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小平 安妮宝贝
　　
　　写作不再是游戏式笔名所代表的文字游戏
　　
　　
　　傅小平：书名《春宴》给人很多联想。如果把这个词做下拆分，一般来说，“春天”代表一个美好易逝的季节。而想到宴会，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红楼梦》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的说法，西方也有如海明威笔下的“流动的盛宴”，这些都直接体现了“变幻无常”的感伤意味。相比你早期随情绪流转，读来如信笔而就的作品，感觉在写这部小说之前，你已有比较成熟的构思。
　　安妮宝贝：早期的作品写得都快，大部分是短篇小说，写完不修改，感觉还是趋近练笔阶段，《告别薇安》（2000年）和《八月未央》（2001年）两本书，集中了以这些方式写作的作品，基本上都完成在2007年到2000年之间。
　　之后的书写，从随心所欲的写作练习者，成为职业作者，写作方式自然有所发展。十年是漫长的时间，创作者不可能总是只用一种方式或只以早期的方式在写作。创作会随着阅历、心智、工作属性的变化而产生出更为成熟和丰富的含量。
　　傅小平：可以这么说，进入职业状态往往意味着创作趋于成熟；但在一些写作者那里，创作会因此成为一种惯性，因惯性而变得油滑，因油滑而滋生思想和创新的惰性。对你来说，经历了这样一个蜕变的过程，对写作有着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安妮宝贝：重要的改变是，对我来说，写作不再是一个游戏式笔名所代表的文字游戏，轻松随意，只是表达个人情绪和想象。写作在日后的时间里，渐渐以它自身的价值告诉我，它是一个需要付出很大精神能量去驱动的任务，它可以用来对抗自己内心的黑暗，也可以为别人发出光芒。
　　傅小平：我想，驱使作家进入写作状态的原因，可能非常不同。有些是被某个意象或某种场景所激发，有些对某个词语特别敏感，有些该是对某种情绪的沉溺。说说创作这部小说的缘起。当你提笔写作时，是怎样一种状态？
　　安妮宝贝：我写《春宴》，立意是想传递情缘由妄想和无明而起，而后在无常中熄灭转化的观念。我现在的长篇小说创作一般都不是为了专门讲述跌宕起伏让读者觉得阅读有快感的故事，小说本身是为一个理念服务的。有了明确的需要表达的思考命题，然后去组织素材、人物和结构。因此我的故事大多简单，人物设置也单纯，但其中的表达和说话是重要的。其他都只是起工具的作用。
　　傅小平：这就能解释，为何你笔下的人物体现出类型化或模式化的特点。就《春宴》而言，庆长、信得、清池、定山等人物之间往往构成比较强烈的对立、映照、互补。应该说，这样的人物设定比较多地见诸于浪漫主义小说创作中。而整个文学潮流发生现实主义的转向后，就难觅踪迹了。究其因或许在于，类型化的处理在凸显人物戏剧性的同时，难免给人有简化了人性的印象。毕竟人是复杂的，或许并不是某种类型所能涵盖。
　　安妮宝贝：我不太关注这些大的文学史的概念或流程，写作我觉得在人类行为里，应该更趋近是个体行为，以独特的个体性的方式传递出属于个体的观念。它是独立的，自由的，唯一性的，也可以是孤立的，偏僻的，边缘的……这种气质鲜明，才是表达的魅力所在。我并不考虑小说是否具备戏剧性，但小说中的人物，我觉得他们是以自己的方式，在身心的探索领域走出了很深很远的路，做出了存在所引发的真诚和困惑的表达。
　　而中国当代小说的主题，大多是集体覆盖个体的方式，很少呈现出个体内在的生命探索。一些貌似主题宏大的小说，创作者野心勃勃试图当时代和社会的总结者和发言者，但很可惜，他们其实并未得出什么有力的明晰的结论，而人的个体存在也因此败给了概念和政治，无法呈现出特有的生命姿态。
　　很多作品无法走入读者内心，是因为人物不具备个性和态度，也不呈现人格力量。沦落在集体和概念中的人物，很难引起心灵激荡和共鸣。
