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如果有人问《吉祥如意》是一篇什么样的文字，你会怎样介绍？
　　郭文斌：这个问题有点难。《吉祥如意》它首先是一篇小说，是一篇短篇小说，讲的是我们西海固那一带，也就是我的故乡，过端午节的故事。是两个童蒙未启的小孩，一姐一弟，亲历一个古典节日的蒙太奇片段，传达了一个作家对那一方土地、对岁月的理解和打量。要用传统小说的常识去读这一篇小说，可能大家会觉得不习惯，因为传统小说的一些元素在这篇小说里基本看不到，就是说它的情节非常简单，但因为是两个小孩的目光，所以有我们成人世界所看不到的那一层韵味。
　　这是我们打开世界的另一种方式。它是一个新的世界，它平行于我们的物理世界，但更深于我们的物理世界。它是由文字组成的或者说由文字传达的，这么一个超越物理世界的一个心理世界或者说是一个小说世界。
　　记者：您写这么一篇小说，小说里有没有自己？
　　郭文斌：这是肯定的，因为作为一个作家可能他有多种进入小说世界的方式，那么有些作家他可能擅长虚构，比如说擅长写情节的这样一些作家，写科幻的包括一些推理小说的这一类作家。有一些作家他可能是去传达体验，不是经验，是体验。这一部分作家他可能和那些靠想象力去打动读者的作家有区别。《吉祥如意》它是一个体验型的作家去表达世界的这么一个文本。所以他既然是一个体验世界，他更是一个个性化的世界，因为体验世界它更是一个精神化的世界，不同于逻辑世界，它没有公式，它是一种非必然的、一种灵感似的传达方式，所以作者在写第一句的时候，有可能第二句在脑海中还没有形成，所以它的出现带有偶然性、神秘性，因此它更能“准确”地、“真实”地传达世界，更有美学韵味，也离读者的心灵最近。
　　记者：从您刚才讲的“打动”读者，您认为这部作品流向百姓当中它最能够打动人的是什么？
　　郭文斌：这个我很难说，因为读者他返回来的信息可以说是五彩缤纷，因为一个作品出现的时候它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是读者去解读它的时候或者说是进入它的时候他是带着他的期待、带着他的认知、或者说带着他的相知去进去的，但是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讲他肯定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这就像鲁迅文学奖授奖词：《吉祥如意》以优美隽永的笔调描述乡村的优美隽永，净化着我们日益浮躁不安的心灵。人民文学奖授奖词：《吉祥如意》回望了传统乡村生活之深厚喜乐，在短篇小说的有限尺度内以丰沛的细节书写了温暖的大地。小说选刊奖授奖词：郭文斌的小说以富于诗情画意的成功描绘，令我们对那片土地充满敬意，对汉字表意功能的理解和尊重，使小说叙事充满魅力，本奖同时表彰作者对中国传统美学中“意境”的成功运用。等等。
　　因此，我觉得任何作品，它打动读者的无非是真善美，无非是温暖、崇高和关怀，无非是爱，这些都包含在我近年来倡导的安详主义中，说得形象一些就是能够撞击到读者心中最温柔的地方的文字。
　　记者：您的描写是否是您小的时候经历的。
　　郭文斌：肯定。我运用的童年视角比较多，当我带着童年的视角去写作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在状态，这种视角所打捞的事实上就是个人童年的经历，在经过岁月的沉淀之后最难忘的那一块，最愿意让人回想的那一块，我说它是我们记忆中的黄金。就是说它永远不褪色，而且随着阅历的增长，随着岁月的流转，觉得那一部分在心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我想这一种东西或者说这一块一块的岁月的黄金也是读者最喜欢的，因为它已经超越了功利、超越了世俗、超越了污染、超越了遮蔽，它是在岁月之河中被反复的擦亮反复的琢磨的这么一些存在一些精神的羊脂玉吧。
　　记者：能够留下来的肯定是最宝贵的东西，我自己也认为就是当你反复的回忆离你很久远或很美好的事的时候，那么同时也影射出你缺失了这一块？
　　郭文斌：对，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就是说这个世界它既是一个绝对世界也是一个相对世界。说绝对是因为这个世界的本原，如果我们从形而上的角度去考察，在我现在理解它是由一种本善，或者由一种大爱构成的，这个是绝对的。说相对就是我们所体验到的这个世界或者说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它又是一个“依存”世界，它是“二分”的，有一部分相对善，有一部分相对恶；有温暖存在的时候它肯定有冰凉；有火存在的时候肯定有水。那么在这个相对世界里面，我们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就有比较约定俗成的或者说像我们心灵的相应的一些价值判断。那么这个价值判断就是说在这个价值的海洋里面肯定每一个人有他所需要的那一瓢水，就看你去选择哪一瓢。同样，一个作家他在选择的时候，肯定有着他的价值判断。比如说《吉祥如意》，有读者说，如果你真的读懂了它，你就有可能读懂生命，虽然它是一个特定生命段的一个流程，但是我觉得如果按全息的理论来讲的话一滴水就是一个世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作者的每一个文字在抵达读者心里的时候，他是带着他的价值观的，就是作者他和他的这一部分读者是一个充满偶然但又必然的这么一种因缘。所以古人讲因缘，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因是什么呢？一粒种子进入土壤，那么这个种子就是因，土壤就是缘。只有在因和缘同时具备的情形下，一棵庄稼才会长出来。如果光有种子，我们把它放在玻璃器皿里面，可能百年千年它不会发芽，但他一旦遇到土壤它就会发芽。所以我的理解呢，一颗种子，一颗文字的种子在进入读者心灵的时候，或者说读者心田的时候，它是带着非常奥妙的这种因缘去的，所以怎么样的土壤更适合种子去发芽它是有着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有着同气相求啊，这既是文字对读者的选择又是读者对文字的选择。他们可能没有诞生但是在召唤诞生，或者说正是因为有个召唤在，它才诞生。
