境，这种环境下要写能感召他人的有德性者的故事，就比奥斯汀困难多了。雨果小说，客观地说，一厢情愿的成分更多了。大都市在发展，欲望在发展，用小说写一个克服欲望的故事已不再是有什么意义的行为了，这样的写法，只能说明写作者跟不上时代，不理解时代，只能说明你沉迷于幻想，只是在编造梦幻而已，而这种梦幻可以让小市民作阅读消费用。欧仁苏写《巴黎的秘密》，读者趋之若鹜，马克思冷冷一笑。最终是欲望不断的胜利，不断的成长，“恶之花”遍地开放，宗教和道德的力量层层后退。
　　所以到最后，这样有道德自主性的作家，而且全知全能的作家，说到哪可以判断到哪的声音，越来越弱，弱到最后左拉登场了。他必须把人的某种欲望非常细腻地写下来。左拉的现实行为有德雷福斯案件中“我抗议”的壮举，被中国人记住。很多人在打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旗号，在说明西欧知识分子多伟大。但左拉不在小说中指指点点，议论这议论那，这因为议论起不了什么作用，现在应该做的是用科学的办法写小说，不再一厢情愿用想象的力量干预社会进程。
　　我们回过头来再总结一下，以西欧文为标准对托尔斯泰的批评里面包含着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质疑他作为传教士的存在，把作为文学家的托尔斯泰和牧师般的托尔斯泰区分开来；第二个是质疑托尔斯泰在小说内部的大段传教士般的议论，这两个层面不一样，一个涉及到托尔斯泰的其他活动，另外一个涉及托尔斯泰写作的一部分；第三个是质疑托尔斯泰小说结构和人物的安排，主要指他为了写事件，放弃了对核心人物的丰富描写，再有就是散漫的结构，里边塞进了无关宏旨的大量生活细节。但这三个方面的批评其实并没有抓住核心的差异，那就是，诗学的，把握世界方式的根本差异。托尔斯泰不同于奥斯汀，不同于狄更斯，不同于雨果，不用于巴尔扎克，不同于左拉、福楼拜。不是因为他浪费了大量时间从事非文学的活动，也不是因为他爱在小说中发议论，也不是结构不严谨。这些都不是根本的差异。根本的差异是存在于感觉世界的方式、表达世界的方式上。
　　三 
　　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中国很红火。也带动了中国文坛对所谓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关注，一时间有很多的翻译和研究。白银时代让中国文坛看到了与通向革命和社会主义之不一样的文学存在。《日瓦戈医生》讲述了一个欢迎革命到远离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历程。日瓦戈医生曾高度赞美过俄国革命：“多么了不起的手术，巧妙的一刀，一下子把多少年发臭的烂疮切除掉了，这种无所畏惧，讲求彻底的精神，是我们民族固有的精神。”这种声音在当时俄国作家中很普遍。但当革命真的来临后，不少作家失望了，绝望了，乃至自杀了。鲁迅有过类似的对俄国革命的赞美词，鲁迅也非常关注叶赛宁这样的自杀者。鲁迅独特的地方在于他对革命的疑问没有导致他放弃革命。日瓦戈医生选择了远离革命。返回到日常生活中了。他引用了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诗句“我现在的理想是有位女主人，我的愿望是安静，再加一锅菜汤，锅大就行。”从革命的眼光来看，这是市侩主义的生活方式。一男一女，一锅菜汤，锅大就行。中国有一位翻译家在《日瓦戈医生》火爆于中国的时候，就表示过对这种市侩式的选择的不满，他说如果高尔基是海燕，那帕斯捷尔纳克只是一只麻雀。
　　在《日瓦戈医生》里，有一段日瓦戈的日记说：在俄罗斯作品中，我最喜爱的便是从普希金到契诃夫的传统——天真，他们不是谈论人类的最终目标和他们自身的解放。他们不是不懂，但他们很有自知之明，他们不空谈，也无须他们去谈；而另外一批人，果戈里、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为死亡做了准备，他们很不放心，一直探询人生的意义”。
　　这一个段落被作家王蒙引用过来，教育上海的一批主张人文精神的学者们。1994年王晓明先生等人在上海发起了“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这是中国大陆知识界面对1990年代大转型最早发出的批判的声音。人们把大转型中出现的问题，概括为“人文精神的失落”。如果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人文精神的失落”这个词本身，和这个词用来概括的某种现象之间，存在着差异性的，正如有人在当时批评过的那样，这个词无助于讨论社会经济状况的变迁，讨论者也没有考察“人文精神”和“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后两者存在的历史条件。所以这个词并不足以描述大转变期间的中国经验。但王蒙当时要指出的是人文精神、理想主义的危险性。正好当时有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张承志，他一面批判知识分子迎合时代、迎合市场的倾向，一面高举有伊斯兰宗教背景的理想大旗，清洁的精神。这让王蒙等知识分子很不安。正好，那时候日本出了沙林毒气案，是奥姆真理教干的。王蒙马上写文章暗示人们要思考在中国是否存在类似奥姆真理教的土壤。
　　其实我本人也写过批评张承志的文章 ，那文章的一个主题就是分析张承志的理想主义的危险性，原稿写得很厉害，后来被《上海文学》的编辑删除和修改了一点。这是199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那就是将精神、道德、理想主义和专制、极权连在一起，思考这两者的相关性。以此来分析革命的现代基础和必然的后果。所谓道德理想过的覆灭、所谓乌托邦此岸化的灾难，都是在讲述这个主题。这已经构成一整套知识了。在这种情形下，托尔斯泰的小说外的传教士部分，小说内的大段议论部分，总而言之，与西欧方式相异的部分，又一次被重新理解。问题不再是浪费才华，问题演变成了，它是一种危险的存在。
