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40年前中国的历史是自己的历史，1840年后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中国近代以来包括价值观危机等诸多重大问题都与这一根本性变化相关。直到今天，中国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仍然是中华民族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问题。改革开放增强了中国的国力，但在价值观缺乏安全感，民族认同出了危机。未来几十年，中国将有一次空前的机会，真正到了重建自己的文化形态的时候。而将儒家提倡的自强不息的入世精神、个人的价值与国家利益巧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是新时代伦理价值观的最优选择。

一、从历史中探寻中国价值观变迁的缘由与答案

     要考量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价值观变迁轨迹，我们还是要放在中国近、现、当代近170年的大背景下，才能看得清楚。因为这30年，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从1840年到今天这近170年，中国历史跟以前截然两样。1840年之前中国是自己的历史：在地理上相对独立、文化上自成一格。以特有的地理环境、资源条件，产生了中国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政治制度、文化价值观念，并相互配套。这种社会格局自秦汉基本形成，一直到清末，没有发生过根本变革。在农业文明的简单再生产基础之上，历史就像呼吸一样有节奏地起伏，在王朝更替的节奏中不断地重复自己。
    中国的资源条件应该说并不太好，农业文明中基本的耕地都集中在东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始终要努力维持人跟资源之间非常脆弱的平衡关系，而这种平衡很容易会被打破。这就是为什么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是非常强调价值观的民族、中华文明是非常强调价值观的文明的重要原因。强者弱者之间，必须有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价值观念，来维持本来就很脆弱的人际关系，否则，天下大乱、易子而食的情况就会出现。
    再说伦理。例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伦理价值观念，在中国产生得非常早，而且跟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不成比例。西方则是在经济基础非常发达的情况下，才产生了这一套伦理道德。但这并不能代表中国人特别重精神，重精神不是平白无故的。
    中国的传统伦理、价值观以儒家为主。儒家讲究“定分止争”。什么叫“定分”，你就在这儿，他就在那儿，底下的也别太想着上面的，上面的也别太霸着底下的。你们就老老实实地呆在自己的位置上，别动。但同时，儒家又讲究“济困扶穷”，作为对社会各阶层的一种平衡，以免社会底层因为长期的困顿揭竿而起。所以我国古代出现了相当发达的社会保障，比如救荒制度。
    但儒家就完全是定分止争、济困扶穷么？事实上，儒家也认为，社会需要活力、需要流动，社会经济需要竞争精神，所以儒家也提倡“克勤克俭”、“发家致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也很强调入世的一面，也得让社会有活力，让人有一定的野心，让个人有一定的发展。社会在这种竞争中才能保持一种活力，才能推动社会往富裕的方向、往丰富多彩的方向走，这也是人对于幸福、对于财富最古老的要求，深深根植于人性之中。
    但是我们再比较一下，西方有一种东西中国古代没有，那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为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西方很兴盛，在中国却不太兴盛呢？因为历史上的殖民化运动给西方解决人和资源分配问题提供了新的机会，这种机会只有西方有。所以中国的伦理价值的确跟我们的文明格局，以及古代的、尤其是近代以来我们文明的基本遭遇是有紧密关系的。因为西方到了近代，向全世界扩张去了，中国到近代，反而走入了困境。中国文明自1840年起陡然改道：中国历史从1840年前我们自己的历史，变成了1840年后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中国被拖入、被打进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个体系是一个资源体系，是一个等级体系，是一个竞争体系。这是中国历史自近代开始的一个最根本的变化。
    当西方的战舰出现在美国东海岸的时候，印地安人说，这就是神仙下凡！当1840年同样的战舰出现在东南沿海的时候，中国的士大夫看得非常准确，李鸿章说，这是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这个世界体系本质上就是社会达尔文体系，就是丛林原则、就是适者生存。在这个体系里，我们能够留存得下去么？所以说我们中华民族这170年，是从置于死地、置于绝境开始的。当时我们提出“图存保种”，中国社会马上开始了激烈的调整。近代以来种种运动，比如维新变法、改良、洋务、立宪、革命、新文化运动、国民党北伐、共产党革命，以至后来的改革开放，所有的这些东西，最根本的都是要解决中华民族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问题。
    今天是不是还在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在解决!因为今天我们依然面临很多危机。一个大国要崛起，十几亿人要过世界中产阶级的生活，对其他国家就是一种威胁，因为资源有限。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对资源的要求是有一定份额的，你要用这些水、这些阳光、这些石油、这些矿产，那人家还用不用？坦率地说，人家不希望你一个跟头栽下来么？如果机会来了，人家都是乐观其成的。实际上，我们今天还是在一个相当不那么祥和的世界体系里面。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为此，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这么多年来所遵从的是哪些价值观。

