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体命运到群体困境的超越

　　史铁生是一个真正的独辟蹊径的作家。有论者称之为“小说家中的小说家”。这主要不是就他的文学实绩而言，而是指他艺术上的纯粹性和独创性。在绝大多数作家沉浸在现实的社会人生题材的时候，史铁生孤军深入了人的精神、灵魂世界乃至主宰宇宙的上帝那里。在人们热衷于当下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之际，史铁生关注和思考的是生命、困境、宗教这样一些人类的终极课题。在文学长久徘徊在怎样写问题的情势下，史铁生打破小说创作的套路和陈规，创作了一种跨文体的、独具个性的表现形式。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有各种各样的流派和思潮，但史铁生的小说创作却难以归到任何一派一家门下。他置身于文学潮流之外，踽踽独行，却令人瞩目。他的创作似可称为“生命文学”，一种以生命主题扩展开去的文学。他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独立存在，代表了新时期文学的另一个高度。

　　作为一个人，史铁生的经历是不幸的。他1951年出生在北京；16岁初中毕业正逢“文革”中断学业；18岁在上山下乡大潮中赴陕西延安插队；21岁因双腿瘫痪转回北京开始了轮椅人生，先后在北京几家街道工厂做工；47岁又患尿毒症，不得不靠每周数次的血液透析维持生命。但作为一个作家，史铁生该是“幸运”的。双腿残疾迫使他从较为便利的文学写作上寻找一条“生路”，初期的成功又让他成为作家协会的一位职业作家。坎坷的人生道路和对残疾人群体的熟悉，使他拥有了一个独特而幽深的领域——人的形而上的生命和精神世界。这是中国作家向来忽视和陌生的领域，但史铁生却创作了一朵朵艺术奇葩。

　　他是一位多栖作家，小说、散文、随笔均有出色作品。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以其意蕴的深远和格式的特别，被文坛视为两部“奇特的文本”。几部中篇小说《山顶上的传说》、《原罪·宿命》等，在艺术探索上也各有特色。而真正奠定作家文学地位和代表作家创作高度的，则是他一系列的短篇小说。如《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足球》、《命若琴弦》、《钟声》、《老屋小记》等，这些作品屡获重要奖项，成为新时期文学以来的经典型作品。可以说史铁生是一位具有独创精神的优秀短篇小说家。作家曾说：“如果生命是一条河，我想，事业相当于一条船。”1 这条船正是他锲而不舍的文学创作，创作使他的逆境人生绽放出灿烂的火花，他在创作中也品味到了生命的创造和价值。

　　从对个人命运的悲伤、抗争，到对群体困境的关注、求索，史铁生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心路历程。

　　有论者说，史铁生的全部小说都带有鲜明的自传体色彩。多次出现在作品中、坐在轮椅上的“我”，越到后来越具有了一种“超我”的风采。创作于早期的《午餐半小时》，描写了街道缝纫社一幅最日常的生活画面，透过那个双腿残疾的小伙子的“眼睛”，让人们看到了底层人物艰难的生存和可怜的愿望，其中蕴含着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抗争。《没有太阳的角落》写的是一个小小的仿古家俱厂，三位残疾青年和一个年轻姑娘的故事。“我”觉得“她像一道电光，曾经照亮过这个角落，又倏地消逝了。”真实地再现了作家此刻沉重、悲伤的心境，对青春、爱情的渴望。《人间》用了一个很大的题目，但情节写的只是记者对“我”的一次采访。记者总想引导“我”从“为人民”、“战胜病痛”这样的高度答复问题，而“我”只是回答了同学、邻居、同事，特别是插队时的房东，对“我”的真诚关怀与相助，怎样使“我”鼓起了活下去的勇气，看到了人生中的“春色”。这些都是作家失去双腿之后，真实的生活和心理的记录。