　　直接通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表述这个问题的，就是伯林的《刺猬和狐狸》，收入在他的《俄国思想家》里。这著作1980年代后期在台湾出版繁体字本。19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出现了伯林热，满大街都在谈论积极自由、消极自由，这书在大陆传播开来了。大陆简体字本迟至2003年才出版。刺猬与狐狸的二元对立，在大陆早就传播开来来了，其影响力，并不亚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这一对概念。很明显伯林是倾向于狐狸的，他把狐狸描述得非常美，把刺猬描述为愚蠢而非常吃力的，吃力而不讨好的方式，而且可能和反动派和专制主义连在一起。他甚至把一个反动分子梅斯特加进刺猬的行列，而且还加上考据，从托尔斯泰日记、托尔斯泰的行动和《战争与和平》里说明梅斯特对托尔斯泰的影响，从历史观，到战争观，两人都很相似。狐狸是多元的、对很多日常生活的现象会感兴趣的、精神头十足的、非常饱满的，托尔斯泰里面最好的部分其实就属狐狸的。而刺猬是一元论的，妄图寻找根本解决方案的，因而是排他的，极权的。就像他用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让中国知识分子作出选择一样，他一对举刺猬和狐狸，人们纷纷选择，我要做狐狸，我要做狐狸。海外华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李欧梵的声音喊得最响，他以《狐狸洞话语》风闻海内，以至于我看到他的名字，就会想起狐狸。
　　伯林高度赞美托尔斯泰的狐狸属性。他说托尔斯泰的艺术没有晦蔽不明之处，他的宇宙没有沉暗的角落，他的小说天光澄澈。他天性是狐狸，对日常生活、个人细节、对生活的感悟能力是超强的。可问题在于托尔斯泰天性是狐狸，却自信是刺猬，他要干刺猬的工作。所以他对屠格涅夫的劝诫不感兴趣。
　　伯林对托尔斯泰的赞美与批评几乎是历史上西欧对托尔斯泰赞美与批评的集大成者。而且更系统化，达到了更高的境界。他以西欧为立场，反思西欧。他以西欧的方式理解托尔斯泰，他也将他所批评的托尔斯泰的刺猬属性，概括为西欧知识。他从托尔斯泰那里看到他赞同的和反对的，他赞同的是西欧的，他反对的也是西欧的。因为正是在西欧哲学里第一次出现了他所说的那种系统地表述整个世界的起源、发生和发展的思想。他把他所认为的托尔斯泰的刺猬属性也作西欧化理解，就是黑格尔式的，寻找第一动力的，一元论的。这两部分都是西欧的。所以他对托尔斯泰的批评不妨碍他也引用伍尔夫对萧伯纳的指责来说明这个事情。以赛亚·伯林说，“她指责他们是丝毫不解生命之真实何在的盲目物质主义者，他们误认外在的偶然世界、个体灵魂之外无关紧要的层面，所谓社会经济政治现实才是构成一切的现实因素，而不知道平凡日常的、络绎不绝的私人资料，如个体经验，个体间的特殊关系，个体的颜色、气味、品味、声音、运动、爱恨、激情，难得闪现的洞识，使身心变化的刹那等等才是实在。” 为什么一个现代主义者可以这么说，社会政治经济和我个体灵魂无关？ 为什么社会政治经济被排斥在实在之外？
　　这样的阐释方式，把问题转移到西欧文学内部的对立来了。从萧伯纳和吴尔夫之间的对立，可以发现某种西欧的内在分裂。在伯林的表述中，伍尔夫会认为所谓社会政治经济是个体灵魂之外无关紧要的层面。事物分裂成两面。一个是和个体灵魂非常紧要的特殊的个人经验，气味、品味等等，我们可以加上潜意识、无意识、梦境等等，一个纯然的个体世界，这才是实在的，是个体灵魂所在；而相反，个体之外的社会政治经济是和灵魂是无关紧要的。我相信，我们大家很多人与伍尔夫分享了这种感觉，这种感觉也内化在我们内心当中。哪些跟我的个体灵魂有关系呢？普鲁斯特、卡夫卡恐怕和我个体灵魂有关系。而另外一方面，像萧伯纳所写的社会问题剧跟我个体灵魂没有什么关系了。换言之，情况似乎变成这样了：关注个体灵魂的人好像已经没有能力去关注社会问题了，而关注社会问题的人好像也没有能力关注个体灵魂了，因为他们解释事物的方式完全不一样。
　　这说明在西欧世界里出现了一个单独的空间，这个空间里能够感受到的是纯然的个体的一切，而相反外在世界的所谓社会经济政治离开这个世界比较远，我可以不关注这个太外在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怎么发展和变化的已经与我没有什么关系了。
　　这个空间在1860年代，也就是《战争与和平》写作年代，在西欧出现了。简单地说，1848年革命以后，法国出现了第二帝国，巴黎成为世界首都，文人向巴黎云集。都市文化、出版业等等非常繁荣，慢慢出现独立的写作者，独立的写作者和以前那些直接在经济社会里跌打滚爬而出人头地的作家大不相同，他是由出版业、文化商业慢慢支撑起来的。我们称这类人为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不是资本家、银行家，也不一定在工厂企业里干活，而有别的国家所提供的领域可依附。这里面最自由的是作家。本雅明说这些人在游来逛去，是逍遥者、闲逛者，当然这个闲逛者也在找市场，可是闲逛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可游离的。雷蒙德·威廉斯说这样的作家，在遭受出版商的盘剥的时候，也会产生与无产阶级感同身受的体验；也可以继承贵族文化价值而获得新的身份认同，蔑视资产阶级；当然也随时随地准备抛弃一切投入到市场的怀抱。他们今天大呼革命，明天就可能诅咒无产阶级，后天可能认同国家。因为这些联系都是松散的，游离的。可以和很多东西接上联系，也可以一夜之间中断联系。对世界的感知是多元的、自由的，像伯林所说的狐狸。也可能是极端的、一元论的，从狐狸变成刺猬，并不太困难。
　　卢卡奇研究从现实主义到自然主义的变化的时候认为，下一代作家和前一代作家不一样了。前一代作家是和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捆绑在一块运转的，巴尔扎克对社会经济状况有直接的经验。而下一代作家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境里，不再需要为了生存而与社会其他阶层人的相处，也不需要在写作之外投身于股票金融交易。一个中产阶级写作者不再迫于生计而进入工厂。也许他会以观察者进入工厂，旁观劳苦大众，但他已不是参与者了。比如左拉。其他阶层的人，变成了大街上的风景，进入闲逛者的视野，刺激诗人的灵感，比如波德莱尔。在此，个人灵魂和外在世界是可以区分来开的，政治经济不再具有实在的意义。当然，这些需要在西欧帝国的产生、完善而导致的新一轮的分工而得以说明。在作家对政治经济丧失兴趣的同时，政治经济学也变成了经济学，不再关注劳动者和资本家的灵魂问题了。就连马克思主义也发生了内在分裂，一部分人转而认同国家，搞起修正主义来了，而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和变革的立场。
