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的抗争与社会的变迁
宋家宏
因文学刊物招聘事件，刘继明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异数。
湖北省作协招聘《都市小说》（原《长江》杂志）社长，主持招聘的省作协党组在这一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的违规现象，将身为湖北省作协副主席的刘继明拒之门外。刘继明认为，这是一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欺骗行为，其目的是将杂志继续“对外承包”，严重违反了国家新闻出版署的相关法规。刘继明在向省作协党组提出要求未得到答复的情况下，以公开信的方式在网络上向社会公开此事，以表达他的抗争之意，也是向社会公众舆论求助。
一向低调、沉稳、长于思索勤于写作的刘继明一夜之间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异数。
在文化人圈内，有谁对自己的顶头上司以实名、公开的方式在传媒上表达不满？刘继明！有谁对本单位党组织的违规违法行为以公开、实名的方式在网络上表达抗争之意？刘继明！有谁因为公权丧失而非私利受损而对一个单位的党组织表达自己坚决地不认同？刘继明！
刘继明清楚，“吾即党”的时代早已过去，甚至“某一级基层党组织即党”也是值得怀疑的。他心地坦荡天地宽而成为时代的异数，一向软弱的文化人成为一个勇者。他不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之道，也不遵循孔夫子的教诲：“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他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相信天地间还有公理与正义存在。
刘继明的小说创作从关怀个人内心走向了关怀社会，关怀底层，近期的长篇小说《江河湖》具有宏大的视野，写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和曲折命运。他常常在形而上的精神领域游走，没想到他对“办好刊物”这样极为世俗之事也满怀热情，这源于他对文学的虔诚。但他置身于功利主义的时代，与可以肆意践踏文学的文学界领导相遇，又不能容忍官人们把一个有全国影响的《长江》杂志堕落为地摊文学的《都市小说》。将刘继明所遭遇的“文学刊物招聘事件”放在中国文学环境变迁的背景上看，这一事件和刘继明显出了别样的特色，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涉及到中国文学制度建设的深层问题。
作家协会的领导，直到八十年代都是由作协内部产生的，尽管他们个人的文学观念不同，思想境界有别，个人品德有高下，创作成就有大小，但是，在文学创作领域都有所长，本质上是文人，一定程度上被文坛认可。九十年代后这一制度设计逐步被改变，文联、作协领导越来越“去专业化”，曾经有过创作成果的人进入领导层后越来越不把创作当回事，从内部提拔干部也不再考虑是否有创作成果和社会影响，尤其是越来越多地从其他领域把没有文艺创作经历的领导干部派入文艺圈，文联、作协成为组织部门安排干部的一个去处，因为这个领域对经济的发展无足轻重。这些从外部产生的文联、作协领导，只有极少数是主动要求调入文联、作协的，精神和工作状态当然不同，也会受到文化人的欢迎。那些被迫调入文联、作协的，多属政坛的失意者，权衡利弊，不得不来文联、作协。他们来了，心存忧郁，满腹委屈，与其他同级领导干部相比，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手中权利，皆不如人，官场相会，显得何等穷酸！他们的委屈甚至是让人同情和理解的，同是官人，为什么只有他们受此委屈？由于他们本质上是官人，与文人在一起时又显出了种种的不同道。文人，物质的贫困有精神的支撑，有创作来平衡心理需要，只要不是太过分，他们甚至不会感觉到贫困，安贫乐道，怡然自得，清高得让官人厌恶，见个面也不见他们点头哈腰，这可是官人们在官场上见惯了的动作。官人，落入作协已是失意，又没有因创作而产生的精神价值来体现自身价值，两不着调，其内心的凄凉、失落不难体会。他们到作协，淡漠的是文学，热衷的是权力，这是他们多年养成的习惯。他们对文学创作没有感情，有的在作协几年也不明白文学是什么，什么是好作品。生命力驱使他们在有限的权力范围内把权力用足用尽，尽可能地夺取自己的利益，不惜践踏文学，愚弄、污辱名家。轻视刘继明这类有创作成就有社会影响的专业人才，几乎是他们潜意识中的必然，——按他们说的做，我呢？
刘继明与湖北省作协党组领导的冲突，是九十年代后一方面社会价值观及领导层轻视文学事业，另一方面国家意志深入控制文学创作产生的矛盾，是作协领导“去专业化”形成的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这个矛盾不仅仅存在于湖北省，是九十年代后中国文艺界愈演愈烈的一个普遍现象。它是作协这种机构和文学制度在社会上的公信力、权威性日益消失，作协对文学创作的作用日渐式微的重要原因。