　　史铁生对他的第二故乡有着很深的感情。他说：“刚去陕北插队的时候，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接受些什么再教育，离开那儿的时候我明白了，乡亲们就是以那些平凡的语言、劳动、身世，教会了我如何跟命运抗争。”2这种对农村、农民的认识，奠定了1982年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思想情感基调。当时知青作家写上山下乡，大都表现的是“历史的荒诞”、“理想的幻灭”这样的主题。而史铁生这篇小说，深情地描述了这片土地的光荣历史、艰难现实、壮阔自然和温暖的人情。细腻地刻画了破老汉、生产队队长这些普通农民，真诚、善良、乐观、坚韧的精神品格和对知青如同亲人般的关怀、教育和帮助。作家从知青同土地、同民众的关系的角度，反思了上山下乡运动，是对当时知青小说的一种反拨和超越。对作家个人来说，黄土地上农民的精神人格，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一种动力和支撑。《奶奶的星星》也是一篇短篇精品，作家用隽永的抒情语言、丰富的生活细节，回忆了“我”同奶奶相依为命的儿时岁月，塑造了一位感人至深的奶奶的形象。奶奶是平凡的、又是伟大的，奶奶是优秀的、命运却是多舛的，奶奶没有文化，但一生都在追求进步。奶奶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又多了一个星星”。死去的奶奶已变成一颗星，“给活着的人把夜路照亮”。史铁生逐渐地从个人的悲痛中挣脱出来，从破老汉、奶奶这些老一代人身上，汲取着力量，思索着人生。

　　数十年的病痛生涯，使史铁生对残疾、患病有了一种独到的认识。他说：“我完全没想到，有一天，我对我的病竟有些感恩之情——我怕否则，浮躁、愚蛮如我者大概就会白活。”3 是人生的困境把他逼向了文学道路，同时与病魔为伍又使他去体验、思索生命的奥秘。他说：“人的苦难，很多或者根本，是与生俱来的，并没有现实的敌人。比如残、病，甚至无冤可鸣，这类不幸无法导致恨，无法找到报复或声讨的对象。……无缘无故的受苦，才是人的根本处境。”4在这里，史铁生推己及人，由个体到群体，认识到人永远面对的是困境，冲破一种困境又会有新的困境，困境的永恒构成人一生的苦难。而超越自身局限，实现人生价值，就是生命的意义所在。

　　1986年之后，史铁生在一些作品中虽然表现的仍是个人的现实生存，但内容丰厚了，意蕴深远了，增添了一种开阔向上的情调。《我之舞》写“我”在荒芜的古园流连忘返、所见所感，写得亦真亦幻、神秘苍茫。两位老人悄悄死亡，一对幽灵探讨深奥的哲学问题，一座秘密工厂突然消失……  构成了一幅魔幻现实主义式的图画。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四个命运各异、性格不同的残疾人，有的在等待、有的在思索、有的在梦想……  作品似乎在阐释这样一个主题：天地悠悠，世事无常，不管是残疾人、还是健全人，他们都是渺小、脆弱的，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努力和梦想。《车神》中的“我”，尽管女友即将远游，但“我将摇着车在岸边等候。”虽然双腿瘫痪，可有轮椅带着“我”在遥远的“海湾跑一圈”。车神是谁？“信心告诉你她是谁，她就是谁。”这里的“我”已不再是那个叫“史铁生”的个人，而是残疾人的一个精神形象、象征形象。1996年发表的《老屋小记》，作家把目光再次投向20年前所经历的街道工厂生活，但情调、主题、写法已与《午餐半小时》大异其趣，标志着作家在思想艺术上所达到的新高度。作品用极简练的写法，写出了五六位底层人物形象，用歌声寄托理想的D、想望通过长跑改变命运的K、当过兵打过仗依然耿直正派的B大爷、出身高贵又是名牌大学毕业的U师傅、智商很低性格火爆的傻子三子……  这些人物无不处在人生的困境中，但他们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心存梦想、埋头苦干，在有限的环境中追求着人生的价值。作品中的“我”，已融化在社会和人群中，“我”所关注和思考的是群体的困境、命运等等，作家已由“小我”超越到了“大我”的境界。