　　傅小平：照我的理解，在写作之初，作家笔下的人物多少会带上集体、概念的痕迹，只有等到人物不为作者的主观意念所囿，开始有其独立的生命后，形象才会真实丰满起来。所以，在很多成功的创作中，作品完成后呈现出来的人物，与他最初的构思相去甚远。有些作家走得更为极端，认为作品只有颠覆了原先的设想，才算是真正的成功。而作品最终能否真正走入读者内心，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作者是否融入了人物的内心。当然，这不仅仅指的人物性格的改变、也包括情节结构等的调整。我感兴趣的是，你的创作是否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安妮宝贝：《春宴》原本有三条线，“我”“庆长”“信得”。后来去掉“我”的部分，因为线拉得太长，已有的结构重量已到达一定界限，否则会更加超出读者的阅读承受力。这本小说文字密度大，思想和情绪的贯注密集而主观，读者阅读会有一些困扰，需要付出专注心力去体会其中细微。事实证明，剩下两条线的《春宴》对部分读者来说也已是一种考验，会觉得读不进去，无法读出其中意味。但也另有一些读者完全沉溺其中，反复读很多遍，并把《春宴》比拟为他们的“镜子”或者“药”。
　　
　　
　　虚虚实实如梦如幻，是小说应具备的魅力
　　
　　
　　傅小平：当读到小说中的庆长，遇到在春梅村落的信得时，我开始误以为你要传达一种灵魂穿越的经验。因为，庆长是叙述者“我”笔下的一个虚构人物，信得是发来邮件的远方读者，一个实有，一个虚设。回头看了序言才知道，那是另一个同名的信得。其实，也不妨把这看成是生命的交集。我记得波兰大导演基斯洛夫斯基有一部影片，叫《薇奥莉卡的双重生命》，以一种对应法，写两个同名同姓、同样长相的薇奥莉卡，她们各自的生命历程。最神奇的是，她们能没有相遇，但能感觉到彼此的存在。在《红楼梦》里，当贾宝玉遇到甄宝玉时，曹雪芹也描写了类似的体验。当然，说到实际的交集，该是“我”和信得在小说的末了相遇。对人物的这种处理让我读来感觉虚虚实实、如梦如幻。最后，小说已经打破了虚实界限，这么说来，实际上你并不介意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时时感到这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这样的情节设计，体现了你怎样的创作构想？
　　安妮宝贝：这种设置有一种寓意，处于不同位置的陌生人之间有一种命运的不经意的重叠和吻合。这种重叠和吻合是人生神秘而不可预知的交接点。所有小说故事应该都是虚构，但其中人物的生活和历程是由具备现实感的细节和言行发生的，不会凭空生发。这种虚虚实实，如梦如幻，是小说本身应该具备的一种魅力。
　　傅小平：不过，类似的体验在你的其他小说里，其实也有体现。或者说，你在小说里会不自觉地呈现类似神秘的经验。事实上，有读者，包括一些你的粉丝，也注意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你的写作中，人物故事、个性、他们的感悟，乃至其言行举止和穿着打扮，都有不少重合之处。有人批评说这是自我重复，你自己是怎么看的？这是否意味着你遇到了多数作家都会碰到的创作瓶颈？换言之，相比过去的创作，在《春宴》中，就小说的实质方面看，有何新的突破？
　　安妮宝贝：我是故意重复。为什么小说的人物一定需要更改打扮或个性？我的小说不是流行言情小说，也不是侦探或科幻等类型小说。《春宴》是气质边缘的小众的作品，它可以一意孤行，自己做出试验。只不过它同时又是畅销书，所以务必遭受大众各种层面的阅读，有些肤浅阅读，有些深层阅读。在《春宴》里，人名和地名都在互相重复。
　　这不算什么是创作瓶颈，制造出一些新鲜名词很简单，但它们对我来说不重要。如果阅读者无法触及一本小说强烈和深邃的内核，无法感受到其中的意境和思路，只能揪住一些人物打扮之类的皮毛，进行嘲讽和指责，并以自己的受限经验去论断一部作品的意义，那么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损失。这和小说本身无关。
　　《春宴》在立意和心境上有很大突破，但因为行文的一意孤行以及某种任性较难让读者进入，阅读需要更多耐心。也许要读至最后一章才能明白这30万字的表达所在。其间涉及情爱、性、不伦恋等敏感话题，但最终讨论的是人如何穿越妄想和欲念，寻找自我所在。