　　但这种状况并不发生在俄罗斯。托尔斯泰并不是西欧意义上的职业作家，他根本不用以写作为生。莫斯科虽然有他的住宅，但他不可能离开农村。他是一个文学家，可是又在干别的事情，比方说，他居然热衷于人口调查。俄罗斯那个时代出现了一批巨人般的作家、思想家、音乐家，但并不固守在分工意义上的职业领域。作曲家一边创作交响乐，一边写关于妇女解放的论文，而他家里收留了一大批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对于托尔斯泰而言，其他阶层的人，特别是农民，绝对不可能化为大街上的风景供他观赏，以刺激创作灵感。对于托尔斯泰而言，他不得不认真思考农奴制的改革问题，不得不认真思考作为贵族阶层一员的他的未来命运，乃至不得不批判东正教会在俄国变化中的所作所为，因为这一切都与托尔斯泰有关，和他的灵魂有关。恰恰与所谓的刺猬属性没有关系。
　　卢卡奇在《托尔斯泰与西欧文学》谈到一个法国评论家对西欧态度的反思。他说这有点像拿破仑自信能征服俄罗斯，在莫斯科觉得亚历山大的沉默很丢脸一样，“这种态度正是法国小说家对待《战争与和平》的态度，要它按照我们所谓的古典形式那样去写。”伯林的态度也是如此。拿破仑按照他的设想出征俄罗斯一样，他有个计划，向首都进军、大战一场、占领首都、签订合约、班师回朝，五部曲。可问题是，就像拿破仑必然失败一样，这样阅读必然失败。拿破仑在莫斯科感觉亚历山大不可思议。应该跟我谈判了，我已经到首都了，我已经攻占莫斯科了，你完蛋了，应该跟我谈判了吧。亚历山大不理他。库图佐夫派了一个使者见亚历山大，亚历山大问，我的士兵现在状况怎么样？使者说，我们的士兵非常恐惧。亚历山大很吃惊，我的士兵居然是这样的吗？不可能吧？使者说，我们士兵的恐惧是担心你由于仁慈而和拿破仑签订了和约，使得我们不能复仇了。使者很幽默。亚历山大说不会的，我坚决和人民站在一块。拿破仑想不到会这样，拿破仑一开始出征西班牙，后来出征俄罗斯非常恼火那里的游击队，后来施密特写的游击队理论里面谈这个问题。托尔斯泰也讲这个问题，他说这有点像欧洲比赛击剑，而俄罗斯这位剑手突然把剑放下，操起大棒跟对手打，不管三七二十一，一直打到怜悯对手为止。这是一个不符合欧洲规范的击剑方式。任何以西欧职业文学分工的标准来要求托尔斯泰，以西欧一元和多元的哲学矛盾问题来概括托尔斯泰的所谓矛盾，都忘了托尔斯泰是可以随时操起大棒和你对打的非职业剑手。对于托尔斯泰而言，写小说的同时，构想农奴制度改革，讨论俄国的出路，都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与狐狸和刺猬之类的问题根本没关系。
　　四
　　在文坛上充斥了伯林声音的时候，谈论卢卡奇的观点是更有必要的。这是一个被中国文坛遗忘很久了的思想家。
　　卢卡奇在1944年写过一篇文章《托尔斯泰和西欧文学》。卢卡奇很早的时候已经把俄罗斯的文学作为克服西欧文学的、更高级的文学现象来看待。这和西欧作家用他们的标准来检验俄罗斯正好不一样。卢卡奇的逻辑也是西欧的逻辑，可是他把这个逻辑反向运用，不是站在欧洲的角度，以西欧为标准来理解托尔斯泰，而是反思的、批判西欧的方式来理解托尔斯泰。卢卡奇引用一个诗人的作品：
　　左拉、易卜生、托尔斯泰
　　一个全部身心用于雕饰文字
　　一个还没有完全腐烂
　　只有一个还比较健康
　　不仅仅卢卡奇一个人将托尔斯泰看作是对西欧的超越。人们会感觉到他作品蕴含的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和极其丰富的现实。卢卡奇1848年革命以后，西欧的文学被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所笼罩。一批作家的悲观情绪发展为虚无主义。一批作家，特别是在德国的，与丑陋的现实妥协，陈腐而颓败。托尔斯泰给西欧吹来了一股清新之气。
　　卢卡奇说，在那些以西欧文学为标准而否定托尔斯泰文学价值的人，在阅读托尔斯泰的作品的时候，也会被后者打动。他举法国作家雷麦特为例，雷麦特认为法国作家取材和结构都比俄罗斯作家高明，可是阅读托尔斯泰震撼了他这个心灵。他说：“仿佛他在重新发现人类，于是人们就原谅了他那种文学，而从中获得了信心，并且希望它无论如何不要消亡。”重新发现人类者这一点很重要，这意味着托尔斯泰与西欧文学有完全不一样的人性基础和世界观。
　　为改变西欧这种面对托尔斯泰的矛盾态度，卢卡奇提出必须要对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探索出一个新的更广阔的概念，跨越传统法国小说和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小说的观点。卢卡奇的诗学观点将艺术创造与作家的世界观结合起来，并探究了小说新的诗学方式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
　　我们大约能理解西欧作家的矛盾想法。因为，以前面所说的为例，为情欲的赋形托尔斯泰就做得很差，而且他似乎不屑于这么做。西欧文学在表现情欲，托尔斯泰没有。《红与黑》里边，于连的情欲世界写得多么细腻，他和德·瑞纳夫人一点点的交往，一个晚上、一个晚上，一点点接近，非常细腻，可托尔斯泰讲阿纳托里与娜塔莎的交往，极为简略。可是，从新的人性基础看，这不再是托尔斯泰的缺点，“托尔斯泰的伟大在于他从不对任何低级的肉欲主义做任何让步，他展示给读者很多不愉快的东西，但没有一件会使你的官能混乱。” “一个完美的艺术家，心如明镜，明辨是非，道德均衡”。这样的作家，不是冷冰冰地客观地记录外在事物的人。有人这样批评左拉，赞美托尔斯泰：“如果一个小说家，仅仅偶尔见到我，注意到我的外表、言谈举止，也研究了我住屋的家俱陈设，并且还搜集了一些关于我的品评流言，那又怎样？在这些基础上他怎么了解我生活中的真正悲剧呢？但是托尔斯泰所描述正是这些本质的东西”。科学主义的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掩盖不住这样的事实，作家与他的对象之间不存在同呼吸共命运的社会基础和人性基础，他只是旁观者，
　　卢卡奇说最根本上面，托尔斯泰对文学和生活关系的看法与西欧人有着不可协调的、根本的差异。正好是这个差异，导致了新的文学的诞生。卢卡奇把俄罗斯的这种文学作为一个新的文学的诞生来看待，这个新的文学不能用西欧的方式来表述，因为托尔斯泰头脑里边塞满了农民的愿望；但也不能说托尔斯泰的标准就是农民的标准，因为托尔斯泰同样把农民愿望和不足、所有一切全都展现出来了。这不构成托尔斯泰小说的全部价值。托尔斯泰有更加伟大的人格和灵魂，这个灵魂和人格保障了托尔斯泰的文学是为人类的幸福而服务。俄罗斯作家布洛克说托尔斯泰的伟大一方面是勇猛的反抗，拒绝屈膝，另一方面，和人格力量同时增长的是对自己周围的责任感，感到自己是与周围紧密连在一起的。