　　敞开一个独特的残疾人世界

　　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指出：“史铁生肉体残疾的切身体验，使他的部分小说写到伤残者的生活困境和精神困境。但他超越了伤残者对命运的哀怜和自叹，由此上升为对普遍性生存，特别是精神‘伤残’现象的关切。……这种对于‘残疾人’（在史铁生看来，所有的人都是残疾的，有缺陷的）的生存的持续关注，使他的小说有着浓重的哲理意味。他的叙述由于有着亲历的体验而贯穿一种温情、然而宿命的感伤；但又有对于荒诞和宿命的抗争。”5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庞大的残疾人世界，但健全人对此要么视而不见，要么鄙而弃之，对这个世界是隔绝的、陌生的。史铁生由自身的残疾走进了广大的残疾人群，敏感地发现并表现了这个世界的种种情状，使人看到了残疾人的困境、抗争以及独异的精神图景，使人们认识到残疾人面临的生存和精神问题，也是健全人面临的普遍问题。

　　史铁生笔下，人的身体残疾描述得触目惊心，而身体的残疾又激发了他们强烈的精神向往和生命追求。《夏天的玫瑰》中那位卖玩具风车的老头儿，因患脉管炎而截掉双腿，依靠假肢行走。倔犟的老人为了不成为社会和他人的负担，远走他乡，隐姓埋名，寄居在城郊小村子里。他在困厄中渴望回到养育自己的故乡、见到自己喜爱的女人，花高价买一只青铜公牛雕像、用以激励自己的意志，显示了一位老人顽强的生命和高贵的精神。《来到人间》里那对年轻夫妻，郎才女貌，家庭幸福，但却生了一个发育不全、又患肺病的女儿。而这女孩又天性聪慧、要强。于是年轻的夫妻面对着如何承担孩子的现在和将来的责任，而年幼的孩子面临着怎样直面她的残疾、开始她的人生的困境。一个残疾的孩子竟给自己以及父母，带来如此严峻的生存挑战，而这又是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的现象。史铁生以逼真、鲜活的描述，展现了人生的偶然性，“生活中随时可能出现倒运的事”，揭示了生存的苦难性，哪怕是一点残疾也会造成终生的悲剧。《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把残疾人的悲苦人生推向了极致。年轻的丈夫一条腿、脸被严重烧伤，妻子则是一个侏儒。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对人生的追求，两人商定要收养一个孩子，并认真探讨了抚养、教育等一切问题。尽管他们的梦想瞬间破灭了，他们只有收养一只猫的命运，但她们对美满人生的期望和努力，令人感动。《足球》是史铁生的一篇代表性作品，情节单纯，构思巧妙，把残疾人对拼搏人生、壮美生命的渴望和想象表现得淋漓尽致。球迷小刚、山子是两位失去双腿的残疾人，但他们却酷爱足球，对足球运动了如指掌。他们幸运地得到一张法国足球队比赛的门票，小刚担心自己的轮椅进不了场，邀请山子作候补观众。这一情节的设置可谓独具匠心。于是顶着烈日，摇着轮椅，向体育场驰去。在他们的一路对话中，透露出他们对生活的乐观、爱情上的苦恼、还有对足球运动的痴迷……  山子的眼前幻化出一幅情景：“……是一片辽阔的草原，他自己正在那儿踢足球。踢得可真不错，盘带，过人，连着过了几个后卫，又过了守门员，直接把球带进了大门。他笑着在草原上奔跑。他看见自己腿上结实的肌肉，心想这下子行了，不用再去摇那辆手摇车了。”山子和小刚的梦想，浪漫、激越、壮丽，凸现了残疾人丰富的精神想象、强劲的生命追求。它属于残疾人，也属于健全人，是人类共有的梦想。