    近代以来，我们曾处于民族存亡的大危机中，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基本上是一种“克己利群”，主张个人要做出牺牲，因为中国这条在风浪里行驶的船，翻不翻船都不一定，这时候船上要是再有几个人特别喜欢追求自己的欲望，那显然是不行的，因此一定要对个人的欲望加以克制，而利这个群体。这个群体小则是一个社区，大则就是一个国家。这种价值观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就是时代的需要。所以在电影《色·戒》的问题上，希望大家要读懂一些历史。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说得很清楚：像中国这么一个弱国，我们没别的办法，只能靠牺牲。中国要军队没军队、要钱没钱、要粮没粮，只能靠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所谓枯木朽株齐努力，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得上阵。你王佳芝(电影《色·戒》中的女主角)，对不起，也得上阵；你张爱玲(小说《色·戒》作者)不上阵就得谴责你。家国是虚的么？家国不是虚的，家国就是四万万人，四万万人的利益是一体的。那个时代我们太危险了，所以必须提倡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克制个人欲望，大家都得为大家的事儿多做贡献，要不然大家都得灭亡。
    抗日战争年代，有很多国民党部队包括军阀部队，同样克勤克俭：像冯玉祥的部队就非常艰苦朴素，容不得一点搞贪污腐化，因为一旦有了这些东西，士气马上就萎靡，仗就打不了。共产党为什么能胜利，就是非常清正廉洁。去延安参观回来的人都说，那里就是另外一个社会，给人一种非常清新、刚健的感觉，就是能够凝聚人心士气。再看国民党那边，总是用军用飞机运自己的猫啊狗啊，那就是用价值观的炸弹在轰炸自己。老百姓当然要把命运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大家需要这样的党，这样的党才能保障大家的利益。共产党取胜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认同这种克己利群的价值观，能够给中华民族带来最大的利益。
    革命胜利之后，我们迅速地搞超英赶美，大家都勒紧裤腰带，拼命地干革命。但是我们站起来了么，我们还有很多的方面没有站起来。洋火就没站起来，因为还叫洋火，洋油、洋伞也还没有站起来。世界就是一个竞争体系，没有自己的工业、没有自己发达的经济，还是要落到后头，人家的枪炮还是要打过来。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能代表大家利益的党，带领大家在世界的丛林里继续往下走。所以解放以后，在价值观上基本还是对个人利益不那么放松，还是提倡集体主义、英雄主义，还是得靠英雄。关键的时候得要有人站出来牺牲自己，整个群体才能活下去。当然，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是英雄，这是办不到的，但是每个人都要尊重英雄。所以我们说郑萍茹烈士（《色·戒》王桂芝的原型），我们要认同人家是个英雄，不能说英雄跟叛徒人性上都差不多，都追求七情六欲、男欢女爱。这不一样，有些人就是放弃了七情六欲，赵一曼就放弃了、郑萍茹也放弃了。很多人都放弃了，跟你张爱玲不一样。我们不能被坏的思想绑架，我们要认同好的；我们可以知道自己做不到，但是要尊重英雄。只有这样，这些人才能拉着我们的车，大家才能坐在车上往前走。
    解放以后，钱学森、邓稼先这些科学家就是秉承着这样一种价值观。在当时美国的科学体系里，他们已经很有学术地位，但他们坚持要回来。这种放弃个人利益为了国家利益的做法，应该得到认同和报答。报答不一定是钱，要使他们获得尊重，这就是价值观。克己利群这种价值观在新中国的前几十年都是存在的，是要让中华民族在这个并不友善的世界里得以生存发展。
    有些人认为，解放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价值观单纯讲理想主义，实际上，我们是把个人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很好地嫁接在一起了。邓稼先们没有个人的追求么，不可能没有，但说到国家民族又会让他们激动，让他们可以放弃个人利益而回来，为祖国奉献一切。邓稼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跟杨振宁是同学。后来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奖，应该说这是个人成功的价值观的一种体现，他得到了学科传统最高的承认。杨振宁1971年回国访问时曾问邓稼先：“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科学家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看后痛哭流涕。这个痛哭流涕很复杂，因为他明白，邓稼先们是把一个民族给托起来了。个人成功绝对比不了为一个民族而成功，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家科学院的一个灯泡发出的光亮，远远比不了中国罗布泊上空蘑菇云的光彩。杨振宁获得了个人的成功，他发现邓稼先也是一种个人的成功，但这种成功是和民族的成功绑在一起的，这种荣誉感要大得多。在那个时代，儒家提倡的自强不息的入世精神，将个人的价值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很巧妙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新中国的成就与此密切相关。