　　卢卡奇提到罗曼·罗兰在《托尔斯泰传》里面所谈的：真正的艺术就是把我们所知道的所有人内心真正善良的品质表现出来。卢卡奇说，罗曼·罗兰在探索托尔斯泰现实主义的本质过程中开始反对福楼拜的自然主义。罗曼·罗兰说，“只有太阳的光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心灵的光亮，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体现在他每个人物的身上，因为他是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待他们，他在每个人身上都找到了可爱之处，并能使我们感到我们与他们的友爱的联系，由于他的爱，他一下子就达到了人生根蒂。”
　　托尔斯泰的写作有这种不是很抽象的责任感，就在于他感觉到了他自己和周围的人紧密的连在一起，而这个连在一起的方式在小说当中也是通过发现人的善良的品行，从人物身上找到可爱之处，并能感到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友爱的关系。另外一个作家霍普特曼是这样说托尔斯泰的：“托尔斯泰突出众人之上的，并使他成为过去一世纪的圣者的是，他那种无法抑制的帮助别人的要求，他怀着热情表达他的要求，这种热情震撼了世界，并使一切反对都默然无声，这个事实非常重要，托尔斯泰已经成为一种和解的象征，成为一种思想。”
　　而这个境界在个体主义培养起来的中产阶级写作里边是缺乏的。
　　最后，卢卡奇把托尔斯泰作为通向直达社会主义文学的桥梁。卢卡奇启示说：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不仅仅把托尔斯泰作为单独的一个作家来看待，而要把他放置在俄罗斯的整个革命民主运动的脉络里边来理解，把托尔斯泰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谢德林联系起来，而且把托尔斯泰和列宁、斯大林、高尔基联系起来。而这个发现的角度要把整个的俄罗斯文学，从普希金、莱蒙托夫到果戈里、别林斯基都看作是托尔斯泰在这条路上的先驱。
　　这和帕斯捷尔纳克所说的话完全不一样，帕斯捷尔纳克发现俄罗斯有两条传统，而相反，卢卡奇发现，托尔斯泰代表的俄罗斯之路是指引我们的路标，而这个路标直达俄罗斯的革命和俄罗斯的一个新世界的诞生，这是卢卡奇写作的政治动机。

　　卢卡奇早年苦苦思考卢卡奇当初苦苦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欧洲的出路在哪儿，西欧文明的出路在哪儿。“谁将把我们从西方文明的奴役中拯救出来？”这是早年他的《小说理论》回答的问题。这本书有一种全新的诗学观念，在卢卡奇那里，诗学方式的变化和发展是人类在历史上感知和把握世界方式的集中体现。《小说理论》的开头写道：
　　星空就是人们走的和即将要走的路的地图。在星光朗照之下，道路清晰可辨，那是一切令人感到新奇又让他们觉得熟悉，既险象环生又为他们所掌握。世界虽然广阔无垠，却是他们自己的家园。因为心灵深处燃烧的火焰和头上璀璨之星辰拥有共同的本性。
　　这是卢卡奇笔下的史诗时代，以及史诗时代的诗学方式。这话是用来回应康德的：“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康德要做的是要给近代世界立法。问题在于，在康德时代，头上的星空已经没有内心的道德法则的含义了，所以这两者分开了。他说“康德的星空现在只照耀纯认识的黑夜，它不再照亮任何独行者脚下的路，因为在新世界里做一个人总是孤独的。并且内在的光只是为了漫游者的下一步提供了安全的根据和它的幻觉，再也没有光从里边照向事件的世界，照进那个对于心灵而言是一个陌生者的巨大的复合体。”到近代的时候，人们发现光只在我心灵里边了，这个世界不再是光源，也就是人和世界的关系不再是我们玄想当中的史诗时代的复合体，心灵的火焰只在我的内心里边，与星空没有关系。这个世界和我的内心发生了根本的对峙。
　　卢卡奇寻找超越近代世界的路，期望返回史诗时代的路。和俄罗斯文化接触，和托尔斯泰接触，让他看到了希望，马克思主义学说，十月革命，让他看到了希望。在《小说理论》中，他把托尔斯泰小说看作是最大限度向史诗超越的形式。他说托尔斯泰：
　　他向往一种建筑在紧密与自然相连的简单人们的共同情感的群体之上的生活。向往一种依偎于自然的不朽韵律的生活，向往一种伴随着自然生生死死节拍而动的生活，一种屏弃了狭隘分裂分离破碎僵硬的非自然形式的生活 。
　　对于信仰了马克思主义的卢卡奇而言，托尔斯泰的诗学方式是与社会主义文化相通的，因为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共同体文化，或者用早年卢卡奇的话来说，内心的火焰与星辰有共同的本性，人不再是一个无助的孤独的个体，不再是感应不到他人痛苦的视他人为地狱的个体。
　　五
　　梅烈日科夫斯基在《托尔斯泰与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中这样论述托尔斯泰作品的特点。此书1902年完成，他说，托尔斯泰写作当中，有一种对人作为肉体存在的发现和兴趣，而相反，在纯精神的领域，他说的话很空洞。这样的判断和西欧太不一样了，托尔斯泰对西欧来说，是精神，太精神了，太没有肉体了，太缺乏情欲了。
　　梅烈日科夫斯基举了不少例子。安德烈的太太，这个人有点庸俗，但有可爱处。死得很无辜，很痛苦。梅烈日科夫斯基说托尔斯泰抓住她身体上的一个特性：上唇比较短。重复了多次。一般读者不太能注意这样的小的地方吧。可小说中确实不止一次这样写，而且上唇还有点小胡须。
　　小说里面还有一个人物：普拉东。梅烈日科夫斯基提示道，托尔斯泰着力描写普拉东圆形的身体。他的身体表现是圆的，形，脑袋是圆的，后背是圆的，眼睛是圆的。皮埃尔甚至感觉到这个人的气息当中都有某种圆的东西。也许这里有什么象征意义？他要讲述的是一个自足的农民世界。
　　还有一个例子是娜塔莎。打猎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个野性的娜塔莎，她敢策马飞奔。而这个野性的娜塔莎，落到结尾的时候，也是肉体性的存在。像通常所说的俄罗斯大嫂。不断地生，一大堆孩子围着她，她自己长得胖胖的。梅烈日科夫斯基还举了一个例子，是讲皮埃尔和娜塔莎久别重逢以后，在玛丽雅家里，他跟玛丽雅说话，看到旁边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女子，他不知道她是谁，说着说着，说到娜塔莎的时候，玛丽雅笑了，“知道她是谁吗”？这个带有专注目光的这张脸像长了锈的门一样困难而费力地打开的时候，微笑了一次，从这扇门打开的时候，那股早已被遗忘的幸福突然发出气息，向他团团袭来，发出的气息把他抓住，把他全然淹没，她微笑了，这就是娜塔莎，他以前爱过的人。玛丽雅说，“你难道认不出来了吗”？在这里，娜塔莎在沉默中的微笑是很有身体感的。梅烈日科夫斯基说，这个小说里边连动物也会说话。狼会说话，在小说里面很奇怪的。被包围以后，狼说，我怎么走？往前冲还是往后退？