　　这个小说通过不同人物之间命运的交会重叠，以彼此身心关系建立起一个时空感。虚拟的古都岐照也含有隐喻和寓意。作品里埋藏了碎裂的隐晦的分散的讯息。对我自己来说，有属于创作和表达本身的意义。但《春宴》因此也成为一本选择读者的书。读者需要有相应的心性和理解力来承载作品本身的表达欲。
　　傅小平：感觉你对地名的选择看似不经意，其实又是有所会心的。从一般的理解看，都给人一种末世的颓废感。颓废，但并不荒凉。这种感觉有时甚至可以奠定一部作品的基调。
　　安妮宝贝：我书中所起的地名和人名，在决定之前都是破费思量的，要来回反复确定很久。它们的确会奠定作品的基调。它们有一些自身的含义所在。人名基本上是久远时代的起法，这些人物的内心和现世背景有所距离，代表一种虚构的存在。地名则带有传统的幽闭的意味。
　　傅小平：在我的理解里，以习惯的方式比如情节、人物、结构等方面去看你的小说，可能会产生误读。而人物的符号化，在多数小说里会是一个硬伤，但在另一种语境里或许并不构成障碍，特别是在格外强调现代人异化的小说里，符号恰恰构成了对社会的反讽。因此，在有些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说里，人物本身就是以符号命名的。当然，近些年来，小说开始比较多地像立体、丰满的人物回归。但传统文学中强调塑造人物这样的定位，未必适合所有作家，尽管有人会诟病说，这是因为他们缺乏塑造人物的能力。不过，扬长避短对作家来说也是很自然的选择。何况我想这也不见得是你写作中追求的目标所在。就我的阅读感觉看，对你而言，或许人物更多是为某种氛围和情境而存在的。所以，读你的小说，很多时候会为其中传达出来的情绪吸引。
　　安妮宝贝：对，这也是我上面所回答的。故事和人物在我的小说中只是工具的位置，他们的存在是为了表达出思考的命题。
　　傅小平：说到情绪，在你笔下，体现更多的或许是一种人生的虚无感，与这种虚无感相关的，则是幸福或圆满的终不可得引发的怅惘，而语言的华美、人物的清纯种种，更是凸显了这种虚无感。或许，张爱玲所说的“华美的旗袍里爬满了虱子”，可以拿来比拟这种对比的鲜明。不同的是，张爱玲索性把包裹虱子的旗袍撕裂了给人看，让人感觉沉重之余倒也痛快。而在你，似乎乐于承受缺损，并沉溺于这种“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我之所以说沉溺，是感觉你执着于表达这种人生虚无感，而非试图从其中超然而出。我想了解的是，这种执着是否关乎你的某种打不开的心结？
　　安妮宝贝：所有的文学创作，只能来表达某种命题，包括人生虚无感，我们的肉体和意识所能探索和抵达的边界。我不觉得文学作品具备解决问题的功能，它不可能超然而出。有什么能够让我们超然而出？宗教都未必具备这种力量，更何况是作家的作品。
　　这不存在执着的问题，这只是小说的受限的力量。
　　无论是过去的经典还是当下的作品，小说都不过是一种个体表达。区别只在于表达因创作者而有所不同，有些肤浅庸俗，有些优美深邃。
　　小说本身不具备功利。把它政治化，让它具备社会功能，这是另一种方式。但我心目中的小说，是超越现实生活之上的一种精神能量的汇聚。它应该保持这种神秘感，承载思考、探索、发问、整理。它不能被使用。
　　傅小平：你的表达其实已经说出了小说的一个意愿。这并不只是一部给你讲故事的小说。事实上也是如此，小说主要写庆长与信得的故事。但你用很多的篇幅，写到了她们的思考和人生感悟。不过，相比脉络比较清楚的故事轨迹，思索的部分，我读着读着就容易混淆。我总感觉，与其说是两位女性各自在发表各自的人生感悟，不如说是你或是叙事者“我”，通过这两个人物在表达自己的观念。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小说当然并不只是要讲一个好的故事，甚而至于故事可以退居其次，但在故事中穿插太多的理念，对小说叙述来说真是冒险。特别涉及到写几个人物时，就意味着写作者要自我“人格分裂”，让不同的思想见解在自己的意识里掐架，且不造成混乱。在我的阅读经验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少有的能做到这般境界的作家。就《春宴》这部小说而言，我个人感觉你试图写出两个、多个人的声音，但还不足以达到多声部的效果。