    可为什么文革又失败了呢？文革失败是中国现当代史上一件最大的事情。文革搞得太过火了，一下子让很多人有了普遍的幻灭的感觉。1975年开四届人大，周总理重申“四个现代化”，现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这掌声说明，大家希望回到经济建设的路上去。文革十年我们的经济发展落后了，改革开放就是重新回到经济建设的路线上。
    这时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价值观的变化。近代以来的价值观基本上是克己利群，当时的说法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技救国，说到底都是为了救国，都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但是完全不顾个人利益，我们推动一件事的动力从哪来？危机感、牺牲精神，这些当然是重要的，但个人想成名成家、出人头地，应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动力。问题是要将个人利益的冲动与群体利益有一个巧妙的结合。
    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大家也说“为中华崛起”如何如何，但实际上是走了一条个人主义的路。这时候的个人主义就是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以往我们靠集体主义英雄主义，这是“德”，到这时候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以后靠“才”了。靠“才”对不对，当然也对。因为这个时期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切身感受来说就是和平时期，你过于强调让大家奉献、牺牲自己，历史就开始反弹了。比如说文革十年，所有的电影里没有谈恋爱的，中国的文学作品里没有谈恋爱的，这就跟《色·戒》这种片子的出现形成了对立统一。当年是一个极端，现在是另一个极端。历史的钟摆当年往那边摆得太高了，所以今天就往另一个方向使劲地摆，今天可以坦率地说：我们还是没有完全走出这个历史的反弹。
    要想让钟摆平衡，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应该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的特点，把两种价值观都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结合得特别好，特别巧妙。1977年恢复高考，那就是个人命运和自己挂钩，人们一天到晚就在上各种课，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位置，于是你追我赶，大大加强了社会活力竞争力。这时候就开始出现工具理性了。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强调个人主义、个人欲望。作为过来人看，这确实带来整体的提升，社会的确显得非常有活力，也没有什么歪的斜的，大家就玩儿命干吧！工厂就搞革新，图书馆根本抢不着座儿。但随着城市改革后开始搞商品经济，另外一种价值观就慢慢进来了。王朔的小说里曾经反复描写了这个时期的社会生活：一些文革中所谓的精英阶级，发现恢复高考后社会经过重新洗牌，自己的社会位置已经排到后面去了。他们首先特别不满，再加上文革把原有的价值观破坏了，他们就成了无拘无束的一帮人，开始进入市场经济。渐渐地，价值观开始变化了，“利”出来了。“利”的对立面是“义”，“义”就是集体主义，甚至包括正派的、健康向上的个人主义。健康向上的个人主义就是要有他的道，他要取之有道。但是讲“利”的时候，各种手段都可以来，为利所驱动了。
    当时的知识精英也还是说我们要走个人主义路线，但我们的个人主义不是不择手段的，对做买卖的还是看不上。但看不上呢，钱还是被做买卖的挣去了。所以当经济变化的时候，社会必然跟着变。我们看欧洲的历史，看巴尔扎克的小说，资本家有了钱，先带着钱到贵族的家里把人家的小姐娶出来。但你看中国的明代、清代社会，的确是经济地位跟社会地位长期的不重合。你再有钱，我进士的闺女不嫁给你商人的儿子，这是中国社会一个传统。但到了这时候，开始变化了，知识分子也感到这种变化将要到来了，非常不满。他们希望呢，经济地位也归我们、社会地位也归我们，但是现在呢，经济地位跟社会地位分离了，经济地位归做买卖的了。
    1992年一大批知识精英下海，出现了很多儒商。人只要一做起买卖，只要一唯利是图那就都一样了，都是不择手段了，都是无商不奸了，都是工具理性了。原来还有一半价值理性的影子，就是我也要个人成功，也要弱肉强食，但我得走正门，不能翻墙。现在就是告诉你，你也可以翻墙，走下水道都行。知识精英成为商人挣钱去了，一下子就把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尖锐对立给化解了。人钻到钱眼儿里，谁还管你三权分立不分立、民主不民主？这又是一次价值观的重大转型。这时候知识分子接受了商业社会的价值观，“利”放在第一位了。
    改革开放以来，精英主义、弱肉强食的这些价值观，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确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商业文化的进入，逐渐走向极端、失去活力了，弊端也显现出来。这种价值观也就不能继续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今天的价值观迫切需要转型。