　　史铁生笔下，人的精神残疾也表现得真切有力、发人深省，精神的残疾却生长出一种美好的人情人性来。《“傻人”的希望》里的二龙，缺心眼，长得丑，但不缺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为人处事中恪守着“我席二龙不会说瞎话”的信条，即使是因此而吃了亏，也不后悔。作家似在呼唤着健全人身上的诚实品格。《树林里的上帝》中那个女人，在世人眼里是“疯子”、“神经病”，干着一些不可理喻的事情。穿着雪白的连衣裙，到河边的树林里，寻找、帮助受困的小虫子，譬如帮助一只受伤的甲虫翻身、飞走，替蚂蚁搬运面包屑，轰走正被小伙子的猎枪瞄准的麻雀……  “陶醉在幸福中”，喊着“我就是它们的上帝，它们的命运之神”。她满脑子的保护昆虫、鸟类，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显示人的自然观、世界观的觉醒。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史铁生就写出这样的小说，可见他思想的超前。《白色的纸帆》也是作家的早期小说，内容较为庞杂，但作品中那位精神病人的形象很有艺术含量。这位曾经是知青的精神病人，“文革”中遭受过不白之冤，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却变得疯疯癫癫了。他在与小女孩认真的玩耍、在小河边放纸船的游戏中，可以窥见他曾有的纯真和理想。他在生活中已无所要求，惟一的要求是要一张选民证，得不到就觉得自己还戴着帽子，病情会陡然加重。在这位精神病人的要求中，折射出灵魂深处冤案的沉重和对起码的“人权”的期望。

　　在2004年残疾人作家联谊会上，史铁生讲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生命如果是平等的，艰难也就是平等的，并不是残疾人的困苦就比健全人的困苦更困苦，也并不是残疾人的顽强就比健全人更顽强，只有认识到这一点，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才能实现，我们的生活勇气和写作智慧，才能成为全人类的财富。”6 史铁生把残疾人的抗争和智慧，看作了全人类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对哲学之谜的深入破解

　　史铁生有一篇写猜谜的小说：《一种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这个最古老的谜语其实极简单，如同“就在眼前可是看不见的是什么？是眼睫毛”这样的谜语。这个最好猜又最易猜错的谜语，引发了史铁生对日常生活、个人命运、人的心理乃至人类境遇的苦思冥想。枯竭的生活、长期的病痛，使史铁生避开了尘世的喧嚣，陷入了对人类终结问题的哲学思辨之中，并把他的思辨融入了小说和散文写作。几十年来，他的思考触及了诸多的哲学课题，譬如生命、肉体、灵魂、精神、欲望、现实、梦境、宿命、困境、宗教、上帝等等。在小说中表现最集中、最突出的则有人与命运、过程与目的、爱与性、生与死等几个主题。史铁生的哲学猜想，是建立在他痛切的人生体验、深刻的直觉领悟，以及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思想汲纳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显得鲜活、睿智、深切，具有一种审美特质。尽管还不能说他的结论就是绝对真理，但他毕竟撞开了一条通向生命、精神乃至宇宙的新路径。

　　对人生与命运的思索。史铁生创作伊始，反思的就是人的命运问题。《爱情的命运》中的“我”和小秀儿，二人曾经坚信人生命运是可以自己主宰的，但地位的沉浮、爱情的幻灭，让小秀儿最后无奈地说：“我相信了命运，当然不是因为我发现了造物主的确有，而是因为当我在数学界寻求安慰之际，懂得了有限的系数无论多大，在无限面前也等于零。”《兄弟》里的表哥与志强，曾经是一块玩大的朋友，但表哥后来成为法官，志强沦为犯人。这种人生的巨大反差，不是因了他们后来的品德和行为，而是因为他们出生成长在不同的阶层和环境里，是外部世界支配着他们的人生。《钟声》是表现人生与命运的一篇出色作品。叙事人“我”的父母决然离开大陆，远走海外。他们为什么要走？去了哪里？始终是个谜。亲人们讳莫如深，“我”想揭开这个谜总是不能。“我”却由于父母的失踪，从农村投奔城市，寄居姑姑门下，求学、工作而成为城里人。偶然性改变着人生命运。姑夫本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基督教牧师，但受到革命宣传的鼓动，辞去圣职成为进步人士，设计了一座红色居民大楼蓝图，信仰中的上帝的“乐园”与共产主义的“天堂”竟殊途同归。人生的道路真是扑朔迷离。正如“我”所感慨的“……生命中有很多神秘的事”，“你绝对数不清都是哪些事在对一个人的命运起作用”。但这些芸芸众生的背后，有一个宏大的社会背景，即1949年的改朝换代。正是这场革命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只不过置身潮流的人们还看不清、也无力把握自己的路向。《草帽》写两个互相寻找的青年男女，因一顶草帽而邂逅、相爱、结合，同样表现了人生命运中的偶然性。