　　又有一个娜塔莎的远亲大叔，会弹琴的远亲大叔，说了一连串他的人生哲学——我死了以后青草长成一片。他非常自得其乐的。
　　梅烈日科夫斯基抠字眼抠出了一个问题。他认为，在托尔斯泰那里，人的肉体性、整个大自然，动物、青草，等等，都是可以脱离上帝的光芒独立存在的。梅烈日科夫斯基强调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差别。在陀斯妥耶夫斯基那里，整个世界的可爱就在于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爱这些动物、这些生物、所有的人，就是爱上帝的体现。可是在托尔斯泰那，却有一个自足的、不是由所谓的圣光所笼罩的存在。我死后青草一片，那你死的意义是什么，灵魂怎么超越啊？这样一种农民式的生存居然给托尔斯泰带来非常大的启示，这种生存里边有肉体性。人性，动物植物的动物性和植物性没有被克服。只有克服了以后才能和神性相遇，回过头来，你再爱这些动物植物，那是有神光的。没有经过上帝光环的照耀，是不对的。梅烈日科夫斯基接着说，当托尔斯泰一旦达到说纯精神领域的时候，语言非常抽象。皮埃尔说，我要做一些于他人有用的事情，很抽象。安德烈被炸弹一炸，一下子看到天空，这一段并不空洞。多么美妙的天空啊，和这个相比人类的一切都矮小了，都没有意义了。第二次，他面临死亡的时候也写得感性。炸弹在前面旋转，在呲呲冒烟的时候，他在想，我不想死，我爱这大地，我爱这青草，我爱这蓝天，我不想死……他被运到救护所，醒来一看，旁边睡着他的情敌阿纳托里，腿锯掉了——还是肉体性——这个时候他不再会用一种看情敌的眼光看他，不再排斥或者轻蔑这个可怜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在思考，思考生命的意义，我活着就是为了爱，爱他人、爱生活。这儿说得抽象了。当娜塔莎过来了，向他表示忏悔，请原谅吧，他觉得这个不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了，他说我比过去更加爱你。整个场面挺感性。可这个爱是什么爱？是圣爱吗？还是你的残存生命力表达的肉体之爱呢？“我比从前更加爱你”，这个“爱”是有点模糊的，是没有经过最后拷问的那个爱。这个爱表示的是对人的日常生活的一种肯定，也包含着对某种欲望的肯定。所以她在编织东西，他老看着她。安德烈生命一点点消失，然后他发现爱的要义在于奉献，可这里又说得非常非常抽象。这一点被梅烈日科夫斯基抓住了。托尔斯泰一旦将笔下的人物往上帝光照的精神领域推的时候，确实表达不生动。我们知道，在宣传托尔斯泰主义的时候，也是非常抽象。这个问题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说明按照最纯正的宗教要求来说，托尔斯泰被打上一个问号，确实，他不是教会的，也不合格，陀斯妥耶夫斯基合格。而且托尔斯泰是被东正教会开除掉的，被打上了疑问，他不是标准的宗教徒。
　　撇开立场不谈，梅烈日科夫斯基的说法还是值得关注的。他所说的托尔斯泰小说的肉体倾向，当然不是指情欲的肉体，是指没有神性贯穿期间的世俗性质的一切，所以他会把肉体延伸到作品对动物的描写，对青草的看法等等。
　　托尔斯泰说近代思想对他有重大启示的是卢梭。因为卢梭有一个关于自然和社会的二元对立思想。自然是善的，而社会扭曲了人性。人生来是自由的，但社会给人戴上了枷锁。这种思想可以导向西欧浪漫主义的世界观，蕴含着对社会全面批判的可能，并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指认“自然”。不仅仅大自然是“自然”，情欲也可以被指认为是一种自然状态，平等的价值观也可以归为“自然”。这种思想可以引发革命，也可以将近代社会的某些东西再度“自然化”。它能让诗人甘心为弱小民族的解放斗争而洒热血，也能让诗人在情场上不断追逐女性。但浪漫主义的方式不是托尔斯泰的方式。卢梭给予他的重大启发在于，他借此可以思考近代化进程之中农民的生存方式及其价值。梅烈日科夫斯基所批评的托尔斯泰小说的肉体性，存在于这种生存方式之中。《战争与和平》里边打猎，到大叔家吃饭、弹琴、跳舞，欢乐、友善、自足。托尔斯泰对这种生存方式长期关注，并力图以此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观、历史观。这是他完全不同于梅烈日科夫斯基以及在思想上和梅烈日科夫斯基高度一致的“路标”派的地方。托尔斯泰也在讲上帝之爱，但梅烈日科夫斯基和“路标”派不关注农民及其在近代化进程中的命运。并这些东西不能用上帝之爱完全给化掉，这点也正好式托尔斯泰超越“路标派”的地方。
　　《战争与和平》的一大主题就是要回答，为什么来自西方的拿破仑失败了，为什么俄罗斯胜利了。整个战争故事和作品中的大段议论都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抛开议论，我们当然也能欣赏这个故事，但无助于理解整个作品的一个重要层面，那就是对西方世界观、历史观的批判。也就是说，《战争与和平》隐含着与西方思想的艰难对话，如果抛开了议论部分，这个重要内容会被忽略。
　　托尔斯泰亲自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后来他阅读历史学家对这场战争的描述，很不以为然。在写作和修改《战争与和平》期间，他也阅读了大量西方对1812年战争的描述，在小说中他反驳和嘲讽了西方的历史观念。他贬低了战争中最高层的人，拿破仑、亚历山大皇帝在他看来都不能影响战争的胜负，最高处是最不自由的，最受制约的。库图佐夫被描述为俄罗斯英雄，但托尔斯泰没有兴趣讲一个伟大英雄拯救俄罗斯的故事。小说没有写他有什么出众的才能、智慧，只表现其一点：他是一个顺应了人民意志的人。在写作过程中，库图佐夫的形象有变化，原来被写成一个好色之徒。由于反差较大，西欧人容易抓住这一点说事。但无论形象改变多大，托尔斯泰的历史观念没有变化。
　　简言之，他通过叙述1812年战争，发现了人民。