　　写作我觉得是很奥妙的一个事情。
　　记者：好象您说的就像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一样，您写一篇小说就是一种情怀一种理念一种价值取向，就是您在发出一种信号，就是召唤和你有缘的人？
　　郭文斌：对。我们平常一直在讲随缘。事实上我们是不懂什么叫随缘的。随缘不等于随波逐流。当一个人对这个世界了悟于心之后对人的心灵了悟于心之后的一种选择，才能叫随缘，它是一种大觉悟的境界。当一个人到你的面前或一篇文章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他知道或者说认得，更准确些说是“识得”其背后的宿命，这才叫随缘。农民是最随缘的，他知道什么季节去种什么粮食，他知道在什么地里面去下什么种子，他绝对不会逆岁月或逆时序去做。他知道清明前后栽瓜种豆，他不可能秋天或冬天去种，它是一种了不得的了悟世界或觉悟世界的方式。所以一个作家或者说一个成熟的作家，他在代表他的文字去旅行或者说带着他的文字去行走的时候，他是最尊重他的读者的。所以他的读者也是最尊重他的了，热爱他。所以随缘这个话题是一个非常奥妙的话题了。
　　记者：郭老师返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缺失，您认为我们现在缺失了什么？针对《吉祥如意》说一说？
　　郭文斌：我近几年在讲一个词“常识”，我觉得我们现在最大的缺失就是不懂得常识。你比如说在伦理中父慈子孝是一个常识就是所谓的孝道，但是这个常识我们现在缺失了。有个地区介绍它的德育经验的时候，说父和子用一种协议的形式来保证孝道的推行，他们把这个作为一个地区的经验来介绍。听完这个经验以后我确实赞赏不起来，心里倒是有一些酸楚。孝，这是一个多么天然的东西，当一个天然的东西我们用协议用合同去维持或者说保障的时候，这恰恰说明这个地区的孝道已经沦丧到十分可怕的程度。这就是常识。大家之所以喜欢我的一些文字，吉祥《吉祥如意》，喜欢拙著《大年》、《孔子到底离我们有多远》等，正是因为这个常识缺失得太厉害了。这几年我写节日比较多，因为节日是中国古人非常经典的一种天人合一的方式，一种回到岁月和大地的方式，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在大地上生存，但是我们已经忽略了大地，我们在岁月之河中穿梭，但是我们已经忽略了岁月。恰恰给了我们生命以保障的东西，我们恰恰忽略了它，你比如空气，比如阳光，比如时间和空间，还有爱。我们可能满眼都是别墅，都是高楼大厦，但是我们看不到空气，看不到阳光，当然更看不到时间和空间，还有爱。就是说最有恩于我们的东西，我们可能对它熟视无睹，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的缺失是我们现代人最要命的一个缺失。而古典的节日事实上就是让我们以一种强迫的方式让我们面对土地、面对岁月，包括面对春夏秋冬。
　　记者：您讲这个非常感染人，就像回到我当时阅读《吉祥如意》自己的一种感受就是觉得是一种爱的缺失。不是一种狭义的爱，不仅限于子对父或者子对母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爱，应该是人对万物的爱。
　　郭文斌：对。造化创造了万物，或者说万物都是它创造的，那么万物都是她的孩子。所以古人讲“大地无言，万物生长；日月无语，昼夜放光”。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细心去打量，大地它真是太伟大了，她生长鲜花生长庄稼生长快乐，同时她也承载污秽承载坏苦承载灾难，我们每天把多少脏东西给它，它没有怨言，它没有说我要选择哪一部分，要拒绝哪一部分，它全然接受，它表达的是一种平等，一种无分别。每天，当我冲马桶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她，我就惭愧得不行，我就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但我仿佛又听到大地给我说，没关系，我的孩子。想想她的这种无言她的这种大爱！事实上如果我们读懂了大地，就明白了什么叫爱，什么叫善，什么叫美。日月也一样，他也没有根据自己的好恶去选择照耀哪一个人。借用一个古词，即“无缘大慈”，就是没有缘故的慈悲。在我理解，她是中国文化的根本背景，也是中华民族的根本美德。所谓“天地君亲师”，看看这个排序，你就会赞叹古人的智慧，这是给予我们恩惠的几个第次。
　　记者：一读二读和再读感受都不一样，那么从小说本身来讲传达的是哪种爱？
　　郭文斌：古人把阅读叫作印心，就是说阅读其实是在印证你的心。这个话怎么讲呢？就是说你的心里面有什么你就会看到什么。我在拙著《大年》的序中曾写到苏东坡和佛印和尚的故事，演义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去读《论语》你会对其中的每一句话有不同的理解，这就是说不是那一句话的意义有那么多层，而是你的心灵在成长，你看到了那句话里面不同的层面。所以吉祥如意这个词不同的人的理解也有不同的层次。对于做生意的人，吉祥如意就是发财；对于做官的人，吉祥如意就是加官晋爵；但对于一个父母来讲，他对他的孩子最期待的吉祥如意就是平安；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讲，他期待的吉祥如意就可能是让大地吉祥，让岁月如意。那么古人对于吉祥是怎么理解的呢？所谓的吉祥就是做你该做的，拿你该拿的，这就是吉祥。如意呢？只有符合天意的才是如意的，是顺时听天，而非人定胜天；否则，就不吉祥不如意。她给你一种非常非常符合哲学的或者说形而上的一种要求，一种法定，她叫吉祥如意。