　　安妮宝贝：你的感觉是对的。《春宴》的叙述是比较冒险，我在序言里写了，它是一意孤行的，任性的。但这种任性是创作者的选择，也就是说，我选择了以这种方式写作《春宴》。因此也早就预期到它一旦面世被大量读者阅读，务必引起一些误读和曲解，会引起争议或各种评断。不喜欢它的人会很不喜欢，而喜欢它的人会很喜欢。
　　傅小平：在阅读过程中，始终让我感到困惑的一点，就是你的小说，有很强的主观性。不单单在讲述小说中人物的故事时，你赋予了浓厚的主观色彩。即使在传达人物的思绪时，也更倾向于自我解释和“自我言说”，就我的感觉而言，读这些文字时，仿佛被施了催眠术，会被你的思绪带着走。然而，放下这些文字，又似乎没留下什么印象。我想，这与我们的文学、文化传统是有所背离的。因为，传统的写作更倾向于留白，更多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让读者自己去体会。而从现代主义的文学观来看，作品中的人物，自有其独立的生命，他的所思所想并非全然为作者所知。而你对笔下的人物，给人感觉是有全知的掌控的。从这个角度看，你的写作似乎是一个例外。
　　安妮宝贝：我未必以后会在其他作品中以这个方式写作，但《春宴》的确集中了大量作者的主观性理念。我选择这个方式，大概跟特定的表达阶段有关。在某些阶段，作者会觉得自己对时代和个体命运的种种有很多话要说，他就说了，他说的时候没有去考虑听的人会如何反应。他只是要自己说出。这就是一种表达的任性。
　　傅小平：表达的任性？或许这可以用来形容我的另一个阅读感受，就是感觉无论是《春宴》，还是此前的《莲花》，或是《素年锦时》，都有着浓郁的抒情气息。一般而言，主观抒情带有明显的青春期的特征。年岁渐长，抒情会渐渐让位于客观化的描述。我想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到了一定年龄的读者，通常少读甚至不读纯虚构的作品，而多读一些历史纪实类的作品。粗粗读了你的作品，感觉这十几年里，主观抒情的倾向是贯穿始终的，我感兴趣的是，你如何保有这种热情？
　　安妮宝贝：我不认为主观抒情是青春期的特征，应该把它归类到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有理想化和形而上意识的倾向，也会有优美的讲究的文字表达。同样，我不接受一些极其现实主义的写法，只关注生活本身层面，油盐酱醋尔虞我诈的种种，或者以纯粹口语化的文字如同剧本推进一般写作小说。当前图书市场上有大量这种小说，我不觉得它们能够带来审美或精神上的灌输和冲击。
　　历史纪实类的作品是一种类型的存在，作为《春宴》，也代表一种类型的存在。让读者感知和关注心灵层面，探索自我的存在，这种书自然有存在的必要，并且书中思考的主题于读者来说，具备参考和沟通的价值。各类读者只是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不存在什么高下或标准。
　　
　　
　　人性有无数幽暗细微，需要被体察和宽谅
　　
　　
　　傅小平：一般来说，形成容易辨识的文体，是一个作家孜孜以求的目标。在这一点上你做到了，安妮体正被广泛效仿。一些网友，还对你写作的特点一一做了归纳。当然，任何一种独创性的文体，都带有强烈的个人印记，因而是无可替代的。这就好比专业演员，他演绎的某个角色，或许别人都能学到几分，但真要到达他达到的那个境界，恐怕很难。不过，大多数因演绎某一类角色深入人心的演员，都希望寻求突破，哪怕是来个彻底颠覆。与此相仿，对于作家创作而言，试图创造一种文体，而又不为文体所囿，从中超脱出来，臻于更开阔的气象，或许是更高的追求。总体来看，你的写作在文体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有没有考虑做一些改变？
　　安妮宝贝：现在被大量80或90后年轻写作者所模仿的文体，都属于我早期作品的一些句式、用词、语调或特定称谓。很多东西事实上他们无法模仿，比如后期作品所呈现的大量思省和感悟的贯注，需要特定的心境和感受力，也是作品最重要的内核，这无法被模仿。能被模仿只能是皮毛。
