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2005年初，我刊（〈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进行了一项创刊二十年的学术史研究，包括文、史、哲、经济、社会、法学等各科，成就论文数篇，蒙〈云梦学刊〉主编余三定先生抬爱，选发了三篇放在他主持的学术史研究专栏里。不曾想，这种集体研究的喜悦久久不散，直至使我们萌生了研究〈读书〉的计划。这个想法一俟师力斌君提出，立刻得到艾佳慧、张春田、李雪诸君的大力支持。与其等米下锅，何如自己动手？也仗着我们人多势众，各学科人手齐全，于06年暑假即开始了这项多少带点儿戏的计划。事后证明，这个游戏一点也不轻松，尤其是随着出刊时间的临近，以及那似乎是越来越多的文章，愈有些捉襟见肘。掉队时有发生，信心几经动摇，有同仁甚至提出了这样的怀疑：研究到底能坚持多久？好在留下来的人谁也不好意思当逃兵，都咬牙坚持。令人鼓舞的是，中途，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的黄琪轩、钟城、中文系的陈振中等君慷慨加盟，后琪轩君又拉了清华大学的方力维和南开大学的陈小顶入伙，使队伍增至十二人，场面颇有些壮观。组稿实属不易，有时等于逼稿，作为中后期课题负责人的李雪君最有体会，但其中乐趣也不足为外人道也。不管怎样，年底前终于完成了这一不算课题的课题，令大家欣喜。

学术是寂寞的，但并不孤独。北大同学近年来在学术上，颇有些诸侯割据、各自为政的味道，同班、同门甚至同室不相往来者并非少数。合伙吃饭是常事，合作的学术鲜有。此番本刊同仁及几位编外好友同做“〈读书〉研究”的主题合作正是对此而发。

此次研究，最初想从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角度，对《读书》来一个多学科会诊，后来发现，《读书》排斥学科划分，面对许多文章，单学科根本无法下手，而以问题切入，反倒合适。这就是为什么最后的文章大多面目模糊的原因。九篇之中，艾佳慧、李雪、郗戈、薛刚、刘念、高慧芳、陈振忠诸君的文章，都是单干，而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研究是黄琪轩、钟城、方力维和刘小顶四位名符其实的合作，黄君是此次项目唯一的包工头。四人合写一篇，并非水平有问题，实在是版面有限，被编辑部限定字数而致。师力斌君的导言，也只能是一个挂一漏万、勉强充数的篇什，算一篇感想倒更合适些，本来想在文学方面进行一个大的研究，但材料太多，只好放弃。

面对出诸已手的文字，我们不敢奢望什么成果和学术水平，只敢将它看成一次学术拉练，希望以此摸索一下学术史的套路。无论水平怎样，赤膊上阵的快感毕竟比跟在同学身后催稿要多些。如能得到方家的指点，那就更是喜出望外了。

导言：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师力斌

    写一个像模像样的导言非我所长，尤其本组文章所涉及的知识面我远未具备，这个所谓的导言只能是冒充。本组文字共十篇，大致从文史哲、经济、政治、法律、社会诸学科视角出发，梳理了《读书》二十八年来的文字（《往事与随想》一文限制了时间段），以话题为主，兼及分析办刊理路及背景交待，试图勾勒这本刊物二十来年的整体面貌，并揭示细部的脉络。这里只简略交待一下，详细内容还请诸位阅读各篇。

无论有多少漏洞，我都想说，这些分析和研究相当有益，甚至不乏真知灼见。艾佳慧的杂志经济学分析，陈振中的作者群研究，郗戈的形象学讨论，薛刚的“超历史”解读，刘岩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批判，黄琪轩、钟城等的政治学观察，高慧芳的黄裳个案描述，李雪简短犀利的社会学剖析，刘念的经济史爬梳，都显示了一干年轻学人的学术活力。虽然不敢说将该杂志一网打尽，但捕捉到的问题无疑深有启发：陈振中敏锐地提出了《读书》中“九叶诗复出”而“朦胧诗缺失”的现象，刘岩发现“后来被视为“新左派”代表的学者曾是这种“保守”的自由主义的积极倡言者”，李雪归结出“去专业化”现象与“政策建议”取向，艾佳慧揭示的“专业化”带来的市场挑战，薛刚独特的“大学史”“遗忘史”的视角，等等，种种问题与思考期待读者朋友去探察。