作协对文学创作的作用日渐式微，从表面看对文学事业似乎无足轻重，但是在一个书号、刊号受到严格控制的国家，作协的这个刊物对当地的文学创作却发生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说到底，刘继明不是在争取这个刊号吗？哪天，书号、刊号彻底放开了，与世界接轨了，这一切也就了结了！
作协领导“去专业化”又是与九十年代后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变迁有密切关系的。
八十年代，百废待兴，全民一致盼望全面振兴中华，盼望整体的改革，中国这艘航船要重新启航，需要知识的动力，专业的人才，于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全民的共识，成为主导价值观，专业化、知识化成为各领域干部的起码要求，“外行”感受到空前的压力。九十年代后，这艘航船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既定的航向，走入“唯经济论”的狭窄航道，发展不科学了，在官方是“GDP第一”，在民间是“有钱才是大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价值观消失了，主导价值观是“尊重权力、尊重财富”，社会被迫接受了“权力带来财富”，权力与金钱结合成为社会的基本状态。有道德良知、从事精神价值创造的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了，专业人才的社会价值急速下滑。外行趾高气扬地领导内行，驱使内行。刘继明等知名作家在湖北省作协的遭遇生动地证明了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变迁。
在有道德良知的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同时，一些无操守、无德行的知识者以“专家”、“学者”的面目出现，成为豪门清客、帮闲文人、利益集团的守护者，央视这类主流媒体为孙东东这样的帮闲文人敞开大门，却很少为有道德良知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丑恶现象的批判提供讲台，使知识分子、专业人才在公众中的形象进一步下滑，知识分子、专业人才被整体性地丑化。国际油价上涨时，专家说，必须与国际接轨；国际油价下降时，同一个专家说，不能都与国际接轨，这是中国的国情。这样的“专家”，公众给他们取名为“砖家”，这些人使知识分子在公众中的形象整体受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价值观在公众的心目中也淡漠了。
这个价值观可以淡漠，却难以否定，很多时候还是装点门面的饰物，外行们也是需要的，附庸风雅历来是官人与商人的心理需要。可是自己无风雅无文化怎么办？没关系，权力可以带来一切，包括文凭、成果。外行的官人们用权力换来了很专业的“真的假文凭”和“假的真文凭”，博士硕士，轻而易举。跨越的专业一个又一个，出版了一本又一本文字垃圾，把自己包装成了内行、专家、学者、文化人。有了权力又有了装点门面的文凭，什么人间奇迹不可以创造呢？一个连五线谱都不懂的高官，却“创作”了大型交响乐《神州颂》，创造了世界音乐史上的奇迹，可是当这位贪官倒台时，这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笑话与丑闻！但是，当他们还没有倒台时，由于自己的文凭、成果来得过于简单，又被前呼后拥，山呼天才，他们在内心里自然而然地轻视了文化人真实的精神创造，以为也不过如此！他们为什么还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呢？
刘继明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书生气十足地怀抱对文学的忠诚，对文化的敬畏，想以一己之力拯救一个在官人操作下已经低俗化的文学刊物，却被官人们假民主之名，行独断之实，玩于股掌之间！他们什么不能“操作”呢？招标、选举都是可以操作的，这些年操作这类活计已经有了专门的技术与技巧，成为官场上“能人”的表现。
湖北省作协的这一场“文学刊物招聘事件”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上级党组织会干预吗？要让他们来承认一级组织犯了错误，实在是太难了，那怕是这级组织已经违反了法规，也只能划归到个人身上去。这就要把这个事件当回事来看待，来调查，那怕走形式的调查也得走。目前上级组织只会认为这是一个刊物如何办的小事，甚至认为是有人在添乱。顶多打个招呼：“妥善处理”，还是要湖北省作协党组来处理。中国作协会出面调停吗？也没有可能，九十年代后，地方作协与中国作协已经脱离了从属关系，变“分会”为各自独立的“协会”。这是多么成功的组织架构！它能让游离于钱、权之外的文化人感到无可奈何，郁闷重重，归于沉默。但，沉默是终点吗？
党怎么管文艺？什么样的人来管文艺？又回到老问题上去了，三十年前赵丹去世前就提过的老问题。相对于八十年代，历史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
文学期刊的命运
周瑟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