　　日本有一个科学家叫江本胜，他用他一生的时间在做一个实验，怎么样的实验呢，他从世界各地去采集水，然后把它装在不同的瓶子里面，给一个贴上红标签，另一个贴上黑标签。他每天对着红标签的水说我感激你、我爱你、我喜欢你；对黑标签的水说我狠你、我讨厌你、我不想见到你。然后拿到冰箱里去结晶，用显微镜观察红标签的水的花纹特别漂亮，特别有秩序。黑标签的水相反。如此千万次概莫例外。为此江本胜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不言自明。一瓶水当你带着感激带着感谢、爱面对它的时候它回馈给你的也是漂亮、秩序；如果你带着仇恨带着诅咒面对它的时候，它回馈给你的是杂乱、是丑恶。那么我想宇宙也是这样，地球也是这样，大自然也是这样。所以中国古哲学她就讲一个字“慈”，或者换一个字也就是现在说的“爱”，甚至中国古人她认为世界的原点就是爱，这个造化的心脏就是爱。所以从这个意义去理解，人为什么会感到爱，人为什么会被爱打动，因为那是我们的当初呀，是我们的原点，是生命出发的地方，也是她的归宿。所以什么样的文学是好的文学，什么样的文学是能点燃心灵的文学，是唤醒灵魂的文学，不言自明，对吧？
　　记者：非常地受教育，真的是，感觉到跟您交流的时候，自己的心都会变得很美好。
　　郭文斌：但愿。
　　记者：与其说你通过一本小说想告诉大家什么，不如说你教会大家一种方式来感知这个世界，这是最重要的。
　　郭文斌：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每个人就像您说的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的经历都不相同，要找到一个共同的点就必须先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
　　郭文斌：对，所以中国古人讲“人之初，性本善”，这个词应该怎么理解呢就是说他在讲“本善”这个词，“本善”就是本来的那一块，本来的那一块材料，创造生命的这一块材料，就是最初的那一团面粉啊，它叫“本善”。那么为什么说人，你看到的人是千差万别的，有善的人有恶的人，有半善半恶的人？这就是“性相近，习相远”。就是习气，就是我常说的污染，把这个生命变得千差万别。因此，回归生命的过程就是反污染的过程，而文学和文字在一定意义上来讲，它就是帮助人们去清洗心灵灰尘的这么一个载体，这是文学在“本来面目”上的一个意义。如果说文学失去了这个意义，或者说相反，那就是反动的文学，因为生命它最本质的诉求就是回归。回归到光明，回归到本善，她的最本质的诉求是回归到它的光明中去。但是如果你的一篇文字、一本小说、一个文本，你恰恰没有去清洗，帮读者去清洗他的心灵或者说没有帮助他回家没有帮助他找到他的本原意义上的光明，你给这一层明珠又增加了一层污染，这样的文字他是一种要承担因果的文字，就是反动的文字，这样的文字是需要我们去警惕的。所以我给我的诗集起了个名字叫《我被我的眼睛带坏》。我们要像猫一样警惕地去面对这个世界。如果我们不加分别地让所有的文字都进入我们的视线，这是我们对自己不负责任。你没有做好你的这个门卫，你让小偷进来了，你认贼作父，那这是你对生命的失职，是渎职。
　　记者：就是说， 你的眼睛和你的耳朵如果把不好这道关的话，就会使你的心遭受污染也好，或者说侵犯也好，所以说“舍得”也应该是另一层意义上的“舍得”，就是你应该时时刻刻警惕自己应该舍去什么，应该得到什么。
　　郭文斌：古人讲的“舍得”，它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选择，他就是讲你去选择，就是说你要欢迎什么，你要拒绝掉什么，你要拿起什么你要放下什么，他讲这个意义。所以古人他讲舍得呢，他有多种理解。中国古人有一个词叫布施，布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奉献于对方，这个奉献有物质的、有精神的。所以我在讲我说作家因为带着一种布施的心态去写作，这个布施不是说给读者一块金或银，不是，是给他一个火种，或者说给他一杯水，让他的那一颗明珠恢复到本来面目，让读者本有的心灵明珠焕发出光彩，这也就是感动之所以发生的地方，这就像一个困在笼子里面的鸟，当别人帮你打开笼门的时候，当你在天空翱翔的时候，你说感动发生了吗？肯定发生了。所以我说文字是一条回家的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字不但是一条回家的路，它也是你打开你自己的一个方式，它是一串串钥匙。一个被捆绑的人他是没办法自己打开自己的，一个人的两只手在后面被绑着，自己解套是很难的，必须有一个第三者去把它打开。由此我想，几千年业流传下来的古圣先贤的教诲，那些经典，就是一串又一串的钥匙。她让我们回家，那个家是快乐老家。
　　记者：我就想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让你直接地或者说跟你有默契的人群去直接的“对接”，给他们一个引领。不管是看过的还是没看过的，只要是有缘人，他都会向你这个方向聚集，我觉得是心灵上的聚集，不是形式上的。