一

创刊二十八年的《读书》史，既是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社会转型期的学术史、思想史，更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这本在四月的春天诞生的“思想评论刊物”，在“文革”刚刚结束，如陈丹青所言“暴病初愈”的时代（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第102页），无疑顺应了那时如饥似渴的求知潮流。在一种理想主义文化使命的召唤下，《读书》经历了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热潮、经济热潮、商业大潮，最后一头扎进世纪之交的全球化及消费文化的旋涡中。它的理论译介，文人自况，思想论争，历史追忆，学术探讨，大至全球走向，小到考据辞章，尽管路数各异，家法不同，但无不浸透着当代知识分子深切的现实关怀和理想渴望。

《读书》最直接的贡献，当然是它的学术推广，可视作大学生学术的入门读物，由名人或专家组成的教学方队，水平自不必说。但也因此形成了《读书》与读者之间的“师生”关系，显示了一种典型的启蒙姿态。

译介是它的强项。《读书》聚集了一大批翻译高手。冯亦代，王佐良，杨武能，柳鸣九，张隆溪，董乐山，裘克安，赵一凡，李长声，吴岳添等等。其全球眼光最先在译介方面表现出来，而“美国情结”则更为明显。1979年1月1日，中美联合发表《中美建交公报》，《读书》从第一期起，先后发表了大量关于美国文化的介绍性文章，诸如书籍出版统计数字，文学简史，书商，协会，文学奖金，畅销小说，作家人物等等，事无巨细，犄角旮旯都有涉及。《喜读美国短篇小说集》中的“喜读”二字，倍让新世纪人觉得隔代。尤其是董鼎山连续十七年近百篇的“纽约航讯”专栏，仿佛《读书》驻美国记者站，不断向中国读者提供西方文化奇观。2002年北岛“纽约变奏”的偶露端倪，更让人捕捉到剪不断理还乱的“美国情结”，也说明一本杂志与大历史的密切联系。

学术方面的译介更是大张旗鼓。八十年代尤甚，作品，人物，理论，滚滚而来，让人感觉到国门初开时知识界的激动、好奇、迫不急待。先有张隆溪的十一篇“西方文论略览”自83年第4期至84年第3期，一气连载，先后介绍了精神分析、结构主义等十余种批评理论，深入浅出，有相当的规模效应。后有赵一凡“哈佛读书札记”，将丹尼尔·贝尔、霍夫斯塔特、派瑞·米勒、耶鲁批评、法兰克福学派等一并引介，气象也不算小。唐小兵在1986年对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的推介，也有很大影响，特别是他那本译自杰氏在北大的演讲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掀起了一股后现代热。

   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所谓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的文化格局转变，译介方面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制度探讨逐渐多于文化阐发，深入思考多于一般介绍。哈贝马斯、韦伯、哈耶克、福柯、德里达等成为理论的座上常客。

第二个贡献在于它独特的文体。我想叫它读书体。《读书》的定位历来是个麻烦事，因此，这直接影响到它的文体。它既不是专业的学术刊物，也不是大众通俗读物，还非中产阶级白领的时尚杂志，所以，编者时常向作者和读者若口婆心地强调，本刊“不求深奥，只要深刻”，“刊物性质是严肃认真的，文章形式却要是生动活泼的”“不是学术的学术，不是消闲的消闲”，不要太专业，只求能引起外行者的兴趣”，等等。这种多少有些绕舌的否定的辩证法，恐怕真正领会的人不多。但是，我们可以从它的铁杆作者的文章中抽象出来，这便是，有大关怀，却不锋芒毕露，有文人风，却不过分雅致曲折。既有学术功底，又不乏语言才华，是义理、考据、辞章三结合。王蒙、金克木、李零、朱学勤、旷新年等的文章皆可作如是观。读费孝通研究姓氏由来的〈寻根絮语〉，老先生极尽考据之能事，那种穷追和想像让人拍案，金克木的《从〈祝福〉到〈杀夫〉》，更是思接千载，心游万仞，文思的大空翻令人眼花瞭乱，而阿城的〈轻易绕不过去〉（1993，7），更是把学术介绍写成了福尔摩斯探案。王蒙在1989年1月应约开“欲读书结”专栏，从日常语言到苏联小说，到好莱坞电影，再到思想论争，任意驰骋，植根时代，既有语言快感，又能思想文化，很开眼界。类似的“客串”稿、“杂家“谈，都是《读书》最精彩的篇章。陈平原的描述很贴切：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再配上适宜的文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此类文章看似轻浅，实则厚重，非做到深入浅出的学者莫敢问津。实际上，并非所有的文章都能达到这个境界，特别是那些介绍西方学术理论的篇什，很容易名词概念一大堆，让人望而生畏。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界越来越学院化，理想的“读书体”文章日渐稀少，而对于适应了《读者》《家庭》、琼瑶、金庸的读者来说，《读书》无疑更象一副苦药，恐怕大多会敬而远之。但对于那些追求文化品位的人，《读书》又有鸦片的味道，尤当随意穿越学科界限、左冲右突做思想体操的时候，快感递增。文学家谈经济，思想家论文学，实足捧了一本大学通识教材。“读书体”在各个时期侧重不尽相同。八十年代重知识，近十年重学术，九十年代学、识并重。恰当处理学术与好看之间的关系确非易事，尤其身处读者分层日剧的消费主义环境之中。艾佳慧对此有深入的讨论。