　　而对我来说，这些内容我改亦可，不改亦可，因为这不是我的作品中重要的部分。重要的部分，是作品的内涵和探索方向，并且写作者会因为经历时间和过程，逐渐发展和变化。十年来的作品，在对人性和情感的探索上，这些心力的汇聚，一直在持续的前行和突破之中。早已脱离掉早期作品的倾向、偏好，种种表达和观点。
　　长期阅读或者说读了十年的读者会有他们自己的评价。有变化，读者才会持续阅读下去。否则，他们读两三本就够了。
　　傅小平：从另一方面看，你的小说感觉还能触摸到杜拉斯的印迹。陈村在谈到你的一篇文章里写道，在你创作的早期，他坚决不让你将杜拉斯的《情人》放在网页上，因商业网站不能侵权，你大概很难过。可以想尽，杜拉斯对你的创作是影响至深的。由此，我很想知道你在何种意义上走出了杜拉斯的影响？同样，从这个角度看，我也想知道文学阅读怎样塑造了你的写作？
　　安妮宝贝：杜拉斯的作品里我只喜欢《情人》一篇，这个小说展示了她自如真实的心境，只有年老的人的写作才能抵达这种境地。她其他作品我了解不多。当时想在自己制作的电子杂志上向读者推荐这篇小说，因为版权问题后来没有上传，这没有什么可难过的，也不代表它对我的创作有所影响。
　　我的文体和杜拉斯的写法没有关联。事实上我推荐过很多作家，不止她一个。我的写作受影响较深的是中国古典文学。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现象是，只要我曾经提到或推荐过谁，就会有人出来说你模仿了谁，或谁影响了你，还有一些无中生有的诽谤。所以我之后对写书评很谨慎。热门的作者容易被非议，但这不代表我接受这些缺乏公允的断论。
　　创作者同时也是读者，会曾经阅读和不再阅读一些作家的作品。我现在读小说很少，因为值得花费时间的小说很少。阅读以古籍和心理学、哲学等为主。
　　傅小平：事实上，因为你写作的内容，一直侧重爱情、婚姻等话题。所以有人把你归为言情小说作家，有网友还把你和张悦然、安意如并称为“后琼瑶时代的言情天后”，对此，你怎样看？
　　安妮宝贝：我的小说不是言情小说。任何人都可以根据个人爱好，分类或断论写作者，但最终与作者及其作品无关。我不关心这些归类。它们只是一种游戏。
　　傅小平：说到文体创新，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体现，该是对某些词语的重新阐释，或创造新词。我想，这并非简单的追求语言的陌生感。很有可能是因为既有的词汇，或是某些词汇既定的含义，没能表达出写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由此看来，一个有生命力的新词后面，都有其非如此表达不可的理由。在你的创作中，“烟火”、“抵达”等字眼是经常出现的。
　　安妮宝贝：长篇小说，尤其是三十万字的小说，无法避免一些词汇重复出现。我对词的选择有洁癖和某种古典主义倾向。选出的词可能会被模仿，但选词本身是创作者的一个重要工作和无法被复制的能力。它同时需要不断学习和积累，真正爱这些词，去分辨其中意境和气息。
　　傅小平：还有“需索”、“追索”这样的词汇，以我的阅读视野看，是你独有的，而且在你的小说中反复出现。为何做这样的表达？起初用这样一个词，有没有经过一番斟酌？
　　安妮宝贝：这些词汇并不是我独有，在古籍里遍地可拾。只是一些清雅有韵味的旧有词汇都被这个时代淘汰了，人们不用了，也不觉得它们美，而我情有独钟。
　　傅小平：哦——。我之所以特别注意到这些词汇，有一个原因是感到这些词后面，隐含了宗教的诉求。从你的作品看，其中的人物——如果做下概括，该是物质富足退而言之至少不为现实生活困扰，却感到精神有所缺损的人物，似乎天然与宗教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和。我想，这一点是很能反映时代特征的。联系到现实，确乎也是如公司白领、政商界人士等不必再为生存揪心的人，格外倾心于宗教。当然，说来这本身是一件好事，不妨看成是对生命的自省。然而，当这种对宗教的偏好，成了某些群体追赶的潮流或是时髦，我是有所怀疑的。因为，宗教从根子上说，该是源于生命本源的一种虔信，而非外在的追求。