　　小说从1805年的申格拉本战役开始。库图佐夫带着部队越过涅曼河到奥地利境内，第一件事情是要检阅军队。团长要求士兵换衣服，来一个传令兵说库图佐夫要求士兵们别换衣服。库图佐夫似乎不想让奥地利皇帝知道我们的士兵有多少精气神的。因为库图佐夫对跑到奥地利境内的这场战役信心不足。他也拒绝自己的军队主动向奥军靠拢。拿破仑军队把奥地利军队打垮了。 缪拉跑到桥边，正碰到奥军要炸桥。缪拉说我们两个皇帝已经开始谈判了，不用炸桥。奥军一停，缪拉率领军队冲过去了。奥军覆灭，投降。库图佐夫命令后撤。他让巴格拉齐昂——一个俄罗斯的英雄，一个坚决的爱国主义者——带领四千军队抵抗十几万大军。为库图佐夫赢得时间。这个时候安德烈觐见奥地利皇帝回来，要求参加这次战役，被库图佐夫拒绝，说好军官我也要，巴格拉齐昂能带一半人回来已经不错了。历史上，这场战争是非常残酷的，它意味着库图佐夫愿意用四千人的生命换来军队的后撤。缪拉元帅又一次故技重施，看到巴格拉齐昂又说，咱们两个皇帝在谈判，咱们等一等。缪拉是以为遇到了主力，想让自己的后续部队上来，可以一口吞掉。巴格拉齐昂将计就计。拿破仑知道后大发雷霆。惨烈的战争开始了，巴格拉齐昂居然实施反冲锋。1960年代，苏联导演邦达尔丘克把《战争与和平》搬上银幕，在表现这场战争时，将巴格拉齐昂的形象刻画得严肃、威武、勇敢。这是俄罗斯的英雄，战后有颂歌赞扬他指挥下的军队一人能挡住三十人。可是在小说里面，它着重刻画的是图申大尉指挥的炮队。这是个农民。他鞋子都不穿，军纪不整，叼着个烟斗。他拍拍这个炮说，我的老处女，别给我丢脸。打到最后，保护炮队的后备队也撤了。长官命令后撤，炮兵们说太奇怪了，撤什么撤？继续打。安德烈跑过来命令撤退，他知道自己犯错了，非常害怕的。撤走时，他又把受伤的尼古拉带上，很友好。后来巴格拉齐昂质问图申为什么丢了大炮，图申又是惊恐万状，安德烈为他辩护，这次战役的成功应该归功于图申和他的炮队。
　　把战役的功劳归于下层官兵，这不是历史学家能得出的结论，却是托尔斯泰坚持的。
　　奥斯特里茨战役失败——库图佐夫在战前就知道肯定失败，他在战前会议上居然睡着了——库图佐夫被解除职务。巴格拉齐昂自然成为俄罗斯人追捧的英雄。罗斯托夫要在俱乐部招待巴格拉齐昂。他其实已经入不敷出了，但心地善良。为款待英雄而大摆筵席。有趣的是，这个款待英雄的场面，托尔斯泰并不怎么有兴趣，他把故事悄悄转移到皮埃尔和多洛霍夫的矛盾上面去了。托尔斯泰似乎没把他看成怎么大的一回事。
　　1812年的彗星出现了。俄罗斯的总司令是巴克雷将军，这是一个德国人。他和巴格拉齐昂两个人指挥两路军队。巴克雷总是往后撤，巴格拉齐昂非常恼火。一路退到斯摩棱斯克。两军本想在此地汇合，联合抵挡拿破仑军队。可是巴格拉齐昂来晚了。斯摩棱斯克失守，大火焚烧了斯摩棱斯克。巴格拉齐昂向皇帝写信对巴克雷将军表示不满。库图佐夫担任总司令。然后出现了改变整个战场命运的波罗迪诺战役。
　　托尔斯泰让皮埃尔亲临这场战役。他写的是皮埃尔眼光里边的战争，所以有很多局部近景。巴格拉齐昂就是在这场战役中受伤而死的，但小说只侧面提了一笔。他写的还是一个炮队，在南线的小山头上的炮队。这些下层战士们像狂欢一样开炮。这种人不像皮埃尔那样的去思考，他的生存方式和整个世界观和皮埃尔完全不一样，他们对死亡也有恐惧，但面对死亡的方式又不是皮埃尔能理解的。一个炮弹打过来，他们大叫，擦着头顶而过，他们大笑，说，炮弹找步兵去了。皮埃尔遇到了另外一种人。完完全全是另外一种人。在正史里面，要突出的是库图佐夫的战役布置能力。这在小说里也提到一些。比方说一个愚蠢的参谋长看到有一群兵躲在山后面，他很不满，而把这群人调到前面去。但这是不对的。因为这个预备队是要等战争打到一定程度再出击的。正史里面会称赞北线骑 兵 的反冲击，打扰了拿破仑阵脚。正史写 道 法国军队，会谈起拿破仑得了感冒，战役布置出了问题，主要表现为他在最后不敢使用人数有两万之多的近卫军。托尔斯泰对这种历史解释不屑一顾，他讽刺道，说拿破仑如果派出近卫军会怎样怎样，等于是在说如果春天变成秋天会怎样。拿破仑没派出他的近卫军，不是因为他不愿意这样做，而是因为不能这样做。法军所有的将军、军官、士兵都知道不能这样做，因为低落的士气不允许这样做。他也根本不同意将战事的胜负归因于战术布置。因为战场瞬息万变，当一个消息传到统帅那里的时候，战场上的局面也已经变化了。他把波罗迪诺战役的胜利归因于俄罗斯人民在拿破仑侵略后逐渐形成的精神上的积聚。俄罗斯在一路退却的过程中集聚了精神能量，到了波罗迪诺的时候，俄罗斯付出了比法国军队更多的生命的代价，但在精神上打败法军。
　　在小说里，库图佐夫主动撤出战场，继续后撤，甚至不愿意守莫斯科。托尔斯泰眼睛里的库图佐夫，是顺着大自然的运行规律而行动的。他的智慧体现在他的顺从。他一路退却，而等待着俄罗斯人民在悲哀、愤怒中集聚力量。中间有一场战争库图佐夫根本不想打。他能做的就是等待。一直等到派人来求和，他回答说人民不会答应。一直等到拿破仑撤军，他像驱羊一样赶着法军往前走。沿着斯摩棱斯克大道，一直赶到涅曼河。他没想阻击、包围，只愿意这样赶。因为杀死很多人俘虏很多人没什么意义，连俄罗斯军队也吃不饱，养不起俘虏。可是他手下想争名夺利的几员将军开始恼怒库图佐夫，而且亚历山大皇帝也讨厌库图佐夫，因为到了涅曼河他停止下来了。这样的方式不能给俄罗斯国家带来更多的国家荣誉，他被剥夺了统帅权力。
　　皮埃尔留在拿破仑兵临城下的莫斯科，化妆成车夫形象，带着枪，想行刺拿破仑。但当有人向法国军官开枪的时候皮埃尔阻止了他，还和法国军官一起吃饭。莫斯科发生大火，皮埃尔救了一个小孩，又看到法国士兵在抢俄国女人的东西，皮埃尔这个时候力气大派用场了，两个人打起来。法国士兵就把他当成纵火犯抓起来了。在这整个过程中，托尔斯泰笔下的皮埃尔变成一个自由人。这意思是说，他跟财产脱离了关系，他彻底离开了原来的社会关系。他以前的社会地位、乃至他的名字、身份都起不了任何作用。这时候他认识了农民普拉东。一个给他带来启示的俄罗斯农民。他的欢乐、他的俗语，他理解事物的方式皮埃尔完全不一样。他非常开心地讲一个事情：一个商人被控杀了人，被抓进监狱，直到这个商人老死之前，他还在跟别人说，不是我杀的。旁听的一个犯人哭道，说这人是我杀的。抓错了，要放人，可这个人已经死掉了。这个题材跑到西欧文学里可以被提升出荒谬的主题。可这个普拉东没有连感慨也没有。他是如此顺从命运的安排，没有任何抗议的。他和大叔有点相似，一切依从命运、依从自然，快乐，透明，普拉动式的生存。可你会发现，用梅烈日科夫斯基的话来说，他没有个性，他是众人里面的一个普通人。最终娜塔莎也没有个性了，俄罗斯的一大群妇女都是这么生存的。这肯定会让西欧文学遗憾的，但在托尔斯泰那里，表现人的个性，根本不是他的目的。