第三，《读书》最值得重视的恐怕是在推出话题、引起反响方面。

创刊初期的“笔谈”“通信”等，是推出话题的初步尝试，话题分散，规模尚小。1980年第8期“希望读到更多的外国文学作品”座谈，有十位专家学者，规模明显壮大。后有一系列座谈，如就当时轰动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1]而进行的“有些政治读物为什么不受欢迎”的座谈，还有“薛暮桥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外国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历史小说”等，“座谈”渐成读书组稿的重要方式，后有从1985年第10期到次年第3期连续六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为文学史研究带来了活力和启发（本刊陈振忠的文章对此有较为详尽的论述）。而1994年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则在文化界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反响。

在此一点上，《读书》可谓“思想着的学术”。每期突出一个主题成为编辑思路。八十年代“读书无禁区”的讨论，马恩经典著作的讨论，以及中国近代史、西方现代派、新儒学、自由主义、文化研究、东方学和后殖民主义、年鉴史学派，直至新世纪的市场机制、城乡差别、大学教育、国有企业改革等诸多讨论，都显示出话题设置与社会历史间的紧密关系。“去专业化”（引自李雪《作为〈阳阿〉〈薤露〉的〈读书〉》）也好，“两面受敌的窘境”也好（引自艾佳慧《在“边缘”处感受挑战》），“格局的跛足”也罢（引自黄琪轩等《〈读书〉中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都显示了“天下兴亡，知识分子有责”的关切态度。

二

但在我看来，与其说《读书》象一部当代学术史或思想史，不如说更象一部知识分子心灵史。知识分子主题是其二十八年来的一条主线。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启蒙与救亡双重主题之中，知识分子都是重心，前者，知识分子是主力，后者，知识分子是同盟。从个人角度反思百年知识分子史，是新时期以来知识界的主流。知识分子的历史，用甘阳的话说是，以“光荣的怀想与辛酸的回忆”交织而成[2]。反思知识分子社会角色和历史命运，成为《读书》不绝的主题。而这种反思和表述，则又无不烙上时代痕迹。“从思想改造的‘洗澡’到反右的‘戴帽’到文革的‘牛棚’以至今日之‘倒挂’，是否恰恰与那种时时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社会责任感’本身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自由的理念：五四传统之阙失面》，1989年5期），甘阳在1989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的发问，对五四以来知识分深信不疑的“个人自由”提出了反思。而个人自由问题，又深刻而广泛地与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文化中的自由主义问题纠缠在一起，牵动着无数知识者的神经。十年之后，他又在〈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1999年1期）中，转而强调“弱者的民主，不幸者的权力，穷人的权力，雇工的权力，无知识者的权力”，强调“自由主义权力理论的出发点是所有人的权力”。由89年谈论“个人自由第一原则”到98年强调“所有人的权力”，巨大的理论跨越，与其说是理论上的机会主义，不如说知识者的理论立场，或者说中国的情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知识分子不得不在戏剧性的社会变革中，戏剧性地转换理论视点。王蒙在论《风过耳》时曾说的话，最能代表知识分子的这种反思心态：“我们的伟大国家的知识分子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夹起尾巴做人、向工农兵学习、老老实实地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与改造、作螺丝钉……这些要求可能都是有道理或者曾经有道理的；但仅仅这样还是不那么够的，他们至少还应该奋发有为，勇敢进取，是非分明，堂堂正正，顶天立地，如果没有后一方面的价值观念而只片面地讲前一部分要求，很可能培养出来的不是雷锋、不是华罗庚、钱学森，更不是鲁迅；而是一拨鼠头鼠脑、探头探脑、贼头贼脑、一等诡诈、二等智商、三等学问、等外人格的宫自悦、匡二秋、鲍管谊之流。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精神侏儒的几个小镜头》）。因此，葛兆光的《最是文人不自由》（1993，5）能迅速引起争论就不足为奇[3]，陈寅恪、顾准、胡适、巴金、海卢梭等旧饭不断新炒，也就顺理成章了。无论谈什么，最终都会落到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上来。数量众多的此类自述、追忆、感怀、评介文字，总包含着复杂而丰富的历史记忆，包含着深切而纠缠的现实关照，包含着美好而真诚的对未来的愿望，虽然旷新年点出了此类文字的意识形态背景，认为陈寅恪、吴宓、顾准、胡适等人物“在自由主义的题材下被炒爆了”，被“戏剧化，轶事化”了[4]，但毕竟这些文字将学术与人性捆绑在一起，是《读书》中最性情、最引人的。