　　安妮宝贝：他人对宗教的追求，不一定是追赶潮流或时髦，因为别人的内心他人不了解，人只能了解自己。简单的断论因此无法成立。人太复杂，人性有无数幽暗细微的层面，需要被体察和宽谅。对我来说，小说很重要的表达，是去发掘和表现这些幽暗细微的层面，让人了解到自己和他人的存在。在我的小说里，我对这些人物，也只有展示，很少做出是非对错的评价。人的存在有各自的合理性复杂性，里面有冲突，失衡，缺陷，损伤，这同时也是人性的美和真实所在。
　　傅小平：的确如此，叙述或展示本身或许隐含了作者的好恶和倾向，但道德评价的介入对于小说而言，会是一种损伤。而评价的悬置，其实也给了读者更多的阐释空间。比如，读你的小说，我有一个矛盾的想法。你的写作比较自我，私性，你笔下的人物也表现出这样的特征。而你探求的，或那些人物倾心的宗教，尤其是佛教，比较强调忘我、无我之境。两者之间看似一种矛盾关系。
　　安妮宝贝：不矛盾。光亮必须依附黑暗而存在。要抵达光源要先穿越幽暗长路。
　　傅小平：另一个矛盾之处在于：在作品中，似乎能感觉到你对物体——透露着洁净和美感的物体，并非自然而是经深度加工的物体——的倾心。比如，在一些句子里，你会给读者呈现物体的陈列——仿若装有射灯的洁净橱窗里精美物品的陈列。我想，这也是你的小说被打上“小资读物”标签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物的丰富未必代表了时代的丰富，很可能是，物质的丰富反衬了精神的匮乏。你在《春宴》中所说的“贫乏时代已来临”，该是包含了这样的意思。不过，这样的表达很多时候会被看成是作家的写作姿态。而且，从下意识的角度看，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作家才能为自己的写作找到更充分的理由。试想，如果物质丰富同时精神也足够丰富，作家写作何为？如果说为自己而写作，则多少有些牵强。所以，我特别想知道，你所说的“贫乏时代”指的是什么？这是基于你一己的切身感受，还只是像其他一些作家所表达的那样，对时代的一个总体判断？
　　安妮宝贝：对物件的细致描写，长期以来一直会被评价为物质倾向或小资情调。我有时觉得困惑，于这个社会，人们似乎对美和优雅的心得体会有一种羞耻心，把它们定义为矫揉造作，把敏感细微的心绪表达和内心感受贬为无病呻吟，似乎只有流于大众的单一的无个性的价值观趋向才能让人心安理得，大大咧咧无所顾忌没有心得地活着才是一种正常。
　　有时感觉这种粗暴的限制的断论，形同一种精神贫乏的暴力。
　　我阅读古代笔记和典籍比较多，审美与意境的回味和提炼其实是一种传统经验和取向。《梦溪笔谈》《浮生六记》《红楼梦》之类有多少可被琢磨玩味的物与境。只是古人有比我们适宜和安然的心境，用心体会微小事物和细节在“道“之中的归属，以此实现意念上与宇宙的一种归顺合一。现在的时代流于表面，形式多样但内在浮躁，大众沉溺在速度化科技化概念化的潮流中，对真知真味失去感受力。
　　《春宴》所提到的，贫乏的时代，在小说最后一章有具体的展开，我指的是社会在以经济发展作为唯一价值观的同时，人们忽略内心存在，也麻木于自我与外界之间感知力和心绪感应。科技带来快速和肤浅的即时满足，人们却缺失以专注和敏感来彼此体察的心力。
　　
　　
　　小说抵达人性深处，不可能抛开宗教意识
　　
　　傅小平：有一种说法称，你的小说可以作为佛教入门书来读。这表明有些读者注意到佛教对你的写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但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读法，显然是不可取的。毕竟，小说从来都不是，也不应该是教义或是某种主张的派生物。而且，他们可能没注意到另一面。其实，还能在你的小说里看出基督教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通过文学的手法体现的。所以，与其说你经由小说人物之口宣讲的宗教，不如说是表达出一种哲思。那么，在你看来，哲思和宗教是怎样一个关系？