　　郭文斌：你讲的这一点其实是大智慧。古人讲“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就是说当你懂得了日月你就懂得了什么叫凝聚力和感召力。我们不是常讲向日葵吗，当太阳出来的时候这些小脑袋都朝着太阳，然后那个小脑袋一直跟着太阳转，直到太阳落山，那个小脑袋就守候在太阳出山的地方。所以它是一种近乎本能的选择或者说是追溯。所以这几年我一直在讲不是说文学已经死亡了，或者说不是说文化已经衰落了，是我们文化人自己把自己的行情搞坏了，只要是人他肯定就有他心灵中所缺失的那一块，那么只要你能满足他的缺失，或者你能够填充那一块缺失，文学就不会死。只要人存在，文学就存在。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悲观呢？这没必要。我们之所以悲观是因为我们找不到读者心中缺了哪一块东西，所以我们悲观，我们没有自信。当你真正懂得了读者心中缺了哪一块东西，我想随着人口的增加，文学应该是成正比例地去发展。而现在我们看到的事实好象是文学不景气，我觉得作家要从自身去找原因。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对作家有一份期待。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文化环境，有许多伪作家出现，伪文化现象出现。他们可能提供给读者的不是读者内心缺失的那一块，相反，他们是给读者本来就已经被污染得非常厉害的那一个层面去增加新的污染。读者不自觉，以为这样会增加他学养的厚度，其实他没有想到这恰恰增加了他心灵的尘垢，他还以为增加了他的财富，不是。所以我们要警惕伪文化，伪文学。这就像一个小孩当别人给他一团火，他觉得很好玩，但是没想到这个东西弄不好，可以让他自焚，让他陷于生命的险境。就这么个道理。
　　记者：能感受到您在讲一个词和谐。
　　郭文斌：你细细品位那个成语“求之不得”，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以一种欲望的形态去向大自然或者向本体世界去索取的时候它不给你，因为它知道你的需求，需求是物质的，它不是本源的，所以在怎么样的时候才能得到呢？这就是《吉祥如意》中母亲借奶奶的话讲的那个“舍得”。怎么舍又舍什么呢？她并不是要你把世界舍掉，而是把你的自私舍掉，把欲望舍掉。所以儒家讲“格物致知治国平天下”。“格物”是什么呢？就是把欲望放下来，只有把这一部分放下来才能达到“诚意”，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这一部分你放不下来，明珠是散发不出来光辉的，明珠散发不出来光辉它怎么去照耀别人？所以没办法“齐家”也没办法“治国”，更不要说“平天下”。所以“舍得”它讲的是只要我们把物质把欲望把感官诉求打扫干净，不用去求，明珠自会焕发光明，这叫做无求自得，这就叫自然所得。什么叫自然？就是本来就是你的，你本来就是一颗明珠，你只不过就是被污染了而已。所以你怎么去“得到”呢？你把一部分放下，另一部分它就在那儿了。这就像我们把我们的衣服脱掉，我们的本体就在这了，我们自己是用自己的一层衣服遮着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古人讲人人都有智慧，有大智慧，只不过就是被遮蔽而已。而文化就是要扫除这一层遮蔽，就是要扫除掉无始劫以来世世代代积淀在我们心灵上的那一层灰尘。除尘。禅宗讲“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可能文化的意义就是不断把我们的心灵擦亮，保持光明，如果镜子上有灰尘我们是看不见自己的。你看我们在卫生间做完桑拿以后镜子就看不见人，所以只有你把那一层雾擦掉你才看得见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看见自己，不过就是这一层东西障住了我们。帮助读者擦掉这一层灰尘，在我理解，就是文化的使命。
　　记者：非常好，就是说最起码非常感染我，让我重新理解了“舍得”一词，以前我一直知道“舍”是什么，但是我找不到“得”，就是您今天一说我就知道你“舍”的过程就自然得到了，不是说你“舍”完了以后再去“得”，再去努力再去追求什么，其实你舍掉的过程就是得到的过程。
　　郭文斌：好，你的理解很好。
　　记者：我希望我们双方的合作为观众和读者做点什么。
　　郭文斌：事实上是所有人，如果我们承认我们刚才讲的“人之初，性本善”，承认人的平等性，我们的合作就对所有人有意义。我特别喜欢“众生”这个词，在古人看来，不但人是一个共同体，他甚至把所有的动物都纳入到这个共同体，统一叫生物，叫“众生”，叫“有情”。在古人看来，不只是人是至高无上的，他认为所有的生物包括一草一木和我们都是平等的。当你带着这样一种心态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就会充满快乐，因为满眼都是我们的父母兄长，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这时候你就不会在看到一个小羊羔的时候你说这是我的盘中餐，如此你的境界小了，因为你已经对立，你已经在求，在索取，把它看成你的欲望需要，看成你感官的对象，当你去带着这种平等性去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看到一棵小草，你说它是我的兄弟姐妹，就不会一脚踩上去。当所有人带着这样一种心态去面对世界的时候，说得大一点，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海啸，不会有这么多台风，不会有这么多牛蹄疫、禽流感、非典、地震，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上再去仔细的思量我们人所做的一些事情，它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我们现在就差没有把人作为我们的盘中餐对吧？