　　在小说的结尾，皮埃尔对妻子说：“我的全部思想只是，如果坏人能聚合在一起并形成一种势力，那末好人也应该这样做。”道理就这么简单。这句话在邦达尔丘克导演的电影里被作为核心观念出现在片头。如果结合这段话，看《战争与和平》，看托尔斯泰的所有写作，那我们不妨说，托尔斯泰追求的是一种共同体的理想。这种共同体不以民族国家为界限，它的基础也不是抽象的上帝之爱，人类大同。托尔斯泰拟想过理想的社会是哥萨克似的生存，人们一起劳动，关系平等，一起分享食物，有美丽的舞蹈、琴声陪伴着，四周是广漠的草原，阳光，春夏秋冬，一代又一代这样快乐而安逸地生活着，和谐、善良，没有膨胀的私欲、没有导致罪恶的权力。托尔斯泰的历史观也可以被概括为，设想人类如何走出历史，走向宁静的东方。但这种说法还是不能概括托尔斯泰文学和思想的特点。他对共同体的追求和他对农民的关注息息相关，无法分离。农民对于他而言，不是浪漫主义式的前现代美好形象，也不是驻留在未来乌托邦里的善良人们。而是自1850年开始，就伴随着托尔斯泰文学写作和思想历程的一群活生生的人。从《一个地主的早晨》开始，农民就是托尔斯泰需要理解、必须牵挂，应该联系着他们去思考俄罗斯命运、知识分子走向的一群活生生的人。托尔斯泰写了很多询问“我们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办”的文章，它们大多是从谈论农民、谈论底层人生存开始的。托尔斯泰的灵魂并不体现在独自一人关在房间里看墙上的斑点而沉入玄思，也不体现为受肉体的蛊惑而研究人的无意识、力比多，而是体现为在与农民交流、交往中理解对方，在理解的过程中重新思考自己的一切。人们经常说他的主题是“贵族的忏悔”，这样的概括非常容易被整合到宗教文化中去，而遗忘了农民的生活给他带来的灵魂的震撼。他在大街上遇到了乞丐，他惊奇于乞丐之多，而去了乞丐人群所住的地方。他利用人口普查之便走街穿巷寻找大都市里最贫困的人们。他的思想在面对他们的时候慢慢发生变化。起初，他以为他们就是一群需要帮助的人，整天哀愁，嗷嗷待哺，所以他口袋里装着钱，散尽为止。但在交流、观察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另外一个世界，他们也有他们的欢乐，有他们自足的精神……从这里开始，他能将一切价值翻过来，重新思考我们应该怎么活，我们应该怎么写作，文学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他的《忏悔录》也是这样写成的，对照土地上劳作的人们，看自己的灵魂。如果他心中没有装着土地上的劳作群体，《安娜·卡列妮娜》也就不会这样写。如果以西欧的方式来阅读，这篇小说只需要讲述安娜的故事就够了，似乎小说是在讲述一个情欲的故事一样。我们会觉得列文在乡村的故事有点枯燥无味。但托尔斯泰的兴奋点根本不体现在但安娜与渥伦斯基的交往上面，他无意于以他们俩的恋爱为基础来玄妙思人生、人性。令他苦苦思考的问题是，列文及其土地上的人们是否能应对一切都翻了个个的时代的挑战。西欧作家又一次责备这篇小说的结构问题，同样，又一次被托尔斯泰拒绝。
　　如果普拉东的形象塑造还不够生动。那到了《复活》，一个和贵族世界相异的巨大存在生动地体现出来了。这小说容易被压缩为贵族忏悔的故事，但在我看来，《复活》更大的贡献是写了玛丝洛娃，一个有尊严的底层女子形象。狄更斯或者雨果的方式很容易写成善良的体面人解救和收留了受苦的下层女子。但是在《复活》中，聂赫留朵夫虽有解救之心，却并没这个能力。而他的解救和忏悔，也被玛丝洛娃所拒绝！玛丝洛娃最终不是找他，而是找到了一个革命者。聂赫留朵夫被边缘化了。这整个过程中，忏悔的聂赫留朵夫得到的远远不只是需要忏悔的启示。晚年的托尔斯泰所写的《哈吉穆拉特》，把主人公比喻为经受致命摧残后的野草所开的花，也许梅烈日科夫斯基可以将此归为肉体性的呈现，而判断托尔斯泰离宗教精神很远。但与梅烈日科夫斯基和路标派不同的是，托尔斯泰心中所装有的农民和底层世界，他们没有。
　　1990年代初，路标派在中国很走红，如同伯林一样，中国知识分子加入到了冷战之后对社会主义的反思之中，这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环节。与此同时，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文学也大量译介进来。这些都是反思社会主义的资源。路标派产生于对1905年俄罗斯革命的反思中。知识分子震惊于革命后的混乱、极端、灾难，1909年布尔加科夫、别尔嘉耶夫、弗兰克等人出版了论文集《路标》，批判导致俄罗斯爆发极端主义的思想根源，批判革命所显示出来的道德虚无主义，要求知识分子回归俄罗斯宗教精神传统。用路标派的导师辈人物梅烈日科夫斯基的话来说，历史走到了尽头，一切都不再可能，只有超越历史，回归宗教才是真正的出路。
　　但是，托尔斯泰拒绝了路标派的思想主张，他批评说，他们并没有回答俄罗斯人民最关心的问题，“怎么办”？而“人民”这个词和这个词所指的群体，却是路标派拒绝的。所谓人民，不过是流氓、流浪者和刁民。《路标》说：“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权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而路标派想与之修好的东正教会，早就把托尔斯泰开除出教会。同情托尔斯泰的人们向教会求情，说明他的思想完全不离经叛道，而托尔斯泰发表声明，强调他和教会的不可调和的差异。与路标派谈论道德、精神、自由，虚无主义，极端主义相反，托尔斯泰谈论的是被当权者和资本家捕杀和压榨的死难者，是对整个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否定，他甚至点名批判斯托雷平。他同样反对暴力革命，但与路标派不同，他完全知道政府使用的暴力与革命暴力的区别。在两重暴力的夹缝里，他发明了托尔斯泰主义，那基本思想体现在他写给辜鸿铭信的内容里。但是，托尔斯泰主义并不能概括托尔斯泰的全部思想，甚至不能概括托尔斯泰晚年的所有言行。这一个重要问题，是由列宁强调说明的。
　　列宁看出了托尔斯泰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差别，他说自由派既不相信托尔斯泰的上帝，也不赞成托尔斯泰对现行制度的批判。列宁也看出了托尔斯泰的内在矛盾，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中说：
　　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信仰基督的地主。一方面，他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提出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所谓俄国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当众拍着胸脯说：“我卑鄙，我下流，可是我在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身；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现在只吃米粉饼子。”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疯狂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神父代替有官职的神父，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