　　安妮宝贝：我之前在采访里说过，《春宴》呈现了一些宗教情结，它的一些句子引用自《圣经》，而其整体思路，或者说书中人物的最终走向，又合乎佛教理论。人在欲念和妄想中沦落，被它覆盖，驱动，沉溺，碎裂。到了最后，你能否把这个旧的破损的躯壳扔掉，有没有这种力量。一个复杂的过程，为了指引一个单纯的走向。
　　我并不认为普通常人，能够轻易获得力量走出妄想。或者说成为一个没有欲望的人。这显然有其难度，也许是对人的生命的持续考验。但人与自己内心达成的洞悉，原谅，清洗，拔除，以及在这些过程中提升的内心力量，是可积累的。有些彼岸我们可以抵达。
　　这是《春宴》试图表达的论点。它不是一本以宗教为主的小说，但一本小说如果试图抵达人性深处，不可能抛开宗教意识。宗教在我看来，是一种思想哲学体系，这个体系高过所有世俗结构，跟人类内心直接相关。
　　傅小平：有同感。你对宗教的理解，也投射在你小说的人物身上。他们似乎有一种超然于世的情怀，在面临选择时，很少有激烈的思想行为。更准确地说，即使有挣扎，一般都封闭于自己的内心，而绝少和外在的人或环境发生冲突。而且，这种挣扎是轻微的，很少转化为戏剧化的争执。从这个意义上看，你笔下的人物，会比较多地引起读者的同情性理解。但我略略感到一种遗憾，他们的超然，使得他们的自我，他们的思想意识没能进入时代的深层，进而升华到存在的高度，而这或许只有经过决绝的冲突斗争才能达到。
　　安妮宝贝：戏剧化的争执未必与升华或存在的高度有关。事实上，人内心所经历的刀刃相见是最严酷和剧烈的斗争，这是一个人的斗争，这斗争超越外界的现实存在。所以我在小说里一贯不热衷热门新闻或社会事端之类的议题。没有什么是比人的自我革新更重要的。没有心灵的改造，就没有其他的改造。
　　傅小平：当然，我并不是说，你的写作与时代脱节。事实上，任何创作者，都不可能回避与时代的关系。个人与时代之间，也无非是正面撞击还是侧身而过的关系。你在这部小说里，也强调了关于“人与自我、外界关系的见证”。但我能感觉到，你是与时代保持一种审慎的距离感。你觉得保持这种距离有何必要？另外，如果说你的创作给人与时代隔离的印象，很可能是因为你避免过多地去谈人物的社会性成分，而是侧重于对情感或情欲的探析。那么，是否在你眼里，情感或者情欲，最能反映出时代的本质？
　　安妮宝贝：我对现在这个时代不感兴趣。这是我的问题。我在《春宴》里也提起过，这不是一个属于我的时代。我对人性感兴趣，因为人的本身存在无法被撤销，当你活着，你就必须感知到自我的存在。这是我写作的源泉。
　　傅小平：事实上，任凭自我如何生长，时代始终或隐或现地在着。某种意义上，越是往自我的深处探索，越能触摸到深切的时代感。即便是对时代的逃离和规避，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时代的直觉和体认。《春宴》的时代性，尤其体现在周庆长这个人物身上。从小说讲述的故事看，如果没有比她更年轻的于姜的存在，她是甘愿以“小三”的身份，与已为人夫、人父的清池共同生活的，当然这是因为爱情。然而，尽管没有爱情，她还是和定山结了婚——结婚以后，她断了和清池的往来，这证明她至少有道德感。而等到和清池再次相遇，她愈加意识到自己对定山有所亏欠，所以才离了婚。直到最后碰到宋有仁，也很难说是因为对他有爱情，而最终她选择再次步入婚姻。以我的理解，从言情小说“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路数来讲，这样的处理谈不上圆满。而庆长的这种理性和自主，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甚至带有某种普遍性。对于这样的处理，你自己有没有过疑惑？最后呈现为这样一个故事，是因为忠于时代的表达，还是你特有的女性意识使然？
　　安妮宝贝：这个结局我提供了一个假设：如果彼此真正去理解对方的内心组成，接纳黑暗与创痛而不是警惕、后退，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些，也许可以承担起感情的不长久和不确定。可以承担起不完美的自身和对方。当不同个体以这种方式尝试贴近，帮助对方清洗历史，建立信念，这种给予即便是单方，也有可能提供新的走向，获得活力和未来。这种理性的关系也许会带来希望。