　　对过程与目的的破译。人生中的过程与目的是一个永恒的课题。现实生活中的人更看重的是目的，而往往忽略了过程。史铁生在多篇散文中谈到对这一问题的思索，他说：“痛苦和幸福都没有一个客观标准，那完全是自我的感受。……生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一个不断超越自身局限的过程，这就是命运，任何人都是一样，在这过程中我们遭遇痛苦、超越局限、从而感受幸福。”7 他甚至认为：人生就是一场苦难，从根本上说就是荒诞的。唯有过程可以变得十分精彩、美好，值得体验和享受。因此“过程就是目的”。《两个故事》中的第一个，讲的是一个被误当叛徒的地下工作者，为澄清事实走遍全国寻找“证人”的故事。第二个说的是喝酒汉子，因受老三的捉弄，使他“活得太窝囊”，他苦寻几十年追杀“仇人”的故事。对地下工作者来说，他的目的就是找到当年的“上级”，但找到的人已成为植物人不能再作证。千辛万苦愿望落空，更显出寻找的荒诞。但老人觉得“该受的我也都受了”，“心里头挺感动”、“挺知足”。因为这位“上级”始终记挂、等待着他，因为在奔波中遇到了一位相信、支持他的好妻子。寻找的过程是悲壮的、充实的。而对那位喝酒汉子而言，几十年后仇人已、孤苦无依、弃恶从善，且做好了死的准备，他已经为自己的尊严付出了全部努力，这就够了，目的已变得不再重要。这是两个包含人生寓言的故事。史铁生的许多作品都富有寓言色彩，最有代表性的是《命若琴弦》。作品讲的是一个现实故事，又似一个传说故事，更像一个寓言故事。老瞎子与小瞎子师徒二人，相扶相搀、到处弹琴说书，目的就是弹断一千根琴弦，得到封藏在琴槽中的药方，就可治好眼睛见到光明。这是一个诱人的、遥远的目标，鼓舞着师徒二人翻山越岭、备尝艰辛，终于弹断了师父的师父嘱咐的琴弦根数。但让老瞎子想不到的是，那张药方竟是一页白纸。他在又惊又悲的时刻，“怀恋起过去的日子，才知道以往那些奔奔忙忙兴致勃勃的翻山、赶路、弹琴，乃至心焦、忧虑都是多么欢乐！那时有个东西把心弦扯紧，虽然那东西原是虚设。”人生的目的往往是虚幻的、自造的。有了它才能使生命的琴弦拉紧绷直，弹出最优美的旋律。这个过程正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于是老瞎子又把药方藏入琴槽，传给小瞎子，说自己记错了老师父的嘱咐，把一千二百根记成了一千根，他要和徒弟从头开始弹起。在史铁生关于人生的过程与目的的思辨中，既有道家看破世事的睿智与超脱，又有儒家面对现实的执著与进取。

　　对爱与性的探索。爱与性是史铁生小说中的重要内容。越是在现实中实现不了的愿望，越会在想象、写作中尽情释放。正如作家所言：“性和爱，真是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密码，任何事情中都有它们的作为：一种是走向简单的快慰，一种是走向复杂的困苦。”8 关于爱情，史铁生在短篇小说中多有描写。《往事》中，“我”与冬雨美好的初恋与现实中的隔膜，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表现了爱给人带来的“困苦”。《老屋小记》里，“我”同那位“健康、漂亮、善良”的姑娘相爱，是那样“痛苦”而又“幸福”，让“我”“想活下去，想走进很大的那个世界去活上一百年”。《车神》中的“我”与“姑娘”相互寻找，终于如愿，度过一段如梦的岁月，但“人间有双重的天河”，她终于只身去漂泊，“我”地老天荒地等候。史铁生用最精练、纯洁、优美的语言，描写了一个残疾人温馨、浪漫、感伤的爱情。关于性，在史铁生的短篇小说中鲜能看到。短篇小说有限的空间与诗意品格，是不适宜写性的。文学史上用短篇形式写好性爱的也不多见。史铁生的性爱描写只有到2006年的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中，才得到较充分的展示。但关于爱与性的关系，史铁生有着独到的思索与认识，并在散文随笔中有过多次阐述。他在《爱情问题》中说：“在爱人们那儿，坦露肉体已不仅仅是生理行为的揭幕，更是心灵自由的象征；炽烈地贴近已不单单是性欲的摧动，更是心灵的相互渴望；狂浪的交合已不只是繁殖的手段，而是爱的仪式。爱的仪式不能是自娱，而必得是心灵间的呼唤与应答。”9 在史铁生看来，爱与性可以分离，也可以结合，而最美好的性与爱是水乳交融的，而这样的性爱只能在想象和理想中。