作者方面，与其按学科专业划分，不如以身份划定更为妥帖。在“知识分子”这一特殊身份的旗帜下，《读书》集中了几代人：三四十年代的老人，右派“重放的鲜花”，七十年代第一批大学生，六七十年出生的学术后进，还有一大批海外学者。是否可以说，百年来中国的形象是一个屈辱的知识分子形象？这方面的研究，陈振中的文章很有启发，它将其“文学”作者队伍划分为三个群体：30－40年代成名后被压抑的作家、诗人（以卞之琳、柯灵、钱钟书、袁可嘉、绿原为代表），50年代出现后来再次出现于80年代的“重放的鲜花”（以王蒙、钱谷融、王元化为代表）；80年代新秀（如刘再复、陈平原、季红真、张颐武等）。

知识分子主题反映在学术上，便是关于三大人格对象的话语纷争和纠缠：鲁迅，马克思，卢梭（包括三者的对立面所形成的思想者群像，如胡适，韦伯，哈耶克）。三大形象之所以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巨大，引力无穷，除了思想的契合之外，恐怕还有人格上的魅力。是个人解放的鲁迅，还是民族战士的鲁迅？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还是暴力革命的马克思？是自由主义的卢梭还是专制暴政的卢梭？知识界对他们的不同指认，实际上都同时指向个人及历史自身，对他们的反思、质疑和检讨，无疑也是对个人和中国社会的反思、质疑和检讨。比如《读书》对卢梭的描述史。八十年代卢梭是极其典型的自由主义个人形象：反封建斗士（1980年12期，严家其），个人自由的领袖（刘瀚），法治倡导者，平静如夕阳的恬淡老人（1986年9期，任可）；“太天真，太诚实，太脆弱”的人（89，4，晓丽），而在九十年代，“卢梭行情下跌，柏克票面看涨“（朱学勤1992年6期，《卢梭二题》），对卢梭发生了争论，一方认为他是暴力专制的始作俑者，“公意”实际上取消了“人权”，应对法国大革命负责，甚至影响远及”文革”（朱学勤1994年出版《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另一方则力图打破极权主义者卢梭的神话，恢复“人民主权论创始人”的本来面目（1996，7，崔之元，《卢梭新论》）。还有一种，强调其含混和矛盾（河清，《也谈卢梭----与崔之元商榷》）、“意义的含混乃至矛盾是很多伟大思想的特色”（ 1994，11，陆建德，《列炬张乐迎卢梭》）。而且，争论更多地进入到制度层面。但不管怎么说，卢梭著作的高发行量[5]铁一般地说明，他依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绕不过去的话题。刘岩《80年代〈读书〉与后80年代思潮》一文，对此作出了敏锐的思考，在钟城等人的文章中也有所涉及。