二、对中华民族的根本认同发生了危机

    关于现状，简单地说：在今天中国的价值观，缺乏安全感。极端精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实际上给中华民族埋下了危机，很多社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和这有关系。例子太多了，今天非法小煤窑、黑砖窑等等问题，要追究原因，都跟这些价值观有关。今天，中华民族还没有遇到重大遇到危机，今后如果出现危机，怎么办？如果有一天发生战事了，还有人愿意为了国家上前线么？“9·11”发生的时候，美国人排着队下楼，让有困难的人先走，中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么？都是个人主义，不管别人，人跟人之间还有彼此的信任么？所以说中国现在在价值观上，无安全可言。从大家对《色·戒》的反应就看得出来：我为了个人的需求、欲求，国家民族利益完全可以放在一边不管，我自己比什么都重要。那好，发生战事的时候、出现灾难的时候，谁还管集体啊，谁还管国家啊，像这些观点太普遍了。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因为过去对个人欲望压制得太厉害了。但再厉害也已经过去30年了，也不能没完没了什么事情都往那30年上追。这么多年对个人利益还是尊重了吧，个人利益上已经得了多少房子、多少钱、多少机会，已经实现得够多了吧，可有些人还要说，“一座城市毁灭了，一个国家毁灭了，成就了一段爱情。”爱情是好听的，不就是成就了个人的利益么？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担忧的现状。
    一个最基本的，我们对中华民族的根本认同发生危机了。危机从两方面来：一方面是现在有一帮日子过得好的人，说我们干嘛要讲集体主义，我们个人挺合适的，我们还想跟世界接轨呢，我们还有很多个人梦想没实现呢，你凭什么要拿国家这种东西来拦我的路呢？这就是今天很多中产阶级的想法。另一方面来自底层，他们说我们什么东西都被盘剥光了，我们什么都没有，这国家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爱毁不毁，毁了活该。你打仗，让我当炮灰去，我凭什么去？有钱的人觉得你这民族国家妨碍了人家的利益最大化，倒霉的人看不到好处，觉得你是抢劫他了。这次通过《色·戒》这件事，我有幸跟很多人接触，所看到的东西，同样指向民族国家，都是对民族国家不认同，也就是说对这个大集体不认同，大集体的事儿谁也不想管。所以老百姓十平米的平房，坚持不搬走，我就当钉子户，我凭什么吃亏。如果是在认同的基础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究其原因，那就是精英主义、个人主义、唯利是图，这些东西太泛滥了。我们讲市场经济，现在可不只是市场经济了，整个社会生活全部市场化了。再举一个例子，《色·戒》在汤唯之前，曾经找过四个女演员，这四个人都以各自的理由拒绝了。第一个说，“我已经名利都有了，用不着演脱戏了”，这是工具理性不是价值理性；第二个说，“我以前一直是脱，现在刚刚好不容易转型了，不能再走回头路”，这也是实用主义工具理性；第三个说，“我一直是清纯路线，我有固定的观众，现在一下子改了观众接受不了，那我还得失败”，这也是工具理性；第四个说，“我不希望将来我女儿看到她妈妈拍过这样的戏”，只有这个是价值理性。加上汤唯五个人，做个简单的统计，4/5是工具理性，1/5是价值理性。
    如果一个社会到这种地步，这就有问题了。一个社会完全按照唯利来运转，一旦运转不下去，必然分崩离析。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任何危机，那大家每人一块自留地，也行。但人类社会不在试管里，不在实验室里，分崩离析根本不行。美国也得宣传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欧洲也在说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总之，一句话来概括，价值观上，中国缺乏安全感。