事实上，现代人的逻辑已经把人作为服务于自己的一个感官对象。当我们制定一个商业政策，或者策划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对方看成我们猎取的对象？我们何曾想过我们的这一个商业计划、写作计划是为了满足对方，是为了奉爱对方，很少。我们任何的局部的一个策划出来我们都想着是如何把对方据为己有，把对方腰包里面的东西据为己有，把对方的心灵据为己有，我们没有想到把我们的光明辐射出去，用我们手中的蜡烛去点燃别人，没有。现代的逻辑是一个掠夺的逻辑，更多的是一种掠夺的逻辑，所以大家都活在焦虑之中，活在不平之中，人人觉得不安全，没有幸福感，没有快乐感，这就是说我们这个大前提是错误的。不是说像妈妈一样对待她的孩子，你看母亲她对待她的孩子，是出于一种无缘无故的爱，所以我们说母爱很伟大，那么我们说这个世界的人都带着一种母亲的态度去面对别人，面对第三者，那你想一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和谐，何止是和谐，那是一个大幸福，大安详，那是一个了不得的事情。所以天堂在什么地方，天堂就在我们的心里，只不过我们已经丢失了它，我们已经找不到天堂的方向，所以文化它的另一层意义就在于要帮助读者帮助受众指出天堂在哪里。
　　记者：学会一种方式。
　　郭文斌：对。它会给你一种路径，给人们指明一个路径，所以我这几年一直在讲，文化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方向。我常说，你要让贪官不贪，你要让他找到一种比贪官更快乐的东西，不然他总会贪。为什么？贪快乐。如果有一天让他找到一种比贪更快乐的东西，他肯定追求快乐，这是本能。他为什么还要贪呢？所以你要让小孩好好学习你就要让他找到学习的快乐；你要让家庭和睦，你就要让夫妻双方找到一种和睦的快乐。
　　记者：你没有把人群划分为能接受和不能接受，在你看来人人都可以接受？
　　郭文斌：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当然我不是太阳，但我这样要求自己，我没有想着今天要照哪个人不照哪个人，我想我只要出来就行了，我只要把我的光辉散发出来就行了。至于谁需要我的光辉，那是他的事情，他有他的选择。有些人可能觉得我今天不需要你，我呆在房子里也没关系，这不影响我什么。对我来讲我没有目的性。就是说你的文字就是那一束光芒，你把那一束光芒散发出来，使命完成了。至于读者怎么去选择你，怎么去收藏你，怎么相守你那是读者的事情。作家的职责就是把那一份光辉散发出来，通过文字，他的使命完成。所以我们不要在写每一篇文字的时候，我们就假定一个读者群。你比如现在有好多作者就假定这样一个读者群，有些作家说他要把孩子们的目光吸引过来，有一部分说我是为中年妇女写作的，有一部分说我是为空巢家庭写作的，我觉得这样做对，这种战略和战术是对的，如果从商业策略来讲的话，而文学我觉得她是反商业的，它是神圣的，它是崇高的，所以我一直在讲，要带着神圣感去从事文学。所以我从来是不用书垫屁股坐的，因为我觉得文学本来就是神圣的。所以当你带着一种神圣感面对你的文字的时候，文字也很开心呀，你高看了它，所以你带着它们前行的时候，它们也乐意为你服务，它们会想：我遇到了一个好主人，我愿意让他焕发光彩，我愿意为他提供灵感，帮助他走向更远，因为他已经善待了我，这是常识嘛。一个老板如果对他的员工吹胡子瞪眼睛，把他作为一个奴隶或者一个敌人去面对的时候，他虽然表面为你服务，背地里还会拆你的台，这是肯定的。所以“爱”它是相互的嘛，所以当你带着神圣感去从事这份工作的时候，那神圣感会成全你。当你心里有个很大的愿望，要为世道人心，为苍生，为这个民族，为这个国家去做一些什么的时候，那你的境界就不一样了。所以你别小看古人常常讲的“国泰民安”这个成语，在过去的士大夫文人里面，他就是有这个愿望，希望国家昌盛平安，希望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不是作秀，他就觉得这是自己的一份职责，他就要铁肩担道义。请想想，当一个人把道义扛在肩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重量，什么样的感觉。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社会，铁肩已经不行了，要担起那个道义，需要铜肩钢肩才能担得动，不锈钢。
　　记者：他这种使命感这种责任感没有人给他赋予，他是本能的？
　　郭文斌：“天生我才必有用”，或者说他就是一种使命感，他就是为使命来的。古人讲“信解行证”，我们先得有这个“深信”，如果连“这个”都找不着，“那个”肯定发现不了。所以我说，你尽管去做，有一天肯定会到达的，但如果方向错了，你的速度越快越糟糕，离目的越来越远，慢点或许还好；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你已经开出一码你要再回头那不是更糟糕吗？我想经济和文化的关系，文化就是要给经济提供一个方向。如果方向错了呢？当地球不存在了，你设想一下，我们再有富可敌国的经济有什么意义？这就是说别说是早期，在民国晚年，我们拿着一麻袋的钱还买不到一粒米的时候，你想想钱还有什么用处，财富有什么用处？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打量“敬畏”这个词，现在我们面对自然，不少决策者，好多开发商心里可能没有这个概念，他只想着经济指标，他没有想到如果把地球比作一个人，我们已经快要抽干他的血，快要吃完他的肉，现在要敲骨吸髓了。所以按照一些大的科学家的预测，如果按照人类目前这个速度，按照凯恩斯的理论消费刺激生产这个理论发展下去，这个地球还能不能存在一百年都值得我门思考。我们的子孙后代怎么办？我们搬到月球去住吗？