　　
　　
　　根本不存在所谓网络文学网络作家的概念
　　
　　
　　傅小平：你从网络上创作起步，转而告别网络，以传统出版的形式推出作品。在这十几年间，可以说，你是一个被读者广泛阅读，且并不曾被淡忘的作家。另一方面，对你的作品，传统文学界依然少有专门的评论——就我查到的资料而言，仅有很少数的几篇文章简略写到。对读者与文学界的这样一种反差，你怎么看？现在回头看，对如今依然活跃但不再像当初那样轰动的网络文学，又有何感想？
　　安妮宝贝：我的作品很难被归类。有些作者无法被简单归类或定论，他们的作品也不为某种概念而写，不具备太多社会和政治因素。我的书所具备的是小众的边缘的内心，但它们又很畅销，这两个因素也会让人觉得无法发言。叙述大时代的貌似宏大的作品更容易受关注。而畅销书易遭受偏见。可能未被翻开，就已被断论是商业的流行的东西。它们的内在价值容易被忽视。
　　但我不需要去解释我的作品，它们被读者阅读，由读者注释，这样就可以。可以把作品交付给时间，顺其自然。
　　我2000年就离开了网络。对网络文学不感兴趣，不关注，与其无关。我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网络文学网络作家的概念。文学只有好的作品和差的作品的区分。
　　傅小平：今年，你最受关注的事，除了出版《春宴》之外，就是之前你主编了《大方》。作家办刊并不是一件新鲜事，被视为偶像级的作家，基本上都推出了打上鲜明个人印记的刊物。这大概很能说明作家对文学的热情。另一方面也不妨看成作家在另外一个领域拓展、延伸其个人影响的路径。我想问的是，与其他作家办刊相比，《大方》有什么不同的定位？对其前景，又有着怎样的判断？
　　安妮宝贝：《大方》试图推荐一种严肃的纯粹的阅读方式，同时也是推荐一种有专注力的思考方式，当然这种推荐比较冒险，可能挑战读者的耐心，毕竟现在图书市场上一切以娱乐轻松为主，基本上都是刊物取悦读者，而《大方》试图影响读者。它有它的困难之处，但我们都很用心在做。我不预测它前景，只是想一心一意做好当下和眼前的事情。
　　傅小平：话剧改编，让《七月与安生》成了读者热议的话题。因为影视改编能提升知名度和影响力，这让很多作家趋之若鹜。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写作者，对作品被改编有所期待，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影响到了写作的独立性。但也有作家，比如村上春树就非常谨慎，终于同意越南导演陈英雄改编《挪威的森林》，从影片拍摄到后期的制作宣传，他也概不参与。有别于一些因改编声名鹊起的作家，你主要是因作品本身引起持续关注。那么，对这次改编，你持何种态度？
　　安妮宝贝：我只是把改编版权授予他们，没有参与其中任何活动。他们应该是想尽力把这个话剧排好，谁都是想把事情做好的。至于是不是忠于原著，或者把原著的内在表达出来，这会受到表达载体的一些局限。因为是第一次被改编话剧，在读者中反响很大。这是10年前的作品了，对读者来说是一种纪念，可能这个形式感是最让他们感动的内容。
　　傅小平：在我的理解里，你是一个专注于书写自我意识的作家。对于把你当一个偶像，而非仅仅是一个作家来阅读的一些读者来说，他们很多时候把你混同于你笔下的人物，读你的作品，也自然包含更多了解你本人的意愿。比如，你的写作、你的旅行、你的沉思冥想，还有你传奇的“遁世”，都能成为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我感兴趣的是，你的写作多大意义上与生活有重合之处，或许有很大的反差。也因为此，特别想了解写作之外的你的生活状态。
　　安妮宝贝：我希望读者仅以书本身和我沟通，因为其中存在的已经是我最集中的精神和内心的能量。在生活中我只愿意做一个平凡的不被人关注的日常的人，万人如海一身藏，这是我的所求。写完《春宴》之后，我会写一本散文摄影集，也会为《大方》做一些人物采访，并且希望有一些时间用来远行。
　　
　　

2011-11-3 10:4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