三、以自信重建当代的民族文化形态和价值观

    中国改革开放经过30年，有成绩，也有问题。如果用黑格尔的说法，正题、反题，然后走向合题。也就是说，未来的30年我们要走向合题：吸收前30年的利，摈弃前30年的弊，在不断融合、取长补短的情况下，走出一条更好的路。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们的视野应该更开阔一点。1840年以来，中国的近、现、当代史一路看下来，今天中国起码经济上起来了，虽然人均GDP我们还是落后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有了一个总量。未来的几十年内，我们必然有一次空前的机会：中国真正到了重建自己的文化形态的时候。对此，我们应该有信心。过去被我们当垃圾扔掉的东西也许可以盘活，我们不必认为中国什么都不行，今天有这个条件，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试试看。
    当代中国文化形态在今天有机会形成，传统的东西要现代化，西方的东西要民族化，既是中国的，又是当代的。比如传统的诗词，你要让它能说今天的事儿，还要让今天的人觉得说得挺地道、挺到位，有今天的感觉、有今天的气息，这就得做大量的试验。这样试的结果，可能就出新东西了。样板戏就是用一个传统的东西来写中国革命的题材，而且写得很有精气神儿，这就把传统现代化了。试验的前提是有信心，要是认为这些东西已经不行了、已经死了，那它就是不行了、就是死了。这需要不止一个人两个人，而是大批的知识分子都得来做试验。
    只有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才能做这样的实验，以前我们有这样的抱负，但缺少今天的实力。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从西方拿来，我们要让它民族化。把这两件事儿办好了，当代中国的文化形态就形成了。这种文化形态，既是以中国为本位的，又是向世界开放的，而且是有信心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大的文明体，必须自主创新，没有自主创新，中国发展不下去。自主创新一方面要为中国带来出路，另一方面，我们摸索出当代中国好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会给人类历史、给世界历史带来机会。这必须要靠中国新一代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他们要有这种自觉意识，要有这种气度和抱负。
    再谈一点价值观的事儿。好的价值观，我们继续发扬，中国的历史积累非常了不起，这是我们的财富。一个民族走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就要有不同的需要。历史积累就好像是一个大的仓库，需要什么我们都可以找得到。再说这文明境界，西方的文明境界不如中国，他们历史上有精深的技术，但是境界不高。我们有大同理想、天下为公这种很深刻的人道主义，西方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发达，但是在人格塑造上，他们相当简单，就是“我有你没有、我能你不能、我强你不强”。在这些方面我们不必妄自菲薄，也没必要盲目自大，有好多东西我们可以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在未来，首先是知识分子应该建立自信，在重建当代中国文明形态和价值观的大目标下，在人类历史的宏观视野之下，知道当代世界体系是什么状态，知道中国在当代世界体系里面是一个什么位置，这样我们就会有更具体的长期目标、中期目标、短期目标，我们就能有信心、有步骤地结结实实地走下去。

结语

    张文木说过一句话挺好：一个个人的崛起一定是跟一个民族的崛起绑在一块儿的，才能事半功倍。王小东也有一句话说得挺好：中华民族天命所归。这就是说我们的人口规模、历史积累、文明境界，再加上资本主义本身有着深刻的危机，就可能推动我们摸索出好路子来，给世界带来希望，给人类带来希望。当你有天命的时候，就好像天风骤起，每个人的风筝一下就都能上去。没有这种风的时候，那就相当于我们去了澳大利亚去了美洲，我们都只顾个人的，拿着自己的小风筝猛跑，最后跑出一个相对二级风来，你的风筝也就飞七八十来米。但一个民族，当他要为世界历史做开创性贡献的时候，会把所有人的风筝带上天。所以未来几十年，那些看明白世界大势的、想参与世界历史的、有志气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当然，对于我们一直坚持的好的价值观，这也是一个机会。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社会科学》副主编）

● 本文在本刊编辑张亮对作者访谈的基础上整理而成，未经作者审阅。

《绿叶》杂志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