三

讨论《读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对八十年代以来文化生产的市场思考，艾佳慧对此有深入讨论。可以提出一个“文化生产”的框架加以探讨。比如，对与《读书》几乎同时出现的《读者》、春节联欢晚会，特别是娱乐文化的出现，如何看待？它们在当时及其后的文化进程中产生了哪些影响？恐怕在许多人眼里，娱乐文化包含的意义不过是“娱乐”二字，而与之相关的文化功能、社会角色、运作机制等，仍旧是一本糊涂帐。精英和大众，文字和图像，娱乐和思想，等等这些当代文化中复杂因素，一股脑儿在中国出现，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文化在生产和消费群体上的分野渐次清晰，正是〈读书〉诞生的历史背景，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知识分子中国的视点及其文化选择机制。

尽管在定位上，《读书》与大众通俗杂志井水不犯河水，但在经营方面却彼此胶着，在文体方面也颇值得反醒。它的立场只是加固了自己的精英色彩而已，而把更多的大众排除在外，在思想传播的层面上，也犯了小众化的老毛病，用贺照田的观点来讲，尽管知识界讲了很多大道理，但最主要的问题是，与大众的脱节[6]。由此反观现代史上的文体革命，梁启超的“新民体”，《新青年》的白话文，赵树理的“群众语言”等，是否可以说，文体不仅是形式，而且是思想？首先是思想？鲁迅当年提出的“无声的中国”的窘境-----广大民众因为不懂文字而失语------是否还值得警惕？

有必要反思当代知识分子的文风问题。在思想和趣味层面，八十年代以来的《读书》反映的是知识分子性，它又回归了“五四”以来盛行的某种单一的文人传统，而将三四十年代大众化运动特别是延安文艺运动的积极成果遗漏了。近两年来，知识界对八十年代的反思非但没有能使云开雾散，反而愈加浑沌，这依然与精英视角有关。在知识界的描述里，八十年代似乎就是文化热，寻根文学，先锋派，走向未来丛书，朦胧诗，中外通吃的第五代电影。八十年代似乎充满了理想和文化热情和青春朝气，是一个令人追慕和回味的时代。最近的〈八十年代访谈〉，也只是几位文化精英在一个小圈子里的文化怀旧。这正如李陀后来所反思的，如果让那位贫困和饥饿的网友阎广英或沿黄河采风的谭甫成来说，八十年代是什么样子[7]？因此，八十年代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历史有时象一条鱼，很难用理论将之捉住。在的我经验中，真正红极一时的是港台流行歌曲，是李玲玉的〈甜蜜蜜〉，是汪国真的半格律诗歌，是三毛和琼瑶的狂热阅读，是无处不在的迪斯科和牛仔裤，是发不了工资，是打破铁饭碗，是官倒腐败，是体制改革。更不消说，封三印有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的《读者》的脱销，民族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犬儒主义，支撑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知识和思想是非常复杂的，并非一个启蒙和解放可以了事。

九十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消费文化开启了一个与建国三十年不同的文化时代，无论是追求思想文化品位的《读书》，还是面向普通大众的《读者》，抑或是以娱乐为主题的春节联欢晚会，都必须在市场这个基本的框架内生存。同样作为编辑，我完全能够体会到始终伴随着《读书》的资金难问题，编辑部每年都要郑重其事地向读者强调不涨价或提高定价的原因，直至后来发展到不可理喻的地步，由害怕涨价到不得不涨，由向读者解释涨价原因到编辑部预告涨价消息、甚至害怕定数增加的当代杂志怪现象，都说了市场竞争的残酷，让人顿生多收了三五斗的感叹，且看，“一提到这个款字，又说到了我们的痛处，我们对此更不敢有所许诺。不说也罢。”（1991年第2期，敬告读者）。可谓是欲说还休。九一年前后，“停刊”一度成为“读书”的题外话题。这说明一个真理，资金，这个极度资本主义的幽灵，对于任何杂志来说都是不能回避的。而另一家大众杂志〈读者〉的兴盛，恰恰有力地说明了，刊物定位和市场眼光的极度重要性。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是，中国八十年代以来思想解放运动所产生的历史结果，不是《读书》的思想着的主体，而是〈读者〉的娱乐着的主体。虽然无奈，却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