　　对生与死的揭示。史铁生小说中最突出的主题是关于生与死的探索。由于中国没有土生土长的宗教以及文化，因此对生与死的思考总是浅尝辄止。人们更注重的是现世、即活得如何，而忽视了“天国”、即死后怎样。史铁生以他直面人生的勇气和特立独行的思考，对生与死作了深广的探寻。《黑黑》中的“我”为革命奋斗一生，“文革”中被打成黑帮，妻离子散，作好了自杀的准备。但死前的故乡之行，却使他坚定了生的信念。乡亲们面对天灾人祸，坚韧豁达的生存精神，那个叫黑黑的狗，对主人的忠心不二和对“爱情”的执著寻找，使他深深认识到：“万物都是本能地不愿死的，何况人！”小说表达了这样一个主题：在死亡的边缘走过一回，你才能理解生的意义。《毒药》也是一篇熔传奇与寓言为一炉的佳作。那个一心要养“怪鱼”以获取名利、终于失败的年轻人，自觉无颜活着，带了两颗剧毒药丸决心客死他乡。抱着“只当我已经死了”，“干吗不再试试干点什么”的念头，竟又活了60年。辛勤劳作，娶妻生子，成为一个自满自足的老头儿。唾手可得的死，使他重新尝试生、体验生，获得了人生的乐趣和幸福。这两篇小说都表达了作家对生的留恋和肯定，而这种对生的认识是在“死过一回”后得到的。正所谓“未知死，焉知生”。《死国幻记》和《脚本构思》，则是作家对死亡的体验和对“冥界”的猜想。前篇写“我”在做手术的麻醉中，灵魂脱离躯体，在死国中漫游，看到了死灵（有形的灵魂）们没有欲望和激情的沉寂生活，然后“我”又死而复生回到人间。后篇写冥冥之中的上帝，怎样煞费苦心地设置、支配人类的行动。他既要让人有梦想、有欲望，又要使人的追求永远不能满足，这就是上帝导演的“人间戏剧”。两篇作品情节荒诞、想象奇异，折射出作家对人的死亡、上帝的创造的天才破解。对生与死的探索最深切透彻的是《我与地坛》。这篇作品一般是划在散文之列的，但陈顺馨把它称为“自传散文体小说。10 其实这是一篇既可以当散文、也可以当小说的杂交文体。在那座“荒芜并不衰败”的地坛里，史铁生流连、沉思了十五年。地坛成为他的精神家园、思想摇篮。地坛四百年的历史沧桑、年复一年的四季轮回、树木花草的枯枯荣荣，使他感受到了个体生命的渺小和偶然，使他认识到人的生死只是上帝或自然法则的一种安排，不别担惊害怕，也不别“急于求成”。几度自杀的念头终于打消，他超越了生。地坛里形形色色的人生故事、特别是母亲深厚而细微的关爱，使他下定了“试着活一活看”的决心。为了使活着有成就、有自尊，他找到了文学写作道路。“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他终于“为生存”找到了“可靠的理由”。他超越了死。史铁生在生与死的思考、探索中，领悟了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奥秘。