　　记者：就您刚才提到的，只要你是个吉祥的人，就会如意。
　　郭文斌：对。就是说如果你是个吉祥的人，你就会天天获得如意。这是一个逻辑关系，我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语境下说的这句话呢？是一次演讲时学生给我递的条子，学生问怎么样才能获得好运气呀，我就借我的短篇《吉祥如意》的名字回答他。我说只要你是一个吉祥的人，就会天天获得如意，这是一个天然的关系，是一个必然的关系，这就像我们在历史中看到的，有人当年给孔子的父亲介绍了一个女孩子，一位姓颜的女孩子，颜父想都没想就把这门亲事答应下来，颜母很生气，女儿的终身大事，你面试都不面试一下就答应下来了。严父说孔门世代积善，他的孩子肯定没错。他的自信来自于哪里？他的逻辑是积善之家他的孩子肯定是没问题的，所以你看女儿嫁到孔家去就生了个圣人来。这是古人的逻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就是说家族也好，人也好，只要你是从善的人，或者说你是个善良的人，肯定是有好的结果的。这也就是孔子当年被人误认为恶棍被围，当对方要准备杀死他的时候，他的弟子都吓坏了，而孔子却说你们怕什么呢，如果上苍要注定让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在我手上断掉，那我今天就被他们杀掉了，如果上苍不想让中华民族的命脉在我手上断掉，他们怎么能杀掉我呢，这是很大的一种自信。所以五代时冯道说，但凡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就说我们尽管去做好事，前程肯定光明，甚至我们连生死都不需要考虑。什么叫好运气呢？好运气就是你去为别人着想为这个群体着想，好运气是奉爱的副产品。比如在电视系列片《大年》里面我讲过“祈福”，财富是从哪来的呢？好多人以为到庙里面去烧一炷高香，我今年就能发财。不是的。如果是这样的那庙里面的神也不值得我们尊重了。那么财富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还是一个词祖上有德，或者说是前世有德，就是说你的祖上，或者是你的前世如果没有在春天好好去播种，去耕耘，你要在秋天收获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中国人的逻辑其实很简单，我常常说的“瓜豆原理”，就是你去种瓜你就收获瓜，去种豆就收获豆。现代人的逻辑呢？就是我种豆还要收获瓜，不少人是一种投机逻辑，所以我一直在开玩笑，股票的逻辑就是一种投机逻辑，每一个人都想注入一元钱，赚得一百万，而财富的总量就是那一块，但每个人想拿一元变成一百万，不是投机逻辑是什么？所以美国要爆发次贷危机这是必然的，是迟早的事情，是不奇怪的，它是这个逻辑之树接出来的必然恶果。
　　记者：原本财富就这么多，它不会因为你竞争的技术而使你原本的东西扩增，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竞争的越快，消耗的越快，你暴露出来的塌陷也越快。
　　郭文斌：对。当年孟子谒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将有什么有利于我的国家吗？孟子回答道：大王，您为什么定要言利呢？只有仁义就够了。大王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封邑？士人平民说怎样有利于我自身？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那国家就危险了。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这些大夫拥有千辆兵车；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这些大夫拥有百辆兵车，不算是不多了，如果轻义而重利，他们不夺取（国君的地位和利益）是绝对不会满足的。没有讲仁的人会遗弃自己父母的，没有行义的人会不顾自己君主的。大王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何必谈利呢？
　　你看孟子已经意识到当上下交征利的时候，就是国家要灭亡的时候了，因为争利的结果是什么呢，公义的丧失。现代社会是一个“三争”的社会：竞争、斗争、战争，它是一种递进关系，那么战争的结果呢，毁灭。而中国古老的逻辑讲“和”，你看“和”，人人有饭吃。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谐”呢，人人有话说。你再看那个“合”，一人一口，有锅大的一块是一人一口，有碗大的一块也是一人一口，不要全给你或者全给他，就是大同啊。所以你现在要打量当年的《共产党宣言》，他是对的他没错，共产，这其实是从中国古老的逻辑河流中流出的一种文化，所以这个东西是没错的，只不过我们在追求这个理想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条件不具备或者说还没达到那个程度，文化积累没达到那个程度，就没办法达到，就没办法看到我们当年所描绘的那一幅美景，但是它的方向是没错的，事实上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所有的智者给我们创造这一思想体系的时候，是殊途同归的，儒释道三家，它都在讲“一”，也都在讲“合”。
　　记者：能禁得起所有时间和各种各样的见证的时候，这么一个不变的东西，那么它你说它多美好，可能就是平衡。