　　从革命的角度看托尔斯泰，还是两分法。但这种两分法与西欧文学和思想对托尔斯泰的两分法截然不同，他同时肯定了被西欧文学和思想区分开来的两个方面，既肯定他清醒的现实主义文学，又肯定了他对俄罗斯体制和资本主义的无情揭露。他排斥托尔斯泰的宗教主义倾向，不是因为他如伯林所担忧的那样，会这种思想会导致极权，而是认定这种思想妨碍了革命。
　　但是，更重要的是，列宁指出了托尔斯泰文学和思想的社会基础，列宁继续说：
　　托尔斯泰处在这样的矛盾中，绝对不能理解工人运动和工人运动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绝对不能理解俄国的革命，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托尔斯泰的观点和学说中的矛盾并不是偶然的，而是19世纪最后30多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条件的表现。昨天刚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宗法式的农村，简直在遭受资本和国库的洗劫。农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旧基础，那些确实保持了许多世纪的旧基础，正在异常迅速地遭到破坏。对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不应该从现代工人运动和现代社会主义的角度去评价（这样评价当然是必要的，然而是不够的），而应该从那种对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的抗议，对群众破产和丧失土地的抗议（俄国有宗法式的农村，就一定会有这种抗议）的角度去评价。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所以国内外的那些偏偏想把他学说中最弱的一面变成一种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是十分可怜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要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矛盾条件的镜子。一方面，几百年来农奴制的压迫和改革以后几十年来的加速破产，积下了无数的仇恨、愤怒和生死搏斗的决心。要求彻底铲除官办的教会，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和占有制度，清扫土地，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阶级国家，——这种愿望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每一个历史步骤，而且毫无疑问，托尔斯泰作品的思想内容，与其说符合于抽象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这有时被人们看作是他的观点“体系”），不如说更符合于农民的这种愿望。
　　在中国语境里讨论托尔斯泰的宗教是困难的，我们也从来没对托尔斯泰主义有过兴趣。值得注意的是，列宁一直强调托尔斯泰的独特之处在于，与其说符合抽象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不如说更符合农民的愿望。列宁还在另一篇文章里指出：“托尔斯泰是用宗法式的天真的农民的观点进行批判的，托尔斯泰把农民的心理放到自己的批判、自己的学说当中。”前面提到卢卡奇的文章里，是强调托尔斯泰有超越农民的更伟大的灵魂和人格，这个灵魂和人格保障了托尔斯泰的文学是为人类的幸福而服务。但列宁的话更能让我们知道这种灵魂和人格是怎样磨炼出来的。托尔斯泰会说问题不是我们去教育农民，而是农民教育我们。这很像社会主义时期改造知识分子的先声了。和我们现时代的观念不一样，托尔斯泰从《战争与和平》到《复活》，农民、底层人，不仅仅是他观察和叙述的对象，更是他通过自我反思和否定而充分吸收他们精神、价值的过程。吸引托尔斯泰的不是作为个体的农民，而是共同体中的农民。
　　托尔斯泰作品体现出的是共同体的美学、思想和宗教。列宁强调托尔斯泰眼光是“宗法式农民”的眼光，是为了区别前现代农民和组织起来的革命人民之间的差别。但是，受过卢梭等思想洗礼的托尔斯泰坚持的并不是农民的宗法性。托尔斯泰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这些非底层的人，当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这个世界上有农民、有庞大的下层群体，有被剥夺了很多生活权益的沉默的大多数人的存在，当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我们和他们同在一起世界里，他们的生死、他们的命运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应该怎么办？当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存是建立在他们的痛苦的基础上的，当我们发现我们连感应他们的痛苦的能力都没有，当我们发现富足的我们生活得很无聊，很迷茫，而贫困的他们却有着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欢乐。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如何改变现有的文化、文学、社会制度？我们如何改变自己？我们能给予他们什么？我们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我们能否接近他们？我们能否想象一个新的共同体，一个没有我们和他们之等级区别的共同体？他的文学作品、他的政论文章、他的行动，都指向这些问题。只要人类还在寻找共同体，托尔斯泰是必读的。
　　当今的文化主流是主张将共同体打散，使人群分割为彼此无关的个体，并且赞美这样个体生存如何自由、如何美好，如何相互竞争，如何有活力——这种观念支配下，托尔斯泰大概是应该被淘汰的。

　　2007年10月13日于华东师范大学文化研究联合课程，根据录音修改

　　整理者：李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