　　寻找一种通向心魂的艺术形式

　　有什么样的文学追求，就会有什么样的艺术形式。史铁生说：“写作，法无定法，惟一不变的是向自己的心魂深处去观看，去发问，不放过那儿的一丝感动与疑难。其实，写作也就是为了这个吧——自珍，自省，自我完善。”11 他把文学分为三种，纯文学、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他坚守的是纯文学，认为：“纯文学是面对着人本的困境。譬如对死亡的默想、对生命的沉思，譬如人的欲望和人实现欲望的能力之间的永恒差距，譬如宇宙终归要毁灭那么人的挣扎奋斗意义何在等等，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问题，不依社会制度的异同而有无。12 面对人的“困境”，用自己的“心魂”去领悟、去表现，这就是史铁生的文学观。这样的文学追求，必然促使作家寻求一种个性的、自由的、新锐的艺术形式和手法。史铁生曾经热衷过传统现实主义写法，但他进行了大胆的变革和实验；他不满足于那种单一的小说模式，融合了散文、诗歌、哲理的表现元素，形成了一种杂糅的文体；他还积极借鉴了荒诞、象征、寓言、意识流乃至“迷宫”叙事手法，使他的作品平添了一种现代小说气息，因此有论者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先锋小说家”。

　　史铁生最突出的艺术创新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经典模式的突破。蒋原伦指出：“铁生的早期小说章法严谨，选材精心，颇得契诃夫之真传。”“对谋篇布局的讲究、对立意的追求均表明当时的铁生心目之中的艺术理想是什么。这种艺术理想来自于某种文学传统，来自于本世纪和上世纪的俄国和西方的现实主义小说。”13史铁生受过契诃夫、鲁迅、汪曾祺等的影响，这些构成了他较深厚的经典现实主义文学资源，但他从来不拘泥于传统模式，在继承中力图创新。《法学教授及其夫人》、《绵绵的秋雨》、《神童》等是作家的早期作品，属于那种传统的情节类小说，但作家把他对社会的哲理思考灌注其中，给作品赋予了一种思辨色彩，哲理性成为他后来小说的一种重要特征。《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没有太阳的角落》属于自传体小说，这类作品本应以纪事写人为主，而作家把抒情提升为小说的重要元素。作家十分钟情这种抒情手法，在后期的《老屋小记》中依然沿用了这种表现方式。其实表现方式和方法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能充分表达作家的思想和感情，就是最佳形式。此外他不满足传统小说过分完整的故事模式，努力展示散碎、平淡的日常生活；厌倦那种性格化人物，着力发掘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都显示了他的艺术创新精神。

　　散文化艺术追求。史铁生小说一个很鲜明的艺术特征就是散文化。他的一些主要作品在样式、写法、笔调上往往很像散文，以致个别作品在文体上很难归类。他说：“散文正以其内省的倾向和自由的天性侵犯着小说，二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这是件好事。既不别保护散文的贞操，也用不着捍卫小说的领土完整，因为放浪的野合或痛苦地被侵犯之后，美丽而强健的杂种就要诞生了。”14 作家不仅要借鉴散文的具体手法，而且要引进散文的“自省倾向”和“自由天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造或者说丰富了小说的审美属性，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文体。《奶奶的星星》写奶奶一生的经历，基本由日常生活的细节构成，《车神》写“我”的轮椅生涯，都是生活断片的连缀，很像散文的样态。但作品中熔铸着一种完整的情感、思想，因此就依然是小说。小说和散文的不同在什么地方？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感悟。史铁生很赞赏韩少功的看法：“韩少功说过：明确的事写散文，疑难的事写小说。另外我想，用小说写疑难，会更生动、更真切，直叙思想就怕太枯涩。”15 这一见解是新颖独到的。史铁生有两篇作品写到他的母亲。一篇是散文《合欢树》，作家情真意切地描述了母亲对“我”的关爱，以及母亲去世后“我”对她的长久思念，思想内涵是单纯、明朗的。另一篇是介乎于散文和小说的《我与地坛》，母亲是整个作品中的一部分，此时母亲在作家眼里就不是那样简单了，她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对“我”的爱护与苦心、以及她的人生命运，就都成为让人思索、困惑的了。因此作家的笔调就变得沉重、细密起来，形象也显得丰满、扎实了，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母亲形象。于是作品就有了一种小说的特征。

　　诗性的融合。史铁生的小说不仅有散文化特征，同时又有诗的气韵。他说：“我一向认为好的小说应该是诗，其中应该渗透着诗性。……什么是诗性呢？最简单的理解是：它不是对生活的临摹，它是对心灵的追踪与缉拿，它不是生活对大脑的操练，它是一些常常被智力所遮蔽所肢解但却总是被梦（并不仅指夜梦）所发现所创造的存在。”16 好的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应当具有一种诗性，是很多作家的共识，譬如王蒙、铁凝都明确地讲过。但史铁生所谓的诗性，指的是小说对作家心路历程的展示、对作家梦想世界的凸显，更带有主观性。譬如《小小说四篇》写青年男女之间的心灵呼应、恋人之间的忠贞爱情、爷爷对孙子的舔犊之爱、儿子对母亲的感恩孝心，表现了人与人之间最珍贵最纯洁的感情。作品以“春”“夏”“秋”“冬”为每一篇的小题，画面优美，语言灵动，像一首首淡雅的绝句。《别人》是一篇寓意复杂的小说，通过“我”在城市里——寻找电视画面上一幢高楼里一个房间的荒诞情节，曲折地透露出失恋的“我”那种孤独、困惑、自闭、焦渴的内心情感，如一首低回、感伤的爱情诗。

　　迷宫式叙事手法的借鉴。史铁生越走越远的思想探险，必然会使他与西方现代小说思潮不期而遇，进而借鉴一些新的艺术形式和手法。有论者认为他受到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探索的是一种存在诗学；有人称他的作品是昆德拉意义上的现代小说。象征主义、荒诞派、意识流、寓言手法等，在他的创作中得到了纯熟自如的运用，此外迷宫式叙事手法他也颇为偏爱。1985年之后，文坛上先锋、现代小说崛起，各种各样的新潮形式和手法应运而生，马原、洪峰、格非等的迷宫叙事手法风行文坛。史铁生没有去做理论上的鼓吹，但对这一手法却心领神会，在创作中进行了多次实践。迷宫叙事的理念和方法，契合了他对世界和艺术的认知。博尔赫斯是迷宫理论的倡导者，他说：“迷宫可以用一个事实来解释，即我生活在一个奇妙的世界上。我的意思是说，我始终被各种事物所困惑……它们（迷宫）是我的思想状态的正确象征…… 它们不是文学手法或圈套……它们是我命运的一部分，是我感受和生活的方式。”17 很显然，博尔赫斯对世界的这种困惑和探索，与史铁生感受到的神秘、偶然、困境、宿命等生存体验，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毒药》、《我之舞》、《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小说三篇》等，都明显地运用了迷宫叙事方法，使他的小说强化了故事情节，增加了可读性。但谜底依然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更难破译了。《中篇1或短篇4》一直被视为中篇小说，但作品的题目就明白表示，它既可以当作一个中篇，也可以看成四个短篇，在框架结构上就有了迷宫的味道。第一章用第三人称，刻画了快餐店众人眼中一位老人在雪地里的神秘死亡。第二章用第一人称，叙述了“我”——一个叛徒的人生遭遇及内心世界。第三章用第二人称，讲述了“你”——一个孩子当年亲历的那场自杀事故的现场情景。第四章又与前三章迥然不同，是一个叫特鲁尔的神创造“盒子王国”的神话故事。每个章节的故事情节曲折离奇，自成一体，完全可以当独立的短篇去读。但每章之间又千丝万缕，因果相连。譬如那位死去的老人可能就是后来出现的叛徒“我”，那位事故的目击者、快餐店老板的孩子——后来竟成为一个作家，末章的神话故事就是成为作家的那个孩子创作的。但要真正理清故事、人物之间的关系时，往往又陷入矛盾、死路中。整个小说视角多变、情节奇妙、机关重重，像一个错综复杂的迷宫。而从作品的字里行间，又折射出作家对人间沧桑、人类困境、生命意义的孜孜求索。

　　注释：

　　19《史铁生作品集》（3）222、3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6月版。

　　2346781112141516史铁生：《病隙碎笔》159、378、338、235、336、339、365、178、214、418、2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

　　5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34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

　　10见陈顺馨：《论史铁生创作的精神历程》，《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

　　13蒋原伦：《史铁生小说的几种简单的读法》，《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3期。

　　17博尔赫斯：《“它像夏日的黄昏徐徐降落”》，西川译，《文艺报》1993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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