　　郭文斌：你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关于对美的理解，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探讨过美。美它首先是和谐，这是美的通意，应该没错，比如黄金分割。但后来发现和谐强调的还是形式，后来追溯到善那个地方，比如我们读一些文学作品，当读到别人无私帮助你的时候，你的眼泪就下来了，你才发现打动你的是善，这就像你跟一个女孩子相处，刚开始你会觉得这个女孩子很漂亮，是漂亮打动了你，但是漂亮不善良，还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但是后来我发现读到善这儿的时候还是觉得不过瘾，那么到哪儿过瘾呢？你看我们在看《红楼梦》这些名典的时候，看到什么样的时候最能打动你呢？就是他给你指出归途的时候。这才发现真才是最美的。所以从和谐到善到真，觉得找到了。那么真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本源的东西，就是这个世界的由来，或者说生命的由来，它肯定是最美的，因为它是原点，善的原点也是真的原点，也是美的原点。所以发现美的旅程是这么一个递进的过程。由此，你就可以区分小作家大作家。大作家他占领的是原点，他给你的是从心灵原点流淌出的清泉，源头，他启迪的也是读者的原点。而小作家他只能摩擦你心的表皮，甚至连表皮都触不到，他可能会把你挠得痒痒的，但不解决问题，过完还是一样，是一种文学搔痒，他解决不了问题，浇花没有浇根。所以伟大的作家和小作家之间的区别就在这。他是在玩文字游戏，文字迷宫，他看上去在追求一种和谐，也是一种伪和谐，他连善那一层都没有达到，他怎么可能达到真那一层呢。所以他的文字注定不能传世，就像擦出那个火花他注定是短命的，注定要很快熄灭，它不是一个夜明珠，它不是金子，它没办法保存它的生命力。
　　记者：这种传世的作品，它本身的生命力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就是我们理解的这些东西不停地注入，把它延续下来。
　　郭文斌：对。绝对真理只有一个，而且它很简单。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的词就是爱，这就是真理，你说简单吗？那一本书每页都写一个大大的爱字不就行了吗，还为什么要这么多文学作品呢？这是因为爱随着时代的变化需要不同的载体，这就是文学，这就是为什么老子和孔子会诞生在中国，乔达摩悉达多要出生在印度，就是说他们是奔着特定的因缘去的，奔着他们特定的土壤去的，如果我们把他们看成是种子，他们是寻找属于他们的那一块土壤，但是他们的目的一致，不管是谁他都是为了演说那一个字：爱。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你说世界上有种族吗，没有种族，只有人，这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本不该存在战争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兄弟姐妹，都是一个母亲所生，我们共同的母亲就是造化，我们怎么能自相残杀？怎么能比赛着制造那些让我们一想就心惊肉跳的武器。所以说文化人应该向世界发出一种什么样的声音？是为强势民族去征服弱势民族提供一种文化支持？一个正直的文化人应该向这个世界发出正直的声音，那就是爱，没有区别的爱。所以释家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众生平等。这四个字里蕴涵着无尽的关怀和真理。所以你看这个世界现在弄得沸沸扬扬，硝烟弥漫，那么我想我们每一个发动战争的人，每一个为战争去游说的人，他根本就没有弄懂什么叫人，他把手放在心房称赞上帝，但他没懂上帝，他没搞懂上帝。当然这个世界也有一部分人可能需要你用一种强制的手段教育他，但是我觉得教育不等于消灭，所以孔子当年在大地上奔走，他想发动一个战争那太容易了，他的弟子太厉害了，那一个拉出去都可以组一个队伍，但他不干，他用什么办法呢，教化，教育；而释迦他提供的是更极端的一个方式，他连国王甚至都放弃，他要从皇宫里面逃跑，出去做一个苦行僧，他要用这样一个方式找到一种大爱、大自在、大幸福，他觉得权力解决不了问题，金钱解决不了问题，军队解决不了问题，解决不了人的烦恼，他要给人们寻找一种真正幸福的方式。如果世人从世俗社会找到了一朵幸福的浪花，那么释加则是让人们回到幸福的大海，永恒的快乐的大海。当人们体会到这种快乐的时候，就“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见云”了。世俗社会的那些小快小乐就没意思了。当他尝到这种大快乐的时候，世俗的角逐他就觉得没有兴趣了。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它是不是给你提供了一个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的方法论？只要人从欲望中寻找快乐他肯定就有斗争，这是必然的，因为欲望的目标是有限的，而欲望是无限的，要让有限的目标去满足无限的欲望，这最后只能是掠夺嘛，斗争嘛；　　如果这个世界上的目标比追求者多的时候，肯定斗争不会发生，这就是公理。所以你看这些圣哲提供的就是这种东西，包括中国的老子庄子，庄子你看人家请他去做宰相，他不愿意去啊，他要做一条河里面的活鱼。
　　记者：这又回到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了。
　　郭文斌：对，是价值取向的问题。无为。无为并不是过去我们在历史课本中学到的消极不做事，错，这样的教导是错误的教导，无为是什么意思呢？无为就是不要为欲望去做事，不要为感官去做事，无为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个词舍得。舍掉那种短暂的形而下的东西，而去证得永恒，这叫无为。这就像一个杯子，你要让它能有水装在里面你必须让它先空着，这叫无为，就是说把这一部分空间空出来，让灵魂得以滋养自在，他讲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现在提到老子就可怕，甚至有些做父母的都不敢让小孩去看老庄哲学认为那会让他们消极，那是他没读懂老庄，如果读懂他的人生态度会更积极。有些人甚至不敢给自己的小孩提禅宗提佛学，他认为那也是消极，其实也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大乘佛教是和儒家哲学一脉相成的，打个比方说就是我们常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如此，你才能成就，如果说你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没门，成就这一条路是走不通的，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一条道，就是为人民服务，它消极吗？当每一个学子带着一种为人民服务的心态去学习的时候，那种动力你想一想，还需要妈妈督促吗还需要老师督促吗？不需要了，肯定不会了，他就把学习变成一种快乐了。他们说我要充实自己我要勉励自己，他会把“苦其心志”作为一种快乐。为什么呢？“天将降大任与斯人也”。所以我们现在的教育是一个怪圈。老师一上台就要给学生讲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才能买到大房子，才能找到漂亮的媳妇，才能过好日子。这个教育的方向堪忧。
　　记者：说到教育是一个提外话就是我认为现在的教育最基本的缺失掉了，就是从信仰的角度来讲，从孩子的第一天起他知道他要学，但是第一天你就应该告诉他要学什么。
　　郭文斌：还是那句话就是要回到常识，就是常识缺失掉了，我们现在给孩子提供的是些反常识，所以现在的教育，教育出来的孩子，他不懂得如何去表达自己的一份孝敬，不懂得如何去表达自己的一份师道尊严，包括对师道尊严的理解。
　　记者：怎么表达？
　　郭文斌：我一直在倡导回到常识。这两年我在一些学校建议推广《弟子规》。当初在我介绍《弟子规》时，一些老师觉得太简单了。其实我们小看了《弟子规》。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缺的恰恰就是这一环。你比如《弟子规》里面讲到“执虚器，如执盈；入虚室，如有人。”就是你端着一个空杯的时候要感觉端着一个满杯，你进入一个虚室的时候，要感觉满屋是人，这简单吗？太简单了。大家也许会说我们连端一个空杯都不懂吗？你小看我了吧？其实不然。为什么呢？恰恰是一个满杯我们懂得如何去端它，恰恰我们不知道如何端一个空杯子，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学问了。再说虚室，反正我是一个人嘛，我就什么事都可以做，许多放任就在这时发生了。所以古人讲君子慎独啊。现在我们的孩子就这一块缺下来了，不要说君子慎独，不独也做坏事，明目张胆地做坏事。故意把路灯打掉，把广告牌弄得千窗百孔，把公交车座踢翻，随地吐痰，等等。《弟子规》里面还讲“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责，须顺承”就是说父母叫你的时候你要赶快去啊，但是现在呢？宝宝宝宝妈妈叫了半天他理都不理你；更不要说“父母命，行勿懒”了；更不要说“父母责，需顺承”了；更不要说“父母病，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这一块我们缺得太严重了。所以《弟子规》里面有一句话“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当你身体受伤的时候你的父母会很担忧，很心疼，但是你的道德要是缺失了，父母的心更疼。所以你看如果他是一个孝子，他就肯定会好好学习，因为不好好学习就是不孝；如果他是一个孝子肯定会做个好官，要是做个贪官万人唾骂，或者弄不好锒铛入狱，父母多揪心呀，不孝啊。所以当孝这个问题解决之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是根本。我们太小看了孝，也太小看了《弟子规》。
　　记者：郭老师让我们回到《吉祥如意》你认为文中的五月、六月是你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基本常识？
　　郭文斌：是，也不是。五月和六月在这个小说里面出现他是打量这个世界的目光，或者是作者给读者打开这个世界的一个目光，它是借这两个小孩子没有被污染的眼睛，去看这个没有被污染的世界，那么没有被污染的眼睛里他看到的是什么东西？都是美好的，因为没有被污染所以是明珠散发出来的光芒，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规避掉这种成人的角度，用小孩子的眼睛去看因为它离原点最近，所以这种目光它是天然的，或者说他本来就是符合美学的一种目光，当然他看到的这个世界是值得作者去打量的，他的爷爷他的奶奶包括环境传递给他的本来就是真善美原则，或者说真善美大前提下的世界，他是一个超越性的，甚至我们有时候看完觉得非人间所有的这么一个世界，它是带有超越性的，它像世外桃源一样的美好，那山那物那村子，每个人不要说经历就是去阅读都会被陶醉的这么一种目光的指引，那是我们已经丢失的家，让我们跟着五月六月回家吧。
　　所以五月和六月他功德无量。
　　你还有什么问题？
　　记者：我觉得已经很饱满了。（记者：马小荔 宁夏电视台影视频道）

来